夏志清教授逝世的消息傳來，我並不驚愕，只祝他一路好走，平平安安地到另一個世界，沒有痛苦。
夏公（我們學生輩的人都這樣稱呼他）名震遐邇，在華人文學世界，無人不曉，寫追悼文章的人士當然也不會少。但我知道夏公在天之靈是不喜歡歌功頌德式的應景文章的，所以只能從我個人近年來和夏公交往的經驗和感受講起。
記得最後一次去紐約拜訪夏公，已經是四五年的事了。當時因返美公幹，路經紐約，我妻李子玉建議去看夏公。我怕他年歲已高，不便打擾，但又覺機會難得，所以約好某日下午去看他。我們準時到達，開門的是夏公自己（師母王洞剛好到中國大陸旅遊），他一眼見到子玉，就冒出一個字：Natasha！我們一時呆住了，進得門來，他就滔滔不絕地和我大談俄國小說，原來指的就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女主人翁。
熟悉夏公待人接物的一貫作風的朋友都知道，他不管是新交或舊知，一見面就直言無忌｜｜ 也有人說這是夏公返老還童，「童言無忌」，對年輕女性甚至會「動手動腳」，我妻初見他時果然如此，但她並不介意，反而覺得這個老人很率直。作為學生輩的我在夏公面前一向靦覥，那一天也沒有例外，靦覥之餘只好以嚴肅誠懇的語氣向他求教。偏偏我自從讀研究院起就酷愛俄國思想史和俄國小說，於是很自然地和他攀談起來。夏公說他最近重讀俄國文學經典名著，覺得實在了不起，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小說｜｜ 包括中國小說｜｜ 可以比得上，如果勉強再作比較的話，他說只有Middlemarch（George Eliot）或可與托翁和杜翁（杜斯陀也夫斯基）相提並論。我自己招認還沒有讀過這本英國小說，夏公迫不及待地訓誡說：「趕快看！真是了不起！連Della（師母的英文名）在我的影響下都讀過了。」
我回港後立刻買了一本此書的紙面版，厚厚的一冊。可惜的是，至今還沒有得閒讀。倒是把《戰爭與和平》的新版英譯本讀了一遍，感受良深。
如何成為現代文學的主流
回味那一天和夏公的談話，終於了解他的看法。幾十年來夏公對文學的價值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能夠探索生命的意義和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也因此更能把人的善惡刻劃入微。這不但需要文學技巧，而且作家本人更需要勇氣。夏公認為，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比中國現代小說深刻多了，沒有人寫得過托爾斯泰和杜斯陀也夫斯基。「還有契訶夫！」我記得在夏公面前斗膽加了一句，他不置可否。
那麼魯迅呢？還有他推崇的張愛玲，她是否也有此深度？在此暫且不表，因為談夏公對這兩位作家的評價的人太多了，我不願囉嗦，先「缺席」不論。只想補充一點看法：夏公有一篇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名文，題曰「Obsession with China」，老友劉紹銘將之譯成「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有畫龍點睛之妙。研究或關心中國文學的朋友，都覺得夏公一語中的，把中國現代作家的特別情操點出來了，而中國小說有此特色，乃天經地道。我認為夏公的批評視野不止於此，他在文中雖然讚賞不少晚清和五四時期的作家，但也特別指出與現代西方不相似的地方：「中國愛國志士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現代西方文明所以追求的理想，但是，西洋文學的代表作品卻對西方文明的成就棄如敝屣，而着重描寫個人精神上的空虛，站在現代文學的立場，來攻擊現代社會。」（見夏公著：《愛情．社會．小說》，頁81）他引用的參考理論是當年美國名批評家屈林（Lionel Trilling）的一篇文章：〈論現代文學的特色〉（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如用當今的西方理論加以衍義，就是說西方現代作家對於「現代性」（Modernity）的失望和幻滅，而用文學手法來批評。中國現代作家批評的僅限於中國社會的陰暗面，這是一種歷史造成的局限，所以夏公在文中說：「假使他們（指中國作家）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把中國的困境，喻為現代人的病態，則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佔一席地位。」（頁83）
夏公這一段話，語重心長，也需要一種道德的勇氣，因為中國不少熱愛祖國人士會罵他沒有民族感情或政治偏見太深。多年來對於他的名著《現代中國小說史》的批評，也多從這個中國人的立場出發，而沒有正視他在書中大量引用作為比較的西方文學作品。
從「新批評」發現什麼
夏公畢竟是研究西方文學出身的，他在耶魯攻讀的是英國文學，師從當年「新批評」的幾位大師，他最推崇的一本小說理論書是英國F.R. Leavis的The Great Tradition，這位教授獨排眾議，把他自認為最重要的五位英國現代小說（Austin, Eliot, James, Conrad, Lawrence）一一列出，推到經典名著的地位。夏公採用同一種筆法，堅持他自己的文學標準。一九六一年夏公此書的英文原著初出版時，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幾乎人手一冊，我初讀過也覺得他不免有偏見之處，但無損其學術分析的精闢。經過半個世紀以後重讀，更感到這些政治偏見並不重要了。時過境遷，所有的文學作品之能夠傳世，都靠它們本身的文學價值。夏公所堅持的是一種文學的「世界觀」｜｜ 也就是說，把感時憂國的精神從寫實的狹意範圍提昇到人類全體的視野，所以夏公在文中說：表面看來，現代中國作家「同樣注視人的精神面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蘇聯作家（按：指的是寫《齊瓦哥醫生》的Pasternak）把國家的病態，擬為現代世界的病態。」（頁82）
當今的「後現代」世界的病態實在太多了，然而當代西方文學本身卻顯得有氣無力。我發現自己和夏公一樣，從重讀文學經典中求得精神上的救贖，「感時憂國」已經不夠用了。受到那一天和夏公一席談的感召，我非但讀了托翁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而且重讀當年影響我至巨的杜翁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又開始讀另一部更黑暗的《群鬼》（Demons，又名The Possessed），甚至約有心讀者開讀書班一起讀。
俄國小說是否屬於西方現代小說的一部分？夏公可能認為理所當然，因為當時歐洲的作家都看俄國小說（當然是譯本），反之亦然。我從英文譯本得到的感受是：即使讀的是英文，但托翁和杜翁的小說世界描寫的依然是道道地地的俄國，他們都是「感時憂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卻能在小說中把歐洲的文化價值納入他們的文學，並作批判，在「憂國」之餘，所探討的是整個現代文明的危機。這一個偉大傳統，在俄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政治掛帥「蘇聯文學」後又復蘇了，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真正斷過。《齊瓦哥醫生》先以手抄本在地下流行，後來才被偷運到意大利除英譯版，可惜譯文太差，最近又有新譯本，和托翁 、杜翁的經典一樣，歷久不衰。
珍惜日常生活的意義
在夏公影響之下，我已經放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家」的角色，逼自己進入「世界文學」的領域。這才發現，自己早該讀卻沒有時間讀的西方文學經典實在太多了，甚至連歐洲現代小說的始祖《唐吉訶德》也沒有讀過。夏公在耶魯作研究生，甚至在上海滬江大學念書的時代，已經和乃兄夏濟安教授｜｜ 我在台大的業師｜｜ 遍讀西方經典，在他們來往的書信中可見其端倪。我個人在學術上的路數｜｜ 特別是對於魯迅的研究｜｜ 較接近濟安師，可惜他英年早逝，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俄國文學。濟安師過世後，他的學生都自動轉到夏公門下。妙的是，每次和志清師見面，我們談的大多和中國文學無關，不是聊老電影（夏公對此如數家珍，特別喜歡劉別謙（Ernest Lubitsch）的作品），就是談西方文學。這一段文學因緣，令我銘記在心，至今難忘。
近年來，每到聖誕節子玉必會寫信問候，他也必回，他的回信中時時不忘祝福我們的婚姻，讓我終於領悟到那一天他突然叫出Natasha這個名字的背後深意：當時還以為他讚賞子玉看來天真年輕，有點像托翁名著中的女主角，但其實夏公在講他的讀書心得：托翁在小說中更關心的是人婚姻和家庭的意義，連一場拿破崙征俄的大戰，也終歸煙消雲散，反而不見得比Pierre和Natasha的婚姻和家庭幸福更持久。現在我也進入老年，更珍惜日常生活的意義，它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也是人性的一面，更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之一。托翁小說之所以耐讀，就在於此。但願夏公在天之靈聽到我這一番天真的「告解」之後，會哈哈大笑。
（原刊載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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