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高考制度是否是合理的，幾乎每年都會引發公眾討論。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認為高考固然有缺陷，但也不能自負地認為，可以創建「烏托邦」式的人才選拔機制。
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機制，高考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意義非凡。但現在的高考制度是否是合理的，幾乎每年在高考季節，都會引發公眾輿論討論。六月七日，專欄作家劉遠舉發表文章《越過高考烏托邦還很遙遠》，認為高考固然有缺陷，但也不能自負地認為，可以創建「烏托邦」式的人才選拔機制。劉遠舉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經濟之聲《財經名人堂》特約評論員，專欄作家。文章摘錄如下：
高考是整個中國教育的指揮棒。這個指揮棒雖然導向作用極強，但卻必須在一定的範圍內揮動，必須與教育體系的規定、觀念、價值觀大體上契合，最起碼，不能自相矛盾，一邊從守則中刪除未成年人見義勇為，而另一邊卻刺激、誘惑中學生的見義勇為行為。
1977年恢復高考，是很多人的命運轉折點，相比現在極其複雜的高考制度，這場被人們視為公平的改變命運的高考，卻相當簡單。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或地理；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第二年，考試制度更加簡單，由分省出題變為了全國統一出題。
時間過去接近40年，高考制度在不斷改革之中變得越來越複雜，各種加分、各種特招、各種自主考試。表面上看，這樣做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為了更全面地選拔德才皆備的人才，高考必須更加複雜。不過，越來越複雜的高考制度，卻令人們更加疑惑——人們反對奧數、文體特長生加分，本來是想要一個更公平的高考，結果，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更退一步，變為了現代意義上的「舉孝廉」。
如果這樣的改革是有問題的，那麼，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呢？
縱觀高考改革，橫貫其中的一個重要思路就是：高考本身是有局限的，不能全面體現一個人的才能，為了不遺漏人才，要對高考制度進行各種補充。在這個思路下，現在的高考制度把運動、美術、文藝、思想品德等等，都涵蓋在內，甚至在自主招生的幌子下，談吐、見識等等資本密集型的素質都被涵蓋在內。不過，遺憾的是，這種思路卻暗藏了一種對“選拔人才程序”的自負。
選拔人才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績、甚至才能本身，而是因為這些才能能在市場中服務於社會生產，經濟發展，文明進步。這也就是說，不管是考試分數本身，還是面試印象，乃至各種能夠表現出來的特長，只有最終在市場中才能真正發揮其價值，而當它們沒有真正進入市場，進入社會生產，僅僅表現於人才選拔程序中時，並無價值。選拔程序中的好成績，與最終在社會中發揮價值，只是一種大概率的因果關係，而非絕對。這也就是說，選拔制度，並不能完全地鑑別一個人的才能的最終價值。
如果高考代替社會生產、代替市場完全地鑑別一個人的才能，那麼，後續的工作分配，就是合乎邏輯的。實際上，當國家不包分配，畢業生面對市場的優勝劣汰時，人才資源的配置變得更加高效，也更加公平。
所以，包括高考在內的各種人才選拔制度，都只能是一種對市場、對社會生產的近似模仿。所謂讓全面體現、展現人的才能、品德的高考改革目標，本身就是不可企及的烏托邦，而這正是所有選拔制度的天然局限。
實際上，這種試圖打破這個局限，建立無所不包的考察人的方方面面的選拔制度的企圖，本身就是一種計劃經濟思維。這種思維認為，可以用高度的集體理性來衡量人、考察人、測度人、鑑別人，在一個選拔程序中，畢其功於一役。
更重要的是，當向著這個方向前進的時候，不但目的無法企及，於此同時，制度會變得越來越複雜。簡單明了的製度，更加透明、能夠建立起更加穩定的預期，而復雜的製度，不但會產生一批制度的闡釋者，而且，還會變得更易尋租，從而失掉了公平。
比如，自主招生面試時，何謂好，何謂劣，那些參與面試的教授就是製度的闡釋者，分數之法治，變為了教授之人治。同樣的，當思想品德進入高考的時候，分數之法治同樣變為了相關學校、政府關鍵人物之人治。
高考是選拔人才的考試，依據高考成績，國家對才能進行文憑認證、並對才能發放國家的補貼，那麼，公平性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且，當失去了公平性時，高考這個人才選拔制度，也一併喪失了最初的效率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目前高考的方向，既是反市場的，又是反公平的，既沒有了效率，也缺失了公平。
除了任何選拔制度都天然存在的局限外，在現實社會中，受教育部門、學校清廉程度、人們依賴人際關係網的程度等各種因素的影響，選拔制度的實際範圍，比理論上的天然局限更小。而這個實際範圍，正是由對效率的追求與公平的訴求所共同決定的高考制度的邊界所在。
所以，在進行涉及高考，乃至國家人才選拔制度的改革時，必須對人才選拔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所認識，明白無法去建立一個能夠體現、考察出人的一切才能的製度，如果自負地不斷打破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人才選拔制度的效率與公平性邊界，盲目朝著全面衡量人這個不可企及的目標前進，其代價必然是犧牲掉選拔制度的公平性，同時，離“全面衡量人”這個烏托邦更加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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