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左派足球的誘惑

左派足球充斥工人、黑人、窮人、甚至是瞎子和殘疾人，卻打出自由奔放、別具一格的足球，他們由”靈感」引導，即興表演。他們挑戰歐洲學院派的足球，常常爆出大冷門。

如果足球也能打上政治標籤，那麼拉美足球無疑具有左派色彩。

在他們眼中，歐洲足球是學院派的產物，講戰術，講規範，每一個動作都是標準化的。踢球的孩子從小被送進俱樂部進行訓練，足球被拆分為跑動、短傳、長傳、對抗、射門等動作。整個運動就是一個福特主義的生產線。

但在拉美，足球往往是底層人的運動，很多球星之前都是在街頭踢野球的孩子，他們沒這麼多條條框框，在場上更多即興發揮，引導他們的是靈感。當年糖果盒體育場的球迷歡呼著馬拉多納的歸來：「他代表著工人階級。」因此，拉美足球似乎更有「人民屬性」。

雖然左派足球至今沒有明確定義，但在一些足球評論員看來，那種自由奔放、別具一格的足球，那些由「體制外」球員引領的秀麗足球，就是左派足球。無疑，由巴爾德拉馬、伊基塔、林孔等人組成的哥倫比亞隊，由馬拉多納、布魯查加等人組成的阿根廷隊，由貝利、加林查、迪迪等人組成的巴西隊，甚至克魯伊夫領銜的荷蘭隊，都是左派足球。

但在拉美左派的代表人物、烏拉圭人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眼中，最值得稱道的1930年（第一屆世界盃）奪冠的烏拉圭隊，踢的才是最純粹的足球。當時的烏拉圭球星安德拉德，就像一個從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中蹦出來的人物——他曾經是一個黑奴，為獲得自由而踢球，從工地中成名，進而代表國家隊上場。「他在場上帶球、破門，對手根本碰不到他。」加萊亞諾說。這位黑人球員在一次衝撞中眼球受損，視力幾乎完全喪失，即使這樣還是踢了幾年球，就像武俠小說中的「盲劍客」。另一位大將卡斯特羅更神，居然只有一隻手臂，號稱「獨臂將軍」，他打進了當屆世界盃烏拉圭隊的第一球以及最後一球。

黑人、窮人、盲人、殘疾人，這是足球在歷史中的第一聲吶喊。這就是底層者的勝利，這是庶民的勝利。這支烏拉圭隊，就是人民的球隊。

1950年，烏拉圭隊在偉大隊長巴雷拉的帶領下又獲得了一次冠軍，還是在巴西的主場上獲得的。這次壯舉被稱作「一支球隊擊敗了一個國家」。烏拉圭人的足球帶有鮮明的個性和節奏感，與其說是鬥士，不如說是舞者。

後來20年，烏拉圭足球一直按著固有的節奏發展著，就像他們獨特的音樂「埃斯蒂洛」，一曲我行我素的「十行詩」。可這段時間，足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陣型經歷了匈牙利的WM、英格蘭的442、荷蘭的全攻全守及德國自由人戰術的演變，而烏拉圭依然孤芳自賞，活在回憶裡，邁著傳統的舞步，天然帶著對現代化的抗拒。1973年，烏拉圭發生軍事政變，軍政府上台，廢除了憲法，以加萊亞諾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掀開了烏拉圭歷史中最黑暗的一章。烏拉圭隊則在世界盃舞台上淪陷——在1978、1982兩屆世界盃上，居然外圍賽即出局！

但是，關鍵時刻推動烏拉圭歷史的，還是足球。1983年11月5日，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這一天烏拉圭獲得了美洲盃的冠軍，7萬人走上蒙得維的亞的街頭慶祝。後來，這次慶祝演變為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掀起了民主化的序幕。烏拉圭民眾高舉這奪冠球星的海報——恩佐‧弗朗西斯科利（對，就是齊達內的偶像），這就是他的綽號「烏拉圭王子」的來頭。終於，軍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下，宣佈還政於民。在反獨裁的底層抗爭中，足球扮演了關鍵角色，就像帶領他們走向勝利的女神。自然，烏拉圭足球成為民眾的寵兒。
「在人口只有300萬的拉美小國烏拉圭，足球就是一切。每次國家隊的比賽，無論對陣哪一支球隊，整個國家都會屏住呼吸，政治家、歌手和街頭的小商販們閉上了嘴巴，情人也停止了愛撫，就連蒼蠅都不能夠再飛行，都要停止飛行。」

但是，命運最愛開玩笑。烏拉圭足球來到世界盃的大舞台，便顯得與現代足球格格不入。1986年世界盃上，烏拉圭有球員開場第一分鐘就被罰下。「足球垃圾」——這是歐洲媒體對烏拉圭隊的刻薄形容。歐洲人不懂欣賞烏拉圭人的血性與瘋狂，認為它是骯髒、醜陋，就像百年前歐美殖民者對拉美土著人的看法一樣。

烏拉圭足球就像一瓶烈酒，帶著狂傲、怒火、野性、不羈。甚至有點暴力美學的形態。面對整齊劃一、訓練有素的丹麥人，他們如殺向洋槍隊的印第安武士，慘敗而歸。歐洲人嘲笑他們，多麼蹩腳的球隊！烏拉圭人怎麼都想不到，自己無比迷戀的球隊，有弗朗西斯科利、豐塞卡、魯本‧索薩等球星的球隊，在歐洲人眼中竟是「足球垃圾」。

要知道，這支球隊是真正的拉美霸主——不僅兩奪世界盃，更是15次奪得美洲盃。其足球底蘊，遠勝英、法、西等國。這樣的成績，誰也沒資格將烏拉圭足球稱為「垃圾」。

羅密歐，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烏拉圭商人說，「有十多年來，烏拉圭人對這種稱號耿耿於懷。他們不歡迎我們的足球風格，因為我們代表人民。」

打個比方吧，烏拉圭球員堅持帶球過人，因為在拉美人看來，這種舉動意味著膽識、勇敢，是以少勝多的英雄主義號角。但在歐洲的整體戰術中，帶球過人的烏拉圭人很快陷入了集體防守中，數次過人都無功而返，都成為了歐洲人反擊的機會。「歐洲球員很少過人，他們的戰術就是到底線傳中。」羅密歐說。

在南美賽場上，常有單騎闖關的好戲，但在世界盃上，阿根廷球王馬拉多納的表演就成了絕唱。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是拉美最著名的老左派，也是一位反體制主義者。他以拉美土著人的視角，不僅反抗殖民主義，還反抗主流的西方價值觀，就連自由主義的鼻祖、英國哲學家洛克，也在他的抨擊之列。「約翰‧洛克，用他的積蓄投資了皇家非洲公司的大宗股票……這家屬於英國王室和『勤奮、理智的人』的公司，主營業務是在非洲抓奴隸然後賣往美洲。」言下之意，就連倡導自由的大知識分子都對販賣奴隸熟視無睹，何況是尋常百姓了。

除了洛克，加萊亞諾還向伏爾泰、盧梭、斯密等西方哲人開炮。因為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地侮辱過拉丁美洲土著人的愚蠢和骯髒，同時放任殖民者的屠殺行為而不加以抨擊與指責。他在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提道，「血液就這樣通過所有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發達國家過去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不發達國家也就因此變得更不發達」。這本書被譽為拉美的「聖經」。2009年，委內瑞拉總統更是將此書送給了奧巴馬，毫無疑問，加萊亞諾反西方、反殖民、反全球化的觀點得到拉美人的廣泛認可。

放在足球世界也一樣。在主流視角之下，烏拉圭人遭到更多的歧視。弗朗西斯科利是烏拉圭的王子，卻在法甲、意甲頻遭放逐；雷科巴被視為烏拉圭的珍寶，卻在歐洲賽場上爭議不斷。是因為他們不願向全球化妥協？烏拉圭的天才們，吟唱著「埃斯蒂洛」，繼續著自己的舞步。

如今，打開電視，不難發現足球越來越商業化。仔細觀察厄齊爾、梅西、奧斯卡等球星，都穿上了阿迪達斯的battle pack球鞋，或者彪馬的雙色球鞋。正如批評者指出的，「每個球員都是一個移動廣告牌。」世界盃就是全球商業化的結果，一次大型的體育用品展示會。商業利益合謀，已經劫持了體育。耐克、阿迪達斯、可口可樂等商業巨頭，已經可以影響主教練的排兵佈陣。一個球星狀態再不好，主教練也不能將其棄用，因為他背後往往有上千萬的商業合同……40年前，一個叫阿拉維熱的人當上了國際足協主席，他說了一句經典的話：「我們現在將要出售一個產品——足球。」如今他做到了。

足球已經是一組商業遊戲。有錢的球員相當有錢，而貧窮的球員則遭到無情淘汰。這不就是加萊亞諾所說的「體制」嗎？「當這項運動變成一份產業時，綻放在玩耍樂趣之上的足球美麗之花便被連根拔起……在這裡，找不到足球的靈感、創意、旋律，剩下的就像機械化工業的佈置。」

以歐洲五大聯賽為核心展開的商業利益網絡，將優秀球員一網打盡。每個球員都必須遵守這套遊戲規則——一年打六十多場比賽，除聯賽、杯賽的競爭外，還必須參與最激烈的歐洲冠軍杯。這個世界盃，就是這一個大蛋糕上的櫻桃罷了。「商業足球就是人販子，派廣大的球探物色有天賦的兒童，然而將他們當做奴隸販賣。」意大利前球員保羅‧迪卡尼奧這番話，雖然有點偏激，但令人深思。■

2010年，烏拉圭隊獲得了世界盃殿軍，似乎宣佈著這支傳統勁旅的回歸。烏拉圭民眾歡騰著，但幸福的同時難免失落。有媒體質疑：這支球隊與歐洲球隊有什麼不同？

這支球隊，從教練到球員，幾乎都經歷了歐洲聯賽的洗禮。他們不再是蒙得維的亞街頭的足球少年，不是安德拉德、卡斯特羅的搖滾英雄，而是歐洲球星生產線的產物。

兩天前，在巴西的土地上，烏拉圭隊輸給了弱旅哥斯達黎加隊。年薪1000萬歐元的卡瓦尼帶隊上場廝殺，無功而返。卡瓦尼有著典型的印第安人長相，紅色的皮膚，錐子臉，狂野的長發，頭上若再戴幾根羽毛就可以演西部片。他體內應該流淌著南半球的血液。但他始終認為自己的老家在意大利。卡瓦尼一再向那不勒斯的記者宣稱，他的爺爺出生在意大利，因此他有意大利血統。他的足球意識無疑是現代的，他的自我認同卻是去拉美化的，這是他不同於雷科巴、索薩等前輩，迅速贏得亞平寧人好感的原因。

另外一位超級巨星因傷坐在替補席上，他就是蘇亞雷斯。他同樣是廣告商的寵兒，是歐洲賽場上最有號召力的前鋒之一。在轉會市場上，他的身價甚至超過了卡瓦尼。

烏拉圭隊已經不再是左派足球的代表，不是由工人、平民組成，而是一支億萬富翁組成的球隊。與4年前的烏拉圭相比，這支球隊更加貴族化。烏拉圭隊的足球之魂已經失去。

看看他們的對手，哥斯達黎加，這個對手更像50年前的他們。大部分球員效力於國內的小球隊，他們的身價之和，或許還不及蘇亞雷斯的十分之一，但他們自由地吟唱，有自己濃郁的風格，像加勒比海燦爛的陽光。

只有在足球版圖的邊緣地帶，才有平民足球，才有純樂之花。烏拉圭最後還是向全球化屈服，但在這個地球上，依然有些地方，左派足球倔強地存在，展現著獨特的個性，比如哥斯達黎加，比如洪都拉斯，比如加納……然而，在足球全球化的時代裡，他們注定是配角。

＊作者為電視評論員馬立明（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