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魔幻足球傳奇

巴西6月23日大勝非洲雄獅喀麥隆，盡顯強大實力，問鼎本屆世界盃的冠軍。 它那魔幻式的足球風格，背後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傳奇，以及多少在痛苦中尋找快樂的節奏，將歷史上的歐洲人體育，轉化成一種帶有魔幻性格的美麗運動。

許多球迷期盼2014年在巴西的這一個月，將會是一場華麗的足球盛宴，充滿著森巴女郎、嘉年華會與沙灘美景。這裡是「足球王國」，一個全民熱愛足球的國度，「美麗運動」（jogo bonito）與無數偉大球星的誕生地。

巴西社會學家弗雷雷（Gilberto Freyre）於1959年寫道：「巴西人踢足球時有如在跳舞……他們想把所有活動化約為舞蹈。」許多人透過足球認識巴西隨興、滿足、愜意與遊戲 般的生活哲學，也成為巴西足球的刻板印象，而這主要是30、40年代打下的基礎。巴西在早期的國際足壇吹起一股清新、異國色彩的球風，也因此揚威國際。

1970 年的巴西國家隊時常被認為是世界盃歷史上最強的一支國家隊，如果先前的巴西隊是一支爵士樂團，1970年這支爵士樂團則囊括了即興演出天分無與倫比的樂手。由著名後衛阿爾貝托（Carlos Alberto）領軍，被稱為「5個10號」的比利、李維利諾（Rivelino）、雅伊爾津紐（Jairzinho）、托士圖（Tostão）與格爾森 （Gérson）也在陣中。他們以靈活的4-2-3-1陣型出擊，極致的創造力更新了人們對足球風格的既有想像，巴西隊也攀上了全球足壇的頂峰。

但一切的足球榮譽，都要面對社會上的痛苦。當數以萬計的記者在今年6月中旬湧入巴西時，等待他們的將是尚未竣工的場館、機場、道路與其他基礎建設、斷斷續續的網路、以及怒吼著「Nao Vai Ter Copa」（There Will Be No World Cup）的抗議民眾。

巴西政府為世界盃維安部署，動用10億美元預算，但維安人員的主要任務不是保護外國遊客，而是為了鎮壓國內抗議聲浪。超過17萬名的維安部隊中，包括一組 40人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反恐」單位，加上以色列用以追蹤巴勒斯坦的無人機，以及阿富汗戰場美軍使用過的拆彈機器人。由此看來，巴西的世界盃願景似乎與國際足球總會（FIFA）高呼的「足球團結人心」口號出入甚大。

多數巴西人確實熱愛足球，但喜愛足球運動與痛恨世界盃兩者並不矛盾。事實上，無論是作為貧民的救贖、社會融合的途徑、政治運作的工具、國際形象塑造的重要 元素，巴西亮麗的足球史一直都與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情況緊密結合，而現今在街頭抗議的巴西年輕民眾，正在試圖改寫巴西過去呈現給世界的那種以足球、美女 與森巴嘉年華組成的簡單形象。

英國基因 亮麗演化

據蘇格蘭足球博物館指出，蘇格蘭移民多諾霍（Thomas Donohoe）是首先把足球帶入巴西的人，比一般公認的巴西足球之父米勒（Charles Miller）還早了6個月。染料專家多諾霍在1893年前往巴西，在今日里約熱內盧境內的一間紡織工廠工作。他發現這個國家還沒有足球俱樂部後，從英國帶回一顆足球、一個打氣筒與幾雙足球靴，並在1894年4月組成巴西第一支足球隊。

米勒是蘇格蘭移民之子，父親在聖保羅當鐵路工人，並在1884年將10歲的米勒送回英國南安普敦接受教育。米勒很快就在英國學會足球這種風行的學校運動，並成為一名極具天分的球員。1894年他回到巴西時，也帶回2顆足球與一本足球規則書。幾年之後，米勒協助成立了巴西最早的足球聯盟。

因此，最早進入巴西的是英國那種嚴謹、有紀律的球風，此時的球會球員也幾乎全是歐洲移民菁英的子弟，腳下展現歐洲的古典風格。但隨著歐洲在南美洲的影響力日漸減弱，巴西足球也開始「民主化」，真正成為人民的運動。工人階級的球會一一組成，足球進入巴西既有的社會結構，逐漸形塑出更為流暢、華麗的風格。這項運 動的茁壯，也在1914年催生了巴西足球協會（CBF）。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早期的球會是以民族為基礎。踢球不僅是為了獲勝，也是要為祖國驕傲發聲。隨後當巴西人在國家代表隊上尋求團結時，這樣的情結與社會功能也會一再地表露出來。

森巴軍團征戰世界盃

1930年的烏拉圭世界盃，巴西隊在第一輪就被淘汰，但中鋒普雷吉尼奥（Preguinho）以不屈不撓的優雅球技風靡了全場觀眾。他踢進對南斯拉夫一戰的唯一進 球，更為擊退玻利維亞貢獻2分。巴西第一位世界盃球星於焉誕生。這次世界盃露面，也向觀眾展示了南美洲的自由炫技球風，不同於傳統重視方法、紀律的歐洲球 風。

1950年，巴西主辦世界盃，國家隊卻在全球最大足球場馬拉卡納（Maracana）以1-2落敗，眼看著冠軍獎盃被烏拉圭抱走。這場敗戰被巴西劇作家羅德里茲（Nelson Rodriguez）比喻為「我們的廣島」，對民眾的心理打擊有如一場全國性的慘劇。

較不為人知的是，巴西隊在這次慘痛的經驗後，認知到完善準備與創新戰術是致勝要素。即便許多人認為巴西崇尚「天然」的踢法，這種「天然」卻不是得來全不費工 夫。巴西隊有計畫地鍛鍊體能，1958年，政府幾乎竭盡所能，試圖提高國家隊獲勝的機會：所有球員必須在一流醫院接受仔細的健康檢查，超過300顆齲齒被 拔掉；在調查了25個訓練地點後，才選定一個最佳基地；甚至要求旅館裡所有的服務生都要換成男性。

巴西隊不負眾望，在年輕的比利（Pele）與「小鳥」加林查（Garrincha）帶領下，巴西採用獨特的4-2-4陣型，攻守俱佳，在瑞典拿下隊史上第一 座世界盃冠軍。義大利記者馬佐尼（Thomaz Mazzoni）如此形容：「表現傑出的英格蘭足球隊像是一支交響樂團；表現傑出的巴西足球隊則是一支火花四射的爵士樂團。」

4年後，巴西隊再度背負眾人期望前往智利。縱然在2-0踢贏墨西哥一戰中，比利負傷離陣，巴西隊依然奮起，擊敗西班牙、英格蘭與智利，挺進決賽。捷克率先攻下1分，「森巴軍團」則陸續回敬3分，最後以3-1衛冕世界盃冠軍。

1958及1962年連續兩次的世界盃冠軍非常重要。除了盛大的慶祝遊行、總統致詞與洪流般的紀念品之外，這些榮譽時刻留下了更重要的遺產。巴西隊不僅是獲勝，更是以「巴西的風格」獲勝，向世界證明巴西是一個了不起的足球國度，巴西的足球風格也開始為國際熟知。

在英格蘭唯一一次稱王的1966年，巴西隊未能突破小組賽，但風光地在1970年重回榮耀。

在巴西國家隊享譽國際之時，巴西國內卻是政治混亂、經濟動盪。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的長期統治結束後，1960年的巴西總統選舉可以說是史上競爭最激烈的選舉之一。保守黨「國家民主聯盟」（UDN）領袖奎德羅斯 （Jânio Quadros）的勝選，是巴西由共產主義向保守主義移動的革命性一步，但這一步並未獲得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在國會的抵制下，奎德羅斯試圖透過行政命令與 其他影響力實現他的政策承諾，但也因此失去許多支持者。奎德羅斯希望淡化與美國的連結，也積極與蘇聯及古巴建立外交關係，但最後仍在就職近7個月後黯然辭 職，表示反對力量使他無法成為稱職的總統。

副總統古拉特（João Goulart）接任總統，但他的左派傾向與內閣中的軍方勢力也引起爭議。在政治混亂中，巴西經濟也搖搖欲墜，陷入嚴重通貨膨脹、國民生產毛額下滑與生活支出飆升等困境。1964年軍方發動政變推翻古拉特時，政府拚命印鈔票，導致通貨膨脹率超過100%。古拉特出國流亡，此後則是長達20年的軍事統治。

自1969年起，梅迪西（Emílio Médici）領導的軍事政府實行集權統治，壓迫反對聲音，但巴西經濟出現顯著的成長。在這種分裂的氛圍中，表達對國家支持唯一合法、適當的目標，就是表現傑出的足球代表隊。這支隊伍肩負著人民突破政治枷鎖的渴望，提供巴西人民慶祝與驕傲的理由。藉由獲勝，巴西向世界證明，他們有一項榮譽可以被世界認同。

巴西導演漢巴格（Cao Hamburger）2006年的劇情片《獨自在家》（The Year My Parents Went on Vacation）風格優雅，將一個受到政治壓迫的異議家庭在1970年世界盃期間的離散，與巴西隊最終攀上冠軍頂峰的過程穿插起來，對比當時充滿壓抑的政經環境與足球帶給人們的喜悅與出口。

足球隊帶來國家認同

作為全球面積與人口第5大的國家，巴西對全世界的文化影響力並不成正比。巴西的菜餚、建築、音樂、文學、電影與其他視覺藝術，在全球文化版圖上的地位都應該可以更加強大。然而，沒有任何一個巴西人得過諾貝爾獎，只有足球是他們的國際驕傲。

曾專書論述巴西足球文化的英國記者貝洛斯（Alex Bellos）認為，足球對巴西的重要性部分來自於這個國家缺乏其他正面的象徵。而無獨有偶，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南美洲國家都把足球視為建構國家形象的重要元素，足球風格可以成為國家特質的一種縮影。

要團結像巴西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種族多元的國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巴西國家代表隊幾乎是全巴西人唯一共同支持的事物，於是成為政府尋求國家統一形象的管 道，這也是政府何以願意對世界盃投入大筆投資的原因之一。正如巴西前國家隊教練佩雷拉（Carlos Alberto Parreira）所言，「國家代表隊是國家認同的象徵，也是凝聚整個國家的唯一時機。」

風格演進 信仰不變

1994與2002年，巴西兩度奪下世界盃冠軍，但不若20餘年前的炫目風格，重新建立的實用球風顯得嚴謹許多，甚至比利也批評過這種基本哲學的轉移。過去30年 來，壓迫性的球風在歐洲日漸盛行，單一球員控球的時間也被壓縮，巴西球員因而發現，過去那種個人化、即興式的踢球風格很難延續。

70年代中期，巴西球員開始適應歐洲的風格。像席爾巴（Gilberto Silva）這樣體格強健的中場球員越來越常見，並採取了更具結構性的防守組織。這種轉變也許使得巴西隊不像過去那樣浪漫，卻能使他們保持高度的競爭力，並與歐洲傳統強隊在體格上一較高下。

當然，歐洲對巴西的影響也不是單向的。越來越多有才華的年輕球員前往歐洲與其他大陸踢球，促成了足球的全球化現象。尤其像是巴塞隆納（Barcelona） 與兵工廠（Arsenal）這樣廣招好手的大隊，風格在過去20年來也變得更加靈活、繁複，巴西球員可說貢獻不少。但這種人才外流對本地球會生態的影響， 也引起國內部分人士的擔憂。

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巴西如何能夠持續產出這麼多足球好手？除了足球在巴西的文化、政治與社會脈絡中扮演特殊角色以外，在許多收入不豐的家庭，進入職業足球界是年輕孩子脫身貧困的重要期望。

記者卡瓦爾康蒂（Lito Cavalcanti）便曾指出，「對某些人來說，足球不只是一項運動，更是生活的救贖。」許多偉大的球員都出身貧民窟，只有體能及運動技巧可以幫助他們擺脫街頭毒販的控制，而足球是巴西人唯一重視的運動。卡瓦爾康蒂表示：「是什麼讓他們成為偉大的球員？因為他們不得不如此。這是他們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大 的動力。」

無論有意無意，巴西社會環境成為優秀足球員的生產線。許多孩子在街頭學會強悍多變的足球技巧，是學校裡學不到的。在聖保羅（Sao Paulo）的足球博物館裡，甚至有一場展覽專門展出各種替代足球：洋娃娃的頭、捆起的襪子、膠布纏繞的圓球，似乎任何可以踢的圓形物體，他們都會送到腳 下。

許多家庭也願意給孩子更好的練球機會與環境。巴拉那（Paraná）的一個家庭在足球靴與訓練課程上投資的錢，比孩子上學的花費還多。另一個擁有9個孩子的 家庭擠在一間只有2間臥房的屋子裡，每年會淹水3至4次，但父母決定搬到這裡，「因為這樣孩子們才有踢足球的場地。」有些孩子甚至輟學以專心練球。

然而，能靠足球翻身的機率就像中樂透一樣渺茫。在巴西約1330萬名足球員中，只有210萬人是職業球員。除了最頂尖的菁英可以領到天價般的薪酬，高達 82%的球員只能領到最低薪資，大約是每個月724里奧（約新台幣9500元）。許多職業球員不得不兼職以負擔家計。但也有家長表示，成為足球員不只是為 了一份薪水，也是為了離開街頭、藥物與暴力，開啟更好的生活。

與美國及歐洲不同，巴西的運動員並不經過學校體系，而是直接加入球會接受培養，且年齡越來越輕。巴西知名球會帕梅拉斯（Palmeiras）過去只收15歲 以上的孩子，但現在最小的球員僅有8歲。不同年齡層數千名參加俱樂部短期測試的年輕孩童中，約只有25至30個能夠被選入球會接受訓練、獲得食宿。若他們 表現良好，將可以代表帕梅拉斯出賽，或是被賣到其他球會。近年來，著名球星的高額薪資、頻繁媒體曝光與高知名度等利多，也吸引了中產階級與富商家庭的孩子投身職業足球員之路，使得訓練與招募過程變得更加專業化。

即使不能成為職業球員，足球運動依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紓解生活壓力。在海西腓（Recife）經營一間足球學校的達席爾瓦便表示，足球是唯一能讓孩子遠離毒 品的東西，「我希望他們能盡量踢球，沒時間想到毒品。」曾發生多次暴動造成多人死亡的科拉多（Curado）監獄是巴西環境最糟的監獄之一，囚犯也會上運 動場踢球。一名犯人表示，他們願意踢上一整天，因為「這是一個忘卻所有問題的途徑。」犯人與獄警都相信，如果沒有足球，暴力行為還會更加激烈。

足球情感 掩蓋不住社會問題

貧民窟、監獄與許多街頭的足球場中，都持續進行著這樣凝聚人心、忘卻煩惱、追求夢想的球賽，不遠處的豪華場館也不例外，但這一次許多巴西人決定不再忽略國家正發生更大的問題。自2013年夏天的洲際國家盃（Confederations Cup）以來，示威活動從抵制大眾運輸費用調漲開始，一路延燒至政府腐敗、警察施暴等更大議題。

這些抗議的主要目標是政府在世界盃投注的鉅額花費，以及對弱勢族群的不公對待。一個月內，64場賽事將在12個城市中舉行。建造與整修場館共約花了36億美 元，其中幾個新建的場館在世界盃以後可能沒有太多運用機會，例如沒有任何一支一級或二級球隊、足球文化也不興盛的馬瑙斯（Manaus）新建的「亞馬遜體 育場」（Arena da Amazonia）。為了建造場館、道路與其他設施，政府遷走當地數十萬貧民，其中許多人被趕到遠處市郊。

再加上基礎建設所花的70億美元，每一場巴西世界盃賽事的平均花費高達6200萬美元。一開始，巴西官員聲稱不會挪用公共建設預算，但現在場館可能已從公共計劃中鯨吞29億美元。抗議民眾指出，針對弱勢與工人階級的社會福利計畫被削減，城市居住權利與大眾交通設施的改善被忽視，體育部長卻得到一張任意填寫金額的空白支票，全力取悅觀光客與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決策儼然是劫貧濟富。

曾獲世界盃冠軍的球星羅馬里奧（Romario）如今是國會議員，也出身貧民窟的他挺身而出，支持抗議民眾訴求。羅馬里奧說：「醫院裡沒有床，病人躺在地 上。學校無法提供學童午餐，也沒有空調，孩子在攝氏45度的高溫中上課。學校與各種建築物沒有無障礙空間。如果能少花30%的錢在場館上，我們就能改善這 些真正重要的問題。」

里約熱內盧維迪加（Vidigal）貧民窟的物理老師班托表示：「世界盃是外國訪客的，不是我們的，我不覺得這裡有任何一個人有票可以去看一場世界盃。」無論世界盃為巴西賺入多少錢，這些錢都不會流進貧民窟居民的口袋裡，即便正是這些貧民窟，養出了球王比利、羅納度（Ronaldo）與本屆最受矚目球星內馬爾（Neymar）。

即使巴西隊在球場上表現傑出，數以百萬計的巴西弱勢族群仍在街頭戰鬥，且他們獲勝的機率要低許多。來自海西腓的攝影記者里拉（Ana Lira）詳細記錄了聖保羅與里約熱內盧的貧民受到的不公平對待，「自從去年起，已經有27個人死於抗爭，超過300人受傷。其中有2名攝影師與1名記者，因為警方以橡膠子彈刻意攻擊眼部，不幸失明。」

巴西國會速速通過反恐新法，以應對這些抗議行動。新法賦予軍方額外權力，並中止關鍵的公民與憲法保障超過20年。現任總統羅賽芙（Dilma Rousseff）過去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成員，曾因政治壓迫而被捕，入獄2年。現今政府的舉動無疑揭開了巴西政治的舊傷。

曾派駐阿富汗與剛果等戰區的記者波查特（Yan Boechat）表示，過去街頭抗議的主要成員是無政府主義者與反資本主義者，「但我們現在看見了一波新的抗議者。他們是老師、警察、清潔人員、工會成 員，全都會在世界盃賽期間走上街頭，並認為這是捍衛自己權利的正當行動。」

這些抗議者大多很年輕，來自不同社經背景，決心不再隱身於政府與FIFA編織的美好景觀後方。他們要求的是政府為了世界盃而拒絕給予的基本權利：食物、教育、居住權、可維持生活的薪資。藉由社群媒體的整合，隨著賽期的逼近，抗議活動更為強烈，政府壓制的行動也更為猛烈。

一個月內，全球的記者都會湧入巴西，世界的焦點也會聚集在這些場館；抗議人士獲得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平台，得以發揮最大的音量。同時，他們也在逼迫世界認識這樣一個景象：足球、美女與森巴以外的真實巴西。

波查特認為，如果巴西在世界盃表現出色，人們可能會很開心，抗議活動或許不會太過激烈。但如果巴西落敗，就有大麻煩了。波查特說：「無論如何，都會有抗議活動，但如果巴西輸了，抗議會更加劇烈，暴力將無可避免。」

FIFA知道這一點，今年要競選連任的巴西總統也知道，巴西的第6座冠軍獎盃至關重要，遠遠超過了單純的榮譽問題。當跨國金融投資集團高盛（Goldman Sachs）也預測地主隊奪冠機率高達48.5%時，所有大型賽事背後都無法擺脫的複雜金融算計也特別明顯。

英國體育作者高布萊特（David Goldblatt）於是總結，足球場上或許會有勝利，但很難想像足球還能像過去那樣團結巴西人民的心，因為它已耗費了太多使巴西分裂的成本。

足球遺產 走向未來

在世界盃前實地走訪巴西古里提巴（Curitiba）的《衛報》（Guardian）記者發現，路上大部分的足球場都乏人問津。一個孩子對他說，現在已經沒人踢足球了。另一個人認為，世代已經轉換了，上一代喜歡踢足球，但他們的孩子沒興趣。即使電視、廣播裡依然隨時播著足球賽事，感覺像是隨時都有足球賽在此處進行。

前來里約熱內盧拍攝紀錄片的前曼聯球星坎通納（Eric Cantona）表示，「我來過馬拉卡納（球場），我也喜歡馬拉卡納。但現在它就像是（倫敦的）酋長球場（Emirates Stadium）或（巴黎的）法蘭西體育場（Stade de France）。

他們說，『這將是一場變革，我們要教導人們坐下。』但他們不想坐下，他們想要站著唱歌、跳舞。」坎通納說，那些想唱歌、跳舞的球迷不再負擔得起入場費，但正是這些球迷創造了巴西足球，也正是這些球迷的孩子會想要繼續踢球。坎通納認為，巴西或許正在失去往昔的某種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