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多家洋快餐的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出使用過期肉。麥當勞、肯德基等食品巨頭赫然在列,這並非他們首次遭逢食品安全危機,此次變質肉醜聞會否成為洋快餐的終結者,目前尚未可知,但必須要看到的是,洋快餐一到中國就「變壞」,責任不僅只在企業一方。
福喜出事,洋快餐「全軍覆沒」
公開資料顯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husi food)不是小作坊,是一家外國法人獨資企業,隸屬於世界上最大的肉類及蔬菜加工集團美國osi集團(osi group),在全球超過17個國家有業務。 osi集團分別在山東乳山,河北廊坊,昆明和上海開設了工廠,其亞太總部位於上海。
根據福喜官網,福喜已經向中國麥當勞供貨22年,向百勝、必勝客供貨6年。星巴克、吉野家、德克士、7-11、東方既白、星期五餐廳、美其樂、華萊士、達美樂等洋快餐品牌都是其重要合作對象。此外,福喜全球主要客戶還包括雀巢、卡夫食品、沃爾瑪、賽百味、墨西哥Chipotle連鎖餐廳;新戰略客戶有宜家、漢堡王、棒約翰、卡樂星等。
洋快餐「入華就變壞」再次被証實
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裡,麥當勞與肯德基在華經營中一直在與食品安全、禽流感的負面影響抗爭。 2012年,麥當勞在北京的一家餐廳被央視曝光存在衛生問題,包括更改甜品保質期、掉在地上的肉餅被再加工。 2012年底,百勝與麥當勞的供應商六和等被爆出把關不嚴,讓超限使用藥品的「食藥雞」進入供應鏈。 2013年,國內又爆發禽流感,快餐店的雞肉製品銷售受影響。百勝和麥當勞不得不花費更多精力,修復在華受損的形象。 2014年,兩家的經營情況剛剛明顯好轉,卻又陷入了上海福喜事件。
一直以來,外界對肯德基、麥當勞不斷爆發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都歸結為快速擴張,導致管理和供應鏈都難以跟上。但這很容易就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洋快餐在國外的管理標準都是很高的,但是進入中國後卻「水土不服」,管理水平下降了。言下之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洋快餐進入中國,就降到了中國同行的水準。
事實上,食品安全問題並非中國獨有。 2011年日本明治奶粉檢出放射性銫事件,2012年德國冷凍草莓諾如病毒污染事件,2012年韓國農心方便麵含苯並芘事件,2013年新西蘭奶粉含雙氰胺事件,2013年歐洲「掛牛頭賣馬肉」醜聞,英國「冰塊門」,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再次證明,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沒有一個國家能獨善其身,食品安全是全球化問題。
此事問題出在供應商,但洋快餐同樣罪不可恕
在上海電視台《七分之一》欄目「食品工廠的黑洞(下)」這一集一開始,就介紹了麥當勞和肯德基有派人檢查供應商,在檢查前工廠方面會通知生產線不能違規操作,如此即使作為餐飲企業的麥當勞、KFC又如何能檢查出問題?另外,據工人介紹「如果被K或者M發現有違規操作將會取消訂單」,9分30秒處另一位工人也介紹了「只有來檢查的時候才是正規生產」。客觀上說,這次事件,主要責任在於作為物料供應商的福喜公司本身,但同樣暴露出百勝,麥當勞這些公司對供應商質量管理的失控。
在華違法成本低廉讓洋快餐更容易「變壞」
而如果更進一步追問,這樣的「失控」究竟是無法避免還是有意「放水」?雖然現在還不能下最後判斷,但一個不可否認的商業規律是:法律在利潤面前,並非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尤其當違法成本很低的時候。這一點在全球皆準,對來到中國的外企也不例外。而法律依賴於調查及懲治(包括罰款和刑罰),但在中國,罰款和刑罰都很低。過低的違法成本很容易使得違法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在國外,企業被罰的原因繁雜:壟斷、會計醜聞、行賄、造假賬、藥物企業超用途使用藥物和破壞環境等等都能成為被重罰的理由。只要稍有差池,就要面對動輒數十億美元的天價罰單。時代華納公司就曾因為向投資者隱瞞與美國在線合併案的細節,被處以24億美元的罰款,而當時,時代華納公司的年淨利潤不過13億美元,罰款金額接近年利潤的200%。
比較之下,中國對企業違法行為的處罰著實可稱為「輕微」。近年來,國內處罰的「大單」沃爾瑪連鎖店銷售假「綠色豬肉」案,最終罰款也只有269萬元。之前肯德基瞞報雞肉抗生素殘留超標事件,按照相關法律,只能處3萬元罰金,而肯德基在中國的年營收接近百億。
制度缺失導致消費者維權無門助漲洋快餐「氣焰」
根據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而對於食品問題,根據《食品安全法》違法者可能面臨的最高罰款額將相當於產品銷售價值的10倍。
按照以上這些法條,多數消費者維權只能是越維權越虧。事實上,只有當民眾能通過法律行為得到豐厚的報酬,維權維的物有所值時,才能真正影響企業的行為。雖然天價賠償和罰款並不能徹底杜絕企業違法,但肯定會極大的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減低企業冒險違法的機率。
更為無奈的,是監管的嚴重「不給力」
肯德基、麥當勞均非第一次出現此類事件。而每次被曝光後,其危機公關路徑如出一轍:高度重視,停用涉事原料,深表歉意。為什麼「高度重視」只能發生在問題被曝光之後?為什麼監管部門沒有第一時間檢測出問題?這裡面有兩個問題需要辨析:
一是監管本身的難度。現實操作中,對於食品供應商做到全面準確有效的監管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很多情況下不光是下游客戶檢查不出來,質監部門也檢查不出來,因為沒有體制能夠做到要求上游生產加工企業每個批次都備案。上海媒體的調查顯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數據可以被隨意自改,也就意味著,外界很難知道如此大型的食品公司內部的真實情況。
再就是目前監管法律不健全、監管標準低、漏洞多,使得企業違法被查出機率較小。一些洋快餐進入中國後,逐步走上本土化路線,甚至用國內外兩個標準管理其分公司,在生產、銷售環節存在不少漏洞。而且多數一線執法者收入低,向其行賄相對容易。結果就是,由於相關執法者腐敗,在執法方面的包庇,違法者就可更加肆無忌憚和難以發現。就在今年,嘉定區政府公開信息顯示,上海福喜食品公司還獲得了嘉定區的表彰,被評為「嘉定新城(馬路鎮)食品安全生產先進單位(A級)」。
而某種意義上,洋快餐也是被「寵壞的」
洋快餐「變壞」,監管部門介入調查只是必要的行政救濟,公眾納悶的是:為什麼每次發現外資食品連鎖企業違法違規的不是監管部門?為什麼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回應僅僅是下架,而不是勒令其停止生產經營銷售,接受監管部門的徹底檢查?
任何一家外商企業都得嚴格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這是國際慣例。不少外資企業在中國卻額外享受到了「皇帝寵兒」般的待遇,正是某些地方官員招商引資的GDP政績之下的保護傘把這些洋快餐慣壞了。也正因如此,中國的食品安全監管總是一次次悲催地跟在媒體曝光後面進行運動式執法檢查。如果不依法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監管的長效機制,如果不依法對監管者實施責任問責,雷聲再大的運動式食品安全專項檢查,對於百姓的餐桌和舌尖上的安全都無濟於事。■
文章來源:搜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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