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間，香港興起了關於本土意識的熱烈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毫無疑問已經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成為決定香港未來走向一個繞不開的面向。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問題的根源來自1997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整個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是一個缺席的存在。
一、前言：被動的回歸
英國在百多年殖民統治中，均沒有讓香港人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機構。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基本法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收回」香港的命運拍了板之後才開始，而且所謂港方參與基本法草擬的「草委」、「諮委」，都是按中共分化統戰策略的安排，而且大部分都由中方委任，談不上可以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政治上的「收回主權」為香港人政治上的身分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做出了安排，但也留下很多產生矛盾和漏洞的縫隙。在文化意識上，因為中英兩國均要合力營造所謂「順利過渡」的環境，遂大力粉飾香港過去發展經濟的成就，但同時也掩埋香港英治殖民的過去，企圖把人們的眼光都導向美好的未來。香港殖民歷史的真貌，因此也並沒有得以全面的呈現，引起辯論，使人們可以做出公允的評價及妥善的清理。相反地，英國人只是努力去讓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蹟發生史：英國給香港帶來了法治、自由和先進的城市建設。而中國為了安穩人心，平穩過渡，也對殖民地的過去諱莫如深，只會選擇性地以「游子歸鄉」的悲喜劇式民族主義故事來述說「回歸」。這種煽情劇的話語，在與英國人同一調子讚揚香港經濟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國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為一群「經濟動物」，只是今後要令香港人懂得「飲水思源」，承認「祖國」一直以來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貢獻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榮安定。
可是，香港人的殖民經驗，就僅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嗎？香港的過去，就僅是一個孩子由「養父」交還給「生母」的故事嗎？「回歸」的故事，的確是如此簡化的一齣煽情劇，而殖民主義就真是如此就隨之而過去了嗎？
真正徹底的解殖過程，應該是從殖民結構下解放住民們被壓抑剝奪的獨立主體精神，但在「九七政治」底下，香港社會的發展被刻意地安排和設計，以保證殖民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結構，在九七之後一樣運作順利。因為中英雙方均沒有承認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應有份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香港人事實上是在極大的無力感和無奈底下，被動地目睹這城市的未來，為兩國政府用作談判的籌碼。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回歸」，不可能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反而是「解殖」的無限延擱。就如筆者在另文曾經闡述過的，由於香港所經歷的是「被動的回歸」，所以是處於一種「解殖未完成」的狀態，所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無論這種主體性最終是以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去體現。
因此，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去改革這種「殖民未解」的結構，不能從歷史上清理「主體參與欠缺」的狀況，檢討與反思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香港人」主體成長的掙扎，我們亦無從建立香港人對自己的清楚認識，俾使香港人成為自己的歷史主體，洽當地處理自身與他者的關係。
二、土著紳士的香港人身分
關於香港人在殖民時代究竟有沒有自己的獨特身分，以及有沒有哪怕是處於萌芽階段的本土意識，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按照英國人為自身帝國主義歷史辯白的史觀，香港是一個貿易商港，也是東西文化的交匯點。在這塊土地上，重要的是貨物、資金、人員的流動，因為流動而產生了各種文化碰撞。但是，這些碰撞都是流動性派生出來的，由外面帶進來的。除此之外，真正土生於香港的文化，均只是不足道的地方庶民生活風俗，這些文化風俗也只有等待最終被現代性發展所淘汰。
上述這種殖民史觀輕忽地看待香港的本土文化，但無疑它也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早期香港的人口的確存在著極高的流動性。這些從外地過來找尋工作和生活機會的人，當中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他們並不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賦予他們公民權責。而中國歷任政府也刻意利用這種含糊狀態，不設邊防，華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況與其他中國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識」在租界的歷史環境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哪怕是有一種租界住民的意識，它都不會是一種排他和獨一的歸屬，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認同高度重疊。租界住民的意識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轉化成政治上的能動性。
不過，香港是很早就割讓出去的殖民地。英國人在這裡的治理，開始於十八世紀中，比清朝覆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革命早了近半個世紀。按歷史學家卡洛爾所指，雖然香港這塊殖民地上充滿流動性，卻在殖民早期就出現一批以香港為永久居所的買辦資產階級，建立起他們非常獨特的香港身分認同。他們為英國殖民主人所信任，被委任為香港的華人領袖，除了自身參與商貿活動，也主理香港為華人服務的慈善機構，成為香港華洋兩大族群之間的橋樑。他們忠誠於大英帝國，但又不會放棄自身的中國人身分，因為擁有「雙重身分」正是他們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條件。他們內化了英國士紳階層的文化價值觀，鄙夷「外來」的中國人道德低下，素質低劣，他們很自覺地和低下層、來自內地的華人區隔。但他們並沒有徹底地在生活上「去中國化」，因為在英國式「間接統治」的殖民體制內，他們是「華人代表」。他們會為華人生活風俗習慣辯護，修正或抵擋英國人或其他洋人提出的改革訴求，例如按西方標準來提升華人居所的衛生水平，及以性別平權的原則禁止華人收養婢女的制度等。再者，這些「高等華人」之效忠於大英帝國，也毫不與他們投身或支持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有所扞格。也就是說，這些擁有獨特「香港人」身分的買辦階級，可以毫無困難地同時是中國的「愛國者」，參與不同時期的中國國家建設。當然，在民族主義走向激進化的時候，他們的「雙重身分」也會為他們帶來麻煩，被民族主義者指責為不中不西的「漢奸」。
民國初期，中國大陸政治混亂，部分香港華商也捲入中國的地方派系政治。後來國共相爭開始惡化，中國民族主義日趨激烈。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中，香港買辦資產階級更緊密地站在打擊罷工，維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因此，香港的買辦階層也開始與來自國共兩黨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為敵。而自此之後，香港高等華人的政治保守性格亦牢牢地與殖民體制緊扣在一起，成為香港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勾結式殖民結構」的一部分。
回顧這些殖民早期買辦階級的「香港身分」歷史，對了解歷史上的「中港關係」其實十分有用，因為雖然這班華人精英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對塑造香港的政治文化有深遠的影響。他們是非常忠誠於大英帝國的土著紳士，接受優良的英語教育，對英國帝國文明下的法治制度、自由主義精神心儀嚮往，他們也不斷努力把這些內化為他們自身的價值標準，並且把這些價值觀納入他們改革中國的藍圖內。但是，他們卻只能在一個殖民體制下取得蔭庇，不能充分地發展成一種歐洲啟蒙時期帶領自由主義革命運動的、具有遠大政治使命的資產階級。所以，雖然卡洛爾指出了他們之間分享著一種共同的資產階級文化，主動地將自己和周圍其他中國人區隔開來，也有別於其他國籍背景的有財勢階級，並且積極地追求英國承認他們獨特的香港身分，但實際上，他們的買辦性格使他們和啟蒙時期歐洲的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區別，這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軟弱性。
因此之故，他們也無法超出優勢階級的局限，去建構一個包含各階層在內的本土運動，也無法像在印度，把自己改變成反殖民運動的精英。他們孕生於英國人占領香港之後，那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年代，當時英帝國熱衷於透過香港培養具英國文明素養和技能的華人去幫助改革清朝政府。香港的買辦階級很早就懂得利用這種在兩大朝廷之間穿梭往來的能力，來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並從這種在兩大帝國夾縫之中游走的經驗，塑造了自我的形像，並如此地定義香港獨特的身分認同。他們非常在意於要英國人承認他們是有別於「其他華人」的「大英子民」。他們內化了大英帝國的文化價值，也透過這套價值觀去審視中國在那個時期的種種弊端，進而把自身放置在幫助「改革」中國，為中國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計畫當中。他們會猛烈批評中國狀況，但這不妨礙他們自視為深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沒有著力於建立與中國完全區隔的香港本土意識，建構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善於與強勢的外來統治者打交道，政治上長期寄託命運於保護他們階層利益的殖民體制，政治認同上的雙重性也發展出以實用主義為外表的依從主義、甚至投機主義。這種「識時務」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香港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份，也是日後香港走上「被動回歸」之路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三、難民社會與民主自治
香港出現真正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本土意識，始於二次大戰。中日戰爭使香港再度成為外來人口大量湧進的地方，但香港在1941年也淪陷在日本人手上，直至1945年日本人撤出。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以及中共建國初期不斷的政治動盪。香港政府為了管理一個龐大的「難民社會」，也承繼日本制度，實行人口登記，發出識別香港人身分的「身分證」，但對入境人數仍無限制。直至六十年代，大陸發生饑荒導致漫山遍野越境而至的難民潮，殖民政府才開始實施較為嚴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國內地人士再不能隨意隨時移居香港，違者會被遣返內地。
當初日本人在香港實施「身分證」制度，是因為要配給米糧和監控人口。所以「身分證」並不自動等同明確界定的公民權責，也與人們當時的「身分歸屬」感並不完全相應。相反地，當時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視為內地來港的移民，並不認為自己屬於香港。1949年遷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也視居港華人為「僑胞」，而按中共政府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政策，則視香港為「尚未恢復行使主權的領土」，居住在香港的都是「香港同胞」。在東南亞等地，因為英國決意撤退，終結殖民統治，當地土著族群的民族主義急速發展，令華人惶恐不安，四處遷移，這些局勢也為香港帶來大量的臨時人口。
由於社會上充滿大量的移居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土地上，令人關注的並非本土政治，而是在「冷戰」支配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勢力之間的政治角力和鬥爭。不少論者將這種兩派角力視為國際上兩大陣營「文化冷戰」的延伸，但這只是說出了實況的一面。因為無論是英國統治者還是冷戰中居西方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都沒有把香港變成冷戰中一邊倒地反共的地方。英國既沒有在香港強加一套明顯的文化政策的傳統，也一貫地維護殖民商港政治中立性的「非政治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英國要透過香港維持與新中國的良好關係，方便英國在遠東地區部署自身在戰後的長久利益。所以，一方面香港舊有的華商階層仍然可以公開展示他們對大英帝國的忠誠，但香港一樣可以容許各派的民族主義思想互相競逐。而左、右兩派被高度政治化地組織起來的支持者，不時將他們之間的鬥爭上升為暴力毆鬥和暴動，與警察發生衝突。但是這些暴動與本土意識的關係其實極其淡薄。
可是，這並不表示戰後香港不曾有人試圖建立自身身分的力量。事實上，戰後香港的華商中間，以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為首的一群香港華人精英，連同一批受左翼思想或費邊社改良主義影響的外籍人士，包括知名的葉錫恩、貝納祺等，就積極針對殖民地政府的不良施政，成立議政及行動組織，包括「革新會」和「公民協會」。這兩個組織成為香港戰後初期主要的民間反對力量。雖然，它們由於取向基本溫和，也未能完全深入以難民為主的社會基層，所以發展受到很大局限。這些以香港為家的華洋精英，打破了過去乏人關注香港本地政事的消極狀況，公開要求香港施行更開放的政治制度和進行民主化。
他們意圖反映香港民情，以獨立民間的身分向香港政府施加輿論壓力，在中西報章發表批評施政的文章，又直接向英國國會投訴殖民地政府的不善施政，頻頻往倫敦揭露香港實況，令香港殖民政府受到不少來自英國祖家的壓力。這些壓力團體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後，更發展成為一股組織政黨之風。他們分別組織過諸如「聯合國香港協會」、「民主自治黨」、「工黨」、「香港民主社會黨」等組織，也策劃過一些基層商戶抗議、小販抗爭和其他示威活動。1961年聯合國香港協會提出全面普選立法機關的要求。1963年，該會轉化為「民主自治黨」，提出既反殖亦反共的綱領，追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及由香港人出任總督。這些不落入國共兩派對抗的、以市民權益為本、以民主自治為主要理念的政治活動，相比於由親國民黨右派或親共產黨左派所組織的群眾暴動或工潮，顯得十分溫和。但在殖民政府眼中，這些同樣是激進的政治活動，因為相對於左、右兩派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活動直接針對殖民政府，因而也受到殖民政府密切的監視。
可是，這些由本地華洋精英分子組成的政治運動，並未能像當時的左、右派民族主義組織一樣，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間進行組織，又因為內部很多領導風格和路線上的分歧，所以頻頻分裂。不過，他們的抗議行動與改革的呼聲，也喚起了香港市民對本土政治的醒覺，這些努力間接地誘發了1966年反對天星渡輪加價的抗議，以及往後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反天星渡輪加價的示威，是香港首次出現的本地自發抗爭，但因為缺乏組織，最終也失控而引發了暴動，招來殖民政府的強力打壓，引起保守派的巨大反挫，也波及到葉錫恩這類溫和派。而在當時高度專權的殖民地架構下，也著實沒有讓這些立意植根於本土的民主自治主義者有選舉參政的平台。況且，民主、自治這些理念，在一個以「非政治化」策略為管治手段的殖民政府，及那個散亂及內部派系傾軋非常嚴重的「難民社會」中，也顯得左右為難，相關的機構和政黨在七十年代之後亦失去活力，無疾而終。
六十年代香港首次出現的自治運動所依據的價值是人人平等，具有自決權利的聯合國精神及背後的一套普世價值。這種具國際視野和世界主義精神的民主自治理念，既反對殖民主義，也反對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但它在五十年代左右派冷戰對立的環境下未能脫穎而出，也不敵繼後在香港興起的左翼激進主義，其功績也被往後在青年人中間流行的新的左傾的民族主義熱情所蓋過。
四、嬰兒潮世代：本土意識第一波
事實上，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潮一代雖然有著一種強烈的「以港為家」的願望，但他們成長過程所接受的薰陶，主要還是來自父母一代的難民意識。而最能表達這種難民的飄泊命運情懷的，要不是左派的「北歸」主張，就是「右派」以海外作為基地，靜候未來重返大陸，推動文化復興的寄望。在這些「右派」文化民族主義者中，「新儒家」致力中國文化教育，影響至大，吸引不少香港青年認同。但自從出現了1966及1967年兩次暴動，這些文化民族主義理想便顯得過於虛玄和不貼現實。這些土生青年一代希望能夠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社會現實，不再像上一代沉溺於飄泊「海外」的悲情。因為他們這一代認定要以香港為家，香港也是個讓他們成長和生活的社會。所以，他們對身旁發生的不公義和社會上普遍的政治苦悶更為敏感。
六十年代末期是香港土生土長一代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體性的時期，這一代人成長於一個由英國人殖民統治的香港，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都只有矇矓或支離破碎的認識，但甚少有實際的感性經驗。他們在政府學校裡，接受的是非政治化和非歷史化的教育，因為殖民政府非常忌諱歷史教育會讓學校變成宣傳不同派別政見的溫床。香港土生第一代大都受益於六十年代急速的經濟起飛，另一方面也目睹急速經濟成長下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不公義的狀況。在認知上，他們既對殖民統治懷有不滿，也對「文化冷戰」下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困局產生厭倦和懷疑，很渴望可以從這些窠臼中掙脫出來。
1966 天星碼頭的群眾自發暴動中，新一代沒有組織起來。但在1967年親中共的「左派」暴動中，卻有高度的組織和完整的政治口號，而且因為深受當時中國國內文革的影響，誘發事件的雖然只是勞資糾紛，但很快便上升至訴諸暴力手段，挑戰整個殖民政府，左派甚至出現要求中共立即收回香港的呼聲。這種急劇激進的政治主張，雖然隨暴動的失敗而退出歷史，但已使年輕一代深受震盪。他們雖然對親中左派的政治主張一知半解，也只有小部分是由左派組織所鼓動而加入這次暴動風潮，但大量青年圍觀示威，向警察叫罵，使所有人都感覺到，青年人中間存在著很大的躁動與不安。他們心中的巨大問號是：「香港往何處去？」
的而且確，在繼後整個七十年代所出現的社會運動風潮，使人們習慣描述這段時期為「火紅的年代」。這個年代所湧現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是以青年一代為主體的。比起戰後初期的「冷戰式」對抗，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風潮，更有獨立性和本土一代的自主性。雖然，這些運動仍然與中國民族主義產生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但是，這個時期所出現的社會運動，是獨立於傳統左右兩派的第一次本土政治社會運動，所以也萌生出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識」。
例如，七十年代初「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把矛頭針對港英政府的「重英輕中」語言政策。這項運動成為1967暴動後青年首次有組織的和平社會運動，得到各階層的支持。其後發生了「保釣運動」，批判美國和日本「私相授受」釣魚台島嶼。但也因為政府強行以武力驅散集會而使運動添上反殖民主義色彩。這兩個運動同時都展現了一種香港本土意識在萌生的時候，如何面對殖民主義現實的問題，以及在運動中如何重新協商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一方面，由冷戰對抗所主導的那一種（反共的、否定今日現實[紅色]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並不能讓這些本土一代回應急劇轉變了的現實，本土一代要打破這些讓他們沒有行動力的舊民族主義思維。但當他們要回應香港壓迫性的殖民現實，他們也只有訴諸華人利益（中文）和中國人身分（保釣）。這種經過重新定義和協商的民族主義，促使他們這個世代，打破了過去的政治冷漠和「無根」心態。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識」便在這複雜的文化與政治地貌上出現。
五、火紅年代與香港歸屬感
「保釣運動」的其中一個後續方向，是脫去右派文化民族主義的反共精神，把祖國情懷重新嫁接到親共的民族主義，發展出新一代的親中共「國粹派」青年。但對中共較有批判性的學運青年，則把中文運動及保釣運動後激發的關心社會熱情，凝聚成深入社區基層，爭取改善居民權益的居民運動，使香港首次出現了深入到香港本土社會基層的政治運動。他們自我劃定為學運當中的「社會派」，介入基層社區的實踐，上承了葉錫恩等老一輩的本地改良主義社會改革傳統。在這第一波「本土意識」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在殖民體制底下，本土意識的萌生需要直面殖民主義的現實，不能訴諸無處落實的中國悲情，但既然要挑戰殖民主義，也仍要寄託於某種中國民族主義的華人族群意識。
在落實為究竟是要直接投入現實中的「紅色中國」，還是介入香港本地的反殖民鬥爭的問題上，學生運動出現了重大的分歧和爭論。1976年四人幫的倒台使「國粹派」在社會運動中消失。而「國粹派」盲目認同中共的錯失，也激發了學運的後繼者對中國民族主義更徹底的批判。七十年代的激進派社會運動，托洛茨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十分顯著。他們把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視野推向全球，超越國族。而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及「反文化」運動，也以稍微滯後的方式大量引進香港。香港青年一代也在這個年頭受到台灣的自由主義反對運動、中西文化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而文革末期極左派紅衛兵逃港，揭示了文革的陰暗面，也傳播了一種有異於官方毛澤東主義的另一種激進批判。從這些異類的激進主義思想資源中，香港新一代建立了一種重新審視現實中國的視角。
在這個既有意識型態急速崩解的年代，如何重新理解香港所應面對的中國，及在中國的大背景下思考香港的位置與角色，成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大思想挑戰。受到七十年代末「北京之春」民主運動與魏京生所提的「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的主張影響，香港新一代修正了純屬感性的中國認同，也拋棄失敗了的意識型態，但仍期望以更有批判性的方式自我定義為可以藉香港的特殊地位來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這種複雜的中國認知一直延伸至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正式進行的談判，影響了部分積極分子，以支持「民主回歸」的方式面對中國在1997年要收回香港主權的現實。也就是說，他們認定殖民主義沒有維持下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香港人也擔心共產黨的專政會破壞香港，在沒有其他更有實現可能的選擇底下，用建設民主制度來保障香港的未來發展，應是最佳的選擇。而本地民主的發展，也正好可以平衡甚或克制過往殖民體制產生的社會不公義，發揮香港人在殖民時代結束之後的主體參與精神。可是，無論是否贊成「民主回歸」，在八十年代初面對香港前途危機時的本土意識，其實都十分薄弱，無論哪一種主張都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政治行動力。民主回歸只是少部分論政團體的觀點，除在大專學界較有熱烈討論之外，在社會上並無廣泛回響。而其他立場的論者，包括維持現狀、聯合國託管、主權換治權論、續約論及零星的香港自決論，除了以文章抒發意見，都沒有推動過很有組織規模的集體抗議行動。歸根究柢，香港人當時還是活在殖民政府竭力維持的高度的「非政治化」狀態之下。而且，雖然大部分香港人當時都對中共「收回香港」深有恐懼，但對於香港華人的「中國人」身分，香港原來是中國擁有的地方，都絕少提出徹底的質疑。
事實上，在整個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也努力建造一種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識」，來面對1967年暴動之後暴露出來的社會危機，和政府與市民之間廣泛出現的疏離感。最近的研究也證明，七十年代初英國已經判定香港最終要交還中國，所以開始積極準備「非殖民地化」政策。殖民政府較從前更積極主動地建立這個晚期殖民政權的認受性，例如推行廉租屋計畫、新「衛星城市」的開發、建立廉政公署切實剷除貪污等。而與此同時，政府也不時通過提供集體娛樂節目，如「青年舞會」、「香港節」等，強調建立「香港市民」的「歸屬感」。可是這種「香港歸屬感」雖然有意建立一種有別於中國的城市市民身分，但也小心翼翼不去讓香港人萌生香港人是「英國子民」的感覺，因為當時英國已決意防止香港人將來以英國國民身分大量移民去英國。
而為了減低殖民地社會內部華洋族群矛盾，殖民政府逐步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減少洋人占據政府領導職位的數目，提供本地華籍公務員擔任部門最高職位的機會。這一系列的改革雖然並沒有觸動殖民地的基本統治架構，只是在「諮詢式民主」旗號下舒緩社會的對立，更遑論承諾建立具市民認受性的民主自治政體，但已對推動香港成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政治共同體奠下基礎。問題只是，這項準備英國人「光榮撤退」的工程，香港人是在不被知會，也沒有權參與的情況下一步一步推進的。香港社會只是在有限及被框定的範圍內建立起對這城市的「歸屬感」，卻無法通過任何正式機制去表達自己的集體意志。所以，這也只是一種「被動的接受英國人離去」的「晚期殖民」計畫。而這個打造「香港人身分」的計畫，是刻意地以「非政治化」的政策，將香港人型塑成一種只顧經濟成就，不理政治的經濟動物，並由此而為「香港身分」做定位。事後證明，這種非政治化的香港歸屬感，最「成功」的地方是令香港前途談判出現之時，香港人都失去了自發參與的行動力，任由中英兩國擺佈。
六、大香港主義與「比中國還要中國」
當然，按照民族主義者的理解，「香港人」這身分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香港的華人都應該是中國人。這是當時社會上左、右兩派都接受的共識。可是，七、八十年代急速地在香港發展的流行文化，卻積極地參與塑造一種具備本土特色的，有異於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國家認同的本地文化。只是這種本地文化所承載的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明確尋求政治自主的意識，而是充滿政治上的不滿，但又對政治往往無奈的「小市民」犬儒主義。這種犬儒主義一面嘲弄政治忠誠及道德文化上的嚴辭偉論，但又承載了很多對現狀的不滿，並且在經濟成就的基礎上，建立小市民式的自豪感。塑造這種小市民意識的最大力量，莫過於當時剛剛引入的無視電視廣播。以香港「無視電視」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的綜合娛樂節目「歡樂今宵」為中心，電視工業快速地成為七十年代型塑香港人意識的工具。一方面，以抒發民怨為目的「諷剌時弊」，塑造了某種香港社群的共同體想像，但政治上的集體意識又被節目中娛樂的形式及內容所迅速置換。它一方面將當時相當缺乏的電子公共輿論平台，安插入娛樂節目，吸引觀眾產生共鳴；但另一面又以娛樂節目的形式，消解公共事務討論所產生的衝突。調子是歌頌好人好事，經濟成就，不斷強調香港人以安定繁榮為最高價值。它安排了每晚百萬觀眾的生活節奏，以餘暇消融政治，與殖民政府以非政治化的經濟動物為形象建立的香港歸屬感相互配合。
不過，這種以大眾文化為本的本土文化，也漸漸擴闊，包含其他形式和潛力。一方面是充滿感官剌激的大眾電影、雜誌之類的商品文化，但另一方面，這種環繞庶民生活來建立的普及文化，也反映了香港生活的獨特感性，包含著香港城市能匯聚各方文化資源的駁雜特質。不過更重要的是，新的香港普及文化，漸漸脫離了來自傳統中國，及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的大中國想像。香港發展出獨立於兩岸中國文化想像的香港本土文化，最具體的表現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香港電影市場上國語片與粤語片的市場份額此消彼長之上。七十年代行銷東南亞各地華人市場的國語片，大半的製作充滿中國文化的內容，民族主義的意識。它們挾其規模製作、先進科技的優勢，一度雄霸香港電影市場，淘汰了以舊式道德教化為內容，以本地廣東話族群為觀眾對象的粤語片。可是與香港生活實況息息相關的粤語電影，透過八十年代「新浪潮」及走普及路線的「新藝城」創作，重新反攻電影市場，最終取代了國語電影，使電影院成為型塑新一代的時代及城市感性的基地。新的香港電影重奪香港電影市場並行銷海外。這標誌著一股強有力的本地文化浪潮，在八十年代漸漸邁向高峰。這個巨大的市場逆轉，標誌著戰後嬰兒潮一代，大肆展現及鞏固他們這一代的本土意識。可是，這種本土意識在萌生出一種在家國之外的獨特城市文化視野之餘，並沒有在「城市經濟人」之外孕育出更有明確政治價值的香港身分。相反地，這時期的本土文化所建立的，大體上是一種「小市民意識」。它對香港人的靈活、機智、不墨守成規等小市民性格的歌頌，逐漸建立了一個新的香港人自我形象，以「經濟人」身分、功利主義和實利主義而建立自豪和自信。
當然，這種對香港生活和香港人自身充滿自信的年代，亦是香港在七十年代金融投機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中國局勢變化的產物。因為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四人幫的倒台，中國走上開放改革之路。社會主義神話破滅，港式功利主義、實利主義變成一種被證明「成功」的意識型態。香港一向奉行資本主義，並取得戰後繁榮成果。中國在八十年代回過頭來要重新引入資本主義，顯得香港已走在中國之先，並可以反過來成為中國大陸要南下吸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地方。穿越過去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長的受中國民族主義及反帝意識型態支配的歲月，香港在八十年代好像重拾了它的傳統角色，回到舊日由雙重效忠的買辦主導的年代，站在領先的地位去為中國的開放改革服務，但亦同時從中賺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八十年代高度發展的本土意識也是以經濟為主軸，形成為一種帶高傲心態的「大香港主義」，視大陸人為文化相對落後的「他者」。和早期殖民主義時期一樣，這種香港人身分也是毋須與中國切割的，因為它不會被視為與中國人的身分互相排斥。
政治上，八十年代初前途談判曾經一度帶來香港人的恐慌，但「一國兩制」漸漸為更多的人接受，因為當時中共高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將來會作為對台灣起示範作用的「示範單位」。這亦使得八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識」與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殊部分的民族主義立場並不矛盾。1989年的六四悲劇雖然打破了這一波本土意識中中國與香港關係在想像上的完美平衡，但「六四」強化了的並不是把中國排除在外的香港本土意識，反而是加深了不少香港人心中的民族認同，認為中國與香港命運一定是連成一體的。八九民運和六四創傷不單只是中國的事情，更具有不可忽視的本土意義。這種本土意義並不全然在追求民主的目標，而是為當時不少香港人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覺醒，也提供了一種關於香港身分的敘事，恰好針對著過去香港身分中那份「政治」缺席的無力無奈，港人經濟動物形象的自誇與虛浮。這種透過活得「比中國還要中國」，熱切地想參與改變中國的政治熱情，雖然在六四震盪的幾年後逐步消散，但它的餘溫仍然維持，支撐著香港支聯會每年主辦六四悼念，直至今日。在這裡，我們也可察覺，香港本土政治主體意識的成長過程中，與中國因素的複雜和糾纏關係。
六四是把香港人從殖民地型塑的政治冷漠、五十年代難民心態和七十年代經濟動物意識中喚醒過來的重要時刻。如果說任何歷史主體性的形成，一定要透過一個創傷性的集體經驗，以激發一種有道德意義的集體團結感覺，俾使社群團結能超克自利無根的飄泊個體，那六四就是香港歷史主體型塑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以某種中國人身分認同為激發點，但因為香港是唯一一個能夠將毋忘六四堅持作為自身使命的地方，六四記憶就成為孕育本土政治意識成長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了它對「香港人」身分的特殊意義。當然，因為八九民運畢竟是一個香港人以「支援者」身分參與的運動，六四悼念也在香港面對1997「回歸」的過程中，以某種「異見式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呈現，局限於展現香港作為中國不可降服的「內部批判者」的策略，有自我羈絆於某種「大中華情意結」的傾向，但它並無礙於香港人自九十年代開始，重新審視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香港文化主體性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
來源：思想雜誌/台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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