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教授上周五 (12曰)在《明報》分析了一些香港現時的社會狀況，尤其是青年一代所面對的問題，並且呼籲政府提出政策之前，要好好了解這些狀況。
而一位畢業之後前往廣西創業成功的年輕人潘家穰馬上撰文回應，認為大陸商業發展機會多，香港青年不應把自己關在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
呂大樂文章內，的而且確是描述了一些未盡如人意的現狀，這些現狀都只是靜態存在的一些客觀現實。如果只是尊重這些客觀的現實或現狀，那政府其實什麼都不能做。大家要求政府要面對現實，那很自然要求提出解決辦法，而解決辦法，和現狀有某程度的衝突，也是非常自然的現象。
年輕人意見不能凌駕其他群體
呂大樂開端就認為政府無法回應年輕人的政治訴求，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在房屋及工作就業範圍去滿足年輕人，這種講法並不合理。政制發展，是中央政府以及特區所需要處理的事務。在特區層面，是涉及全部700萬香港市民，每個群組或階層也許有不同的訴求和取向。中央政府在草擬《基本法》時，已經提出「均衡參與」的概念，把整個香港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所以政制發展、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不止是年輕人的事，而是全香港的事。說到底，就是依不依基本法辦事的問題。
香港年輕一代是整個香港社會有機體的其中一個部分，他們的意見重要，但不能抽空甚至凌駕其他群體，也不能凌駕基本法。所以在政改的議題上，年輕人是一個重要的群組以及持份者，但卻不是一個孤立出來的群體。他們的身分，就像其他重要界別和群體一樣，所以並不存在政府無法滿足他們在政治上的訴求而在其他範圍內予以補償。而事實上，對現時年輕人的處境以及遭遇到的問題，在2011、12 年行政長官選舉期間，已經反覆討論。而現屆政府針對年輕人推出的政策，絕大部分在競選期間討論，所以也不存在「補償」的問題。有否「831」決定，政改通過否，現時針對性的政策，例如房屋等，一樣是按序執行。
過去幾星期內，個人一再分析了現時青年一代所遇到的問題，許多這類問題，都是成熟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化的通病，不是香港獨有。而因為香港緊貼中國大陸，跟這個冒起速度極快、規模龐大的實體經濟有深刻頻密的互動，許多發生的事情，都是大勢所趨，不是任由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謀劃。
現今年輕人的機會是多了還是少了，不同專家學者或商界領袖，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把範圍劃在1100 平方公里的香港，這個答案可以因人而異。但如果把這1100平方公里的範圍拉闊，那答案就一定是機會多了，這也是特首梁振英和到廣西創業的潘家穰所言。
市場大了，機會多了，是非常簡單的邏輯問題，但呂大樂不同意。他認為這只是理論層面，而實際上就是今不如昔，困難重重，也就是呂大樂認為政府只是看理論，而沒有了解現況。
呂文提出三個理據，一是內地工作的港人數目，由2004年的高峰24 萬人回落到近年的十七八萬人左右。這些數字是現實的數字，並不是中國大陸予港人工作的配額。這些數字在定義上當然有種種問題，例如部分已定居當地，一些因為稅務問題而減少在大陸工作的日子。但這都不是關鍵，關鍵是這些數字只是反映現時的事實，而不是反映中國大陸可供港人發展的機會。
個人從事人事聘用工作10 多年，對香港人前往大陸工作發展有相當經驗和認識。個人的結論，是在八九十年代，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是非常樂意主動北上發展，但重賞之下，也就有一定的勇夫。當時為企業在港聘請回大陸工作的香港人，底薪加60%，另加一定的hardship allowance，只住供外地人居住的公寓，一年四次R/R trips，家眷一併前往的，就得另加教育津貼。到最後，提出這些條件都未必有人願意，那就只得改往台灣和馬來西亞求才。到廣東一帶從事工廠生產的，要求的條件沒有那麼高，但加三成人工是起碼的要求。當然，現時這些優越條件已經成為歷史。
個人的經驗和觀察所得，二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人，其實也不算特別外向，大概只能稱得上中度外向，但要麼利之所在，要麼為勢所迫，他們也會考慮到大陸工作。但現時這一代，就顯得更為內向，把到大陸工作和就業放在相當低的考慮。
這種現象，很難兩言三語解釋，有可能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小地方，所謂遠的定義，就是30 分鐘車程以上的地方；又或者香港的生活真的是太舒適，也非常方便；又或者香港家庭多是雙薪，夫妻一齊找新工作比較困難。但現時這一代人比較內向，不止是個人的表面觀察，和一些仍在企業服務的朋友討論過，他們也有同感。所以呂大樂文中列出的數字，可能就是這種由「不算非常外向」轉成「趨向內向」的事實反映。
青年抗拒大陸工作特首提醒屬善意
大陸市場的發展和潛力，有經驗的商界人士都可以分享，就像潘家穰那種新進成功例子也有不少。
就算只看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硬數字，也可以說明中國內地商業可供發展的機會。作為香港的商界領袖，許多都已經指出大陸發展的機會；作為政府的行政首長，也有責任向年輕一代說明這個事實。
香港這樣一個小型外向的經濟，在全球化高度分工競爭的客觀現實下，就算香港努力尋求產業多元化，也不能脫離經濟規律，而中國大陸市場發展就提供一個更廣泛的機會和選擇。但更重要的是，無論商界領袖或行政長官的建議，都只是一種善意的提醒，而不是以公共政策去迫使或者催逼年輕一代到大陸就業。就像政府也賣廣告，提醒市民少肉多菜一樣。但你不能把這種善意提醒，就說是不了解香港市民飲食習慣的現況。
就算不去到大陸發展的問題，如果香港「日趨內向」這個觀察是對的話，那就不止是影響年輕人就業機會，而是影響未來香港的立足和定位。香港還有沒有條件做國際城市，還是否開放包容，還有沒有競爭力，是一個更大的課題。■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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