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一份刊物，目的是發放消息，向外界傳播思想與資訊，因此，刊物的內容，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影響性的產物。《學苑》是大學生的刊物，也同時向公眾公開發放，當中的內容，又怎能不算是一種思想傳播，對社會又怎能沒有影響價值？
施政報告提及《學苑》鼓吹「港獨」言論，學生們辯稱不是鼓吹，而是學術自由，似乎只要以「學術自由」之名，就能堵塞或打劫其他人討論、評價的「言論自由」。在立法會上，李卓人又把把施政報告提及的《學苑》鼓吹「港獨」言論，說成「干預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搞文化大革命」。真理是愈辯愈明，如只許小眾討論，廣播思想，而不予其他公眾表達意見、分享感想的自由，會否有一點雙重標準呢？那麼這種思想或討論，是否真理，是否於社會有益，的確需要商榷。
如僅是孩子年少無知，又或只是某些大學生誤以為「鼓吹」的行為可以用「學術自由」幾個字美化，相信，只要是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成年人，都會責無旁貸的作出提醒，何況觸及「港獨」之鼓吹式言論有可能導致違憲情況。那幾位從政多年的議員，為什麼不僅不加以提醒，還利用孩子的刊物與新聞價值，在議會上慷慨「大聲疾呼」，這種行為及論調，既迴避對社會產生的效果，亦非一個成熟的成年人的應有之舉。
「學術自由」這個詞語不能用作美化，也不能凌駕於其他人的「言論自由」。
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學者Burton R. Clark主張：「大學是學者進行教學、科研和從事社會服務的場所。」換言之，學者有社會責任服務社會，而「學術自由」亦並非意味學術上絕對自由，不受任何責任的制約。即使在崇尚「學術自由」的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依然受「政治正確」觀念的制約。
學者進行研究，很多時都基於一定的程度的思考與觀察，並透過出版刊物以達到推廣、宣傳思想或主張的作用，然而，當一個學者的研究牴觸了國家倡導的價值觀，基本上會受到社會的反駁甚至需承擔法律責任；這也是每一個人，作為個體於社會生存需而有的社會責任。歷史上亦有一些例子可引以為鑑，史丹福大學英文系副教授H.B.Franklin，早年已獲終身聘用，卻因帶領學生於校園內進行反越戰示威遭校方解聘。因此，「學術自由」並非全無限度的自由。
事實上，「學術自由」在不同國度有不同定義，「學術自由」並非無限的自由。我們或可參考1940年《學術自由與終身聘用制原則宣言》所主張：「身為學者和教職員，他們應謹記，大眾可能憑他們的言論來評判他們的職業及院校。因此，他們應時刻保持精準、適度克制、尊重他人意見，並盡力顯示他們並非院校的喉舌。」希望同學們在面對不同意見的時候，也能堅守「保持精準、適度克制、尊重他人意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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