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一向以浪漫、小資、悠閑、享受生活而著稱世界。所以發生在巴黎如此血腥、充滿原始暴力的恐怖襲擊事件，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心理重創可想而知。由於法國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恐怖主義再度成為全球尤其是西方不得不反思的話題。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恐怖襲擊反而更令人認知這是一個多麼分裂的世界。西方的主流媒體BBC、美國之音不間斷二十四小時直播，但如果看一下伊斯蘭國家的電視台，這場悲劇似乎並沒有發生過，或者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它們的頭條是阿富汗、敘利亞難民或者本國的新聞。在屏幕上產閃鑠的緊急新聞不過是本國一位主管頁岩氣部長對某地的訪問。根據法國媒體提供的信息，全球自發舉行悼念活動的，主要在西歐和北美。整個亞洲、中東、大部非洲、南美以及俄羅斯都是空白。
其實，這樣的分裂天天在世界上演。2014年伊拉克發生過72起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幾乎每次喪生的人數都超過此次巴黎恐怖事件。同樣是恐怖襲擊，同樣是人命，但伊拉克何時享受過《查理周刊》死難人員的待遇？就在巴黎悲劇發生之後，非洲發生恐怖分子屠城的悲劇，兩千多人死亡。但國際社會可否做出同樣的反應？可否有四十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去親自游行哀悼？兩千多人的命怎麼就比不上十七個法國生命？
這種分裂，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西方反恐何以越反越恐的原因。
以「911」為標志，冷戰時共產主義與西方的對立轉變為恐怖主義與西方的衝突。然而，西方顯然是以打冷戰的方式來應對恐怖主義：以牙還牙，以國家暴力應對恐怖主義的個人或者集團暴力。
本來，「911」的發生，令西方站在道德高地，並收獲世界的同情與支持。假如西方能夠正確使用這些資源，成功孤立極端的恐怖主義分子，就絕不會出現今天越反越恐的後果。
西方第一個錯誤就是發動了阿富汗戰爭。這場美國歷史上打的最久的戰爭，結果卻以塔利班越戰越強、西方退出收場。假如小布殊早知道是這樣的結局，恐怕他當初是不會如此莽撞的。現在西方當然明白了，以國家暴力來對抗藏於暗處的恐怖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況，阿富汗十分特殊，歷史上就以大國墳墓而著稱。英國和蘇聯都在此地折戟沉沙。美國只不過太過自負妄自尊大，無視歷史教訓，再度重蹈覆轍而已。
阿富汗戰爭雖然大大損耗了西方的硬實力，但並沒有損害其「911」受難者的道義資源。但隨後跟進的伊拉克戰爭，不僅造成西方和世界的大分裂：法國、德國、俄羅斯和中國建立反戰聯盟，甚至教皇也站在反戰聯盟一邊，反對美國組成的戰爭軸心，更令美國的道義形像喪失殆盡。雖然美國很快就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卻開啟了潘多拉魔盒：自此伊拉克陷入混亂和動蕩之中。
令人驚奇的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並沒有吸取伊拉克的教訓，在阿拉伯之春到來之時，竟然動武推翻了已經臣服於自己的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俄羅斯的盟友敘利亞阿薩德政權。
不管是薩達姆、卡扎菲還是阿薩德，他們都是世俗的伊斯蘭社會掌權者。雖然他們也殘暴，但卻沒有宗教狂熱和宗教愚昧，在價值觀上還是認同西方倡導的現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離，世俗法律。而且他們還是抵御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現實壓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協和讓步。薩達姆就接受了聯合國的核查，銷毀了全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卡扎菲就放棄了發展核武器，承認洛克比空難的責任並進行了國家賠償。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後關頭也放棄權力，承諾實行民主選舉。就是今天仍然為生存而戰的阿薩德政權也交出了全部化學武器。
然而，他們被推翻或者被挑戰之後，取而代之的就是伊斯蘭內部的極端勢力。最典型的就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迅速強勢崛起的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多麼激進，可以從本·拉登領導的激進基地組織都無法接受，而與之劃清界線、將之排除在外而知一二。至於今天的利比亞，已經成了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目前正在考慮的是否重新武力干涉以重建秩序。在這樣混亂的國家環境下，毫無疑問最有利於發展的是極端恐怖主義。
這次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的兩名主嫌犯，據法國媒體報道都曾在中東地區混亂的國家如也門受訓。受過慘酷內戰洗禮的極端主義者，在一個和平之地自然是如入無人之地：不僅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行凶，更能在戒備森嚴的巴黎市中心輕易逃離——盡管法國是西歐人均警察和安保人員最多的國家。後來法國動用包括特警在內的近九萬名警察大搜捕，用了三天才將他們發現並最終擊斃。
由於推翻阿薩德和卡扎菲政權是西方的目標，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當初這些人去這些國家參戰時，還是得到了法國官方的默許。只是沒想到從精神到肉體都被極端伊斯蘭勢力洗禮後的他們，回到法國後，便成了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畢竟持他國護照的極端伊斯蘭分子很難混入法國，但生長於此地擁有法籍和廣泛人脈和活動空間、來去自由的他們則極難防範。更令人恐怖的是，據法國媒體稱，這樣的人在法國有一千名左右！所以也難怪，悲劇發生後的第二天，在巴黎南部「安全區」（穆斯林主要生活於巴黎北部），又是光天化日之下，兩名警察被槍擊：一名死亡，一名重傷，又是成功逃脫。這在已經把安全級別提升到最高級別的巴黎來說，實在不可思議。後來如果不是為了營救被困的兩名嫌疑人而衝擊超市綁架人質，什麼時候被抓獲還真是未知數。
不僅法國，據英國軍情五處處長安德魯·帕克披露，在過去14個月，針對西方目標的與敘利亞有關的恐怖陰謀超過20起。這當然不是來自西方要推翻的阿薩德政權，而是來自西方政策扶持壯大的反對阿薩德的極端伊斯蘭勢力。
可以說，今天伊斯蘭極端勢力就是西方錯誤而又愚蠢的政策一手促成發展壯大的。
除了外部反恐戰略的嚴重失誤外，在西方內部類似的低級錯誤更是屢屢不斷。最典型的就是丹麥和法國以及蔓延至整個西方的漫畫事件。雖然西方辯護是新聞自由，但後果卻是冒犯了整個伊斯蘭社會，把大量溫和派穆斯林推向極端勢力一邊，變成他們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參與者。尤其是當溫和派穆斯林組織寄希望在這個法治國家通過法律尋找一個說法時，卻一再敗訴。從而給激進派以口實和機會。假如法國法律能對這種自由有所限制——畢竟反猶主義和為納粹辯護是非法的，怎麼可能還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呢？
不管怎樣，這兩起漫畫事件徹底摧毀了西方和整個伊斯蘭社會可能重建信任與和平的可能性。就是溫和派伊斯蘭國家，對西方也只剩下理性的利益和功利算計而已。
這裡需要深思的是，為何印度教國家印度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佛教國家泰國、緬甸也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儒家文明的兩岸雖然制度不同，但也同樣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就是受中華文明影響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也都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許多國家都有西方這樣的新聞自由，但為何只有歐洲和美國才這樣做？所以此次事件的性質並不是西方定性的所謂對新聞自由的攻擊，而是西方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傲慢與不尊重。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不僅兩大素有積怨的文明之間，就是現實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假如采取《查理周刊》的方式能進行下去嗎？我們不妨設想，中日之間、印巴之間、阿以之間、俄烏之間假如也用這種方式，試問將會產生何種後果？當然，找到真正的原因與譴責恐怖和暴力並不矛盾，不管什麼理由，都不能成為發動恐怖主義襲擊的借口。
其實英國《金融時報》在這場慘劇發生後，也承認諷刺漫畫是武器。而且回顧諷刺漫畫首次作為武器出現，是在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殘酷而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時期。第一位偉大的現代諷刺漫畫藝術家羅曼·德霍夫也是誕生在戰爭中：17世紀末威廉三世（William III）與他的死敵路易十四（Louis XIV）進行一場殘酷的戰爭。德霍夫受命創作出大量漫畫，將威廉三世與法國國王和其盟友之間的這場戰爭描繪為自由與宗教專制之間的戰鬥。
用武器殺人是暴力，難道用諷刺漫畫做武器就不是暴力了嗎？然而，西方是不會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的。這一次《查理周刊》被襲擊事件之後，西方更把新聞自由的地位和神聖性再度無限拔高，漫畫引發的衝突、仇恨和對立將會再度上演。
西方在內部犯下的第二個嚴重錯誤就是為了提高出生率而實行的家庭補助福利政策。西方實現現代化之後，一個很大的社會變化就是離婚率的提高、同性戀合法化和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一個文明要想延續，一個家庭要有2.1個孩子。但現在法國平均是1.8，英國1.6，德國和意大利是1.3，西班牙是1.1，整個歐盟31個國家是1.38。
為了應對人口減少的挑戰，西方政府出台了不少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這些政策對本土法國人並無多大作用。因為這些福利遠遠比不上一個女性就業所帶給家庭的收入。但意外的是，這些政策對那些女性很難就業、家庭穩定、喜歡生育的穆斯林家庭充滿了吸引力。結果就是多生育竟然成為養家糊口的生存方式之一。所以今天歐洲穆斯林平均每個家庭孩子為8.1個！僅以此次超市劫持人質的嫌犯庫裡巴利為例，就是姐妹九個！這還不是極端的數據，我在法國朋友的微信群中曾見到這樣的留言：當聽到一個穆斯林同事聲稱有一百五十多個表親時，頓時石化了。
可以說穆斯林每一代都將是幾何級增長。其後果則是迅速改變了西方的人口結構。英國三十年間穆斯林人口從8.2萬增加到250萬。在今天的荷蘭，新生兒百分之五十是穆斯林，取名排第一位的是穆罕默德。在美國2012年起，非傳統白人出生總數超過歐洲傳統白人。假如根據現在的出生率，到2050年，法國有可能變成法蘭西伊斯蘭共和國，德國變成德意志伊斯蘭共和國。今天的馬賽已經基本伊斯蘭化了，幾乎看不到法國文化的痕跡。可資為證的是，11號星期天舉行的“共和大游行”，全法超過四百萬人參加。巴黎更是超過兩百萬人。可是第二大城市馬賽僅僅有區區6萬人參加！而法國最西邊的小城布列斯特就超過65000人。第三大城市裡昂超過30萬人，是整個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事實上，在鼓勵生育問題上，西方的政策不但不對症，還有嚴重的副作用，可以說是自己親手培養自己的掘墓人。因為西方社會的低生育率並不是經濟手段可以解決的。像強烈的個人主義導致家庭過於容易的解體（法國離婚率超過50%，1970年僅10%）、普遍的晚婚、低結婚率（法國三十年來，結婚率竟然下降了40%！）、同性戀婚姻的合法、養育孩子過高的成本等等才是根本。在今天的法國，非婚生子女竟然超過了婚生子女——而在而在1964年，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僅為6％。總統奧朗德，至今還是未婚父親。試想，身為一國榜樣的總統，為了個人的自由都可以不結婚，更可想整個社會了。穩定的家庭至少是養育孩子的前提條件之一，家庭都不存在，共同生活的男女怎麼還願意養育下一代呢？
西方對自身的種族危機也不是沒有感知。非常巧合甚至是非常恐怖巧合的是，1月7日，一向很有爭議、被視為極右的小說家米歇爾 ∙胡艾勒貝克出版他的新作《屈服》。在這部小說裡，他想像了2022年一個伊斯蘭化的法國，選出了第一位伊斯蘭總統，巴黎大學的女性蒙上面紗，更多的婦女放棄工作回到家庭，一夫多妻制合法化，法國最有名的索邦成為伊斯蘭大學，沙特的石油美元用於收買教授、改造傳統文化區左岸。更為巧合的是，《查理周刊》本周即將出版的最新一期也是聚焦這本書。頭版刊登的是胡艾勒貝克的漫畫頭像，畫中人物說「2015年，我開始掉牙，2022年，我就要過伊斯蘭齋月」，在另一幅漫畫上，這位作家說「2036年，伊斯蘭國組織將進入歐洲」。非常值的一提的是，這位作家2010年曾公開稱伊斯蘭教是愚蠢的宗教。雖受到指控，但最後卻被宣布無罪。
另外《基地組織在法國》的作者SAMUEL LAURENT就公開表示600萬穆斯林就是定時炸彈，但精英們卻從不想辦法去遏止他們的擴張。
西方犯的第三個錯誤就是文化多元主義。過去美國以民族的大融爐而自豪，但現在卻也搞起了文化多元主義，並成為新的政治正確。在美國南部許多城市，無人說英語，生活方式完全非美國化。但為了選票，政治人物不但不禁止相反更刻意討好，爭說他們的語言。英國也曾嘗試過文化多元主義，清真寺竟然和教堂一樣多。但卡梅倫當首相時，就不得不公開承認文化多元主義已經失敗了。因為文化多元主義不但不能解決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實現多民族的融合，相反更強化了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認同。這就是為什麼，雖然他們出生在法國，在法國成長，在學校接受同樣的教育，但最終卻成為恐怖分子。
在今天的法國，華人集中生活在自己的區域，穆斯林也同樣如此。在華人傳統生活的巴黎十三區，來自美國的麥當勞也居然使用中文名稱。但歷史上，法國是以強制同化著稱的。比如當法國吞並布列塔尼地區之後，嚴禁使用布列塔尼語，進行文化同化。並采用行政手段，人為把布列塔尼地區分割成不同的區域——這都是法國發生大革命之後的事情。就是這樣，才有今天布列塔尼地區對法國的認同。只是今天西方進步了，文明了，講人權了，搞起了文化多元主義，哪也就只能承擔這種主義帶來的後果。
當然，純粹從從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可以動用一切手段包括發動戰爭、政治、經濟、顏色革命、文化滲透等方式輸出自己的民主價值觀，何以穆斯林就不能以人口這種和平、自然的人道武器來回應呢？每當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過聖誕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信基督教，西方媒體不也是在歡呼嗎？為什麼就不能歡呼西方越來越多的人過開齋節，越來越多的人走進清真寺呢？
最後一個因素雖然和西方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那就是伊斯蘭社會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除了中東石油國家外，普遍貧困。這成為極端勢力滋生和發展最重要的土壤。如果以西方為參照，究其原因應該是沒有進行宗教改革，實現政教分離，以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因此即使這些穆斯林進入到西方，也鮮有經濟成功者。此次三名嫌犯，都無工作，生活貧困、動蕩。制造超市綁架案的嫌犯2009年失業時還被薩科奇接見過，但也無助於改變他的經濟狀況。經濟地位的低下和生活條件的困苦以及由此帶來的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歧視（西方媒體頻頻漫畫諷刺伊斯蘭先知，可曾聽說過他們這樣嘲諷過孔子、中國人的祖先炎帝黃帝？），不產生極端恐怖分子才怪。反觀來自世俗社會傳統的華人也是遍及世界，總體來看，不管他們是否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否可以進入主流社會，但都能迅速的積累致富。有恆產才有恆心，也才有社會的穩定。正如西方流行語：窮人要革命，富人（中產階級）要民主。
另外此次襲擊所表現出來的新特點，也將構成對西方更高的挑戰。和“911”相比，嫌犯的目標更為精准，針對的是具體冒犯自己群體和中東與阿拉伯社會相互正在仇殺的猶太人。而且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報復和制造恐怖，相反還在刻意自我宣傳。比如不殺平民和婦女（12人中11人是男性）。他們在逃亡路上搶劫過兩輛車，但都放過車主。盡管他們知道其後果——果然車主報警泄露了他們的行蹤。他們逃到巴黎機場附近的印刷廠時，也是放走所有平民。這一點在指揮圍剿行動的憲兵上校接受電視采訪時也被確認。這名嫌犯被圍困時還接受BFM電視采訪，重申不殺婦女和平民。而且他們還說出一句殺傷力十分強大的話：聲稱自己與西方人在伊拉克的行徑不一樣，西方在那裡濫殺平民，包括婦女和老人。最後，他們拒絕勸降，聲稱甘做烈士，寧死不屈。所有這一切顯然是做給自己的支持者看的。這樣的對手顯然比本·拉登更容易獲得同情和支持。這一點在推特上也得到了反應：有人喊出我是科阿奇，竟然迅速得到近兩萬的點擊。
今天的西方，對外客觀上為極端恐怖主義提供了發展的條件和空間，對內則用自己的國民財富培養壯大一個對自己文明和價值觀都不認同的文明。現在西方面臨的挑戰是在價值觀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蘭社會的崛起）之間如何選擇。如果繼續堅持自由（如新聞自由）、人權（不能強制同化包括價值觀同化、多元文化主義、家庭補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將很快消失在地平線。假如放棄這些價值觀，西方文明還有什麼獨特性？也依然是名存實亡。
只是目前看，西方的制度已經喪失了改革的能力——因為它們主觀上已經認為自己是歷史的終結，已經沒有改革的空間和必要了。僅就一條，上面的問題甚至他們都不敢公開承認和討論，因為這是政治不正確。連問題都不敢正視，還遑談去解決呢？所以本人之所願意如此無私的替西方指點迷津，是因為這只不過僅有對牛談琴的功效而已。所以在內外各種因素的主導下，西方將不可避免的在反恐戰爭中成為輸家，並在未來幾十年後，走進人類歷史博物館。
最後要說的是，純粹從戰略上講，伊斯蘭社會應該在西方采用溫水煮青蛙的策略而不是制造《查理周刊》這樣有可能喚醒西方的極端事件。從這個角度講，如果進行大膽的猜測，《查理周刊》之所以要以新聞自由為名、以漫畫的方式強烈冒犯伊斯蘭教，恐怕就是要以自己的犧牲打破對方的溫水戰略。比竟在此之前，已經有為了喚醒本國民眾而自殺的歷史學家溫納，以及同樣打著喚醒民眾旗號而制造的挪威慘劇。當然，不管這個猜測是否正確，至少《查理周刊》已經某種程度達到了這個目的。他們的慘死也導致法國社會出現強烈的反伊斯蘭氛圍。就在這幾天，攻擊穆斯林的事件已經發生十四起，包括向清真寺開槍、縱火、在清真寺的牆上塗寫「肮髒的阿拉伯」、「殺人犯」、寄送恐嚇信，在學校裡也發生了阿拉伯學生被毆打的事件。確實，普通百姓怎麼分的清溫和穆斯林和極端主義者的區別呢？
最終他們的血是否白流，哪就要由歷史來驗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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