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被創新及科技局的爭拗與「拉布」折磨得灰頭土臉之時，這個月初香港科研界卻迎來喜事，負責選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的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布在港成立科研基地，與香港及中國的頂尖大學加強幹細胞和再生醫學領域的科研合作，學院預計會在本港吸納三十名世界級科學家，並考慮選址科學園。卡羅琳醫學院落戶香港，至少證明一點，香港具有科技研發的設施和土壤，足以吸引到海外的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在這裏進行研發。
對於創新科技的潛力，香港人不該妄自菲薄，Forbes Magazine 曾經在2013年的期刊中，列出四個（除了矽谷及紐約）新近冒起的科技重鎮，其中選擇香港為最值得留意的科技初創企業樞紐，排名比倫敦和以色列的達拉維夫更高，因香港連續多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並且可將本地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拓展龐大的亞洲區市場。
兩年前的美譽誠然可貴，但香港終歸要把美譽落實，才能把GDP 推上去。近年頻發的社會運動予投資者帶來負面印象，加以全球競爭格局瞬息萬變，香港的科研發展不可能永遠依賴有心人的不定期捐助，或是雜誌評分帶來的些許興奮，而不增強配套設施和作長遠規劃。
單靠帶着十億元創業基金有心助港青創業的馬雲救不了創科發展，一場萬人空巷的演講帶來一兩天的報章頭條，或者不足一個星期的創業動力，甚至可以令人明白如果二十年後仍然靠地產「那就麻煩了」，但究竟如何達到創新科技的美好願景，走出困局，途徑終究要靠香港人自己創造。
佔領運動期間，年輕人在金鐘夏慤道上貼滿對未來的期許，如今在發展的機遇前，卻失去理性的探討。事實擺在眼前，香港有科研的基礎和潛力，今天製造業式微，金融業發展成熟而趨淡，創新科技可以作為發展的出路，甚至是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的主動力。設立創科局的需要，毋須具備諾貝爾獎得主的睿智去分析，普羅市民也了然於胸，但一些手操創科局生殺大權的議員卻選擇閉起眼睛、掩着耳朵，以「不合作」的扭曲心態與市民和政府對着幹，相信建議最後只能淪為政治鬥爭陪葬的陶俑。香港人感到無奈，抑或無辜？ ■
原文轉載自《信報》201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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