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港獨面紗香港政治面對危險變數

街頭的港獨暴力，引發香港民意的憤怒，也揭開港獨的面紗：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在書齋內的論述提出「去中國化」理論，而走上街頭暴衝的先鋒，則大多是底層和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輕人。北京開始考慮推動「反港獨法」。泛民勢力企圖以港獨推動民主，恰恰弄巧反拙。雨傘運動領袖陳健民認為港獨街頭暴力是法西斯行徑，會毀滅香港。港獨不是香港民主的朋友，而是香港自由民主開放的敵人。

他們戴上了面具，衝入金鋪滋擾，追踢中國大陸遊客拖在身後的行李箱，拍打圍堵過境巴士的車門。他們將無辜的老者摔倒在地，毫無證據地指罵他人是水貨客與蝗蟲，像警察一樣檢查起可疑的行李。

他們還惡言嚇哭了一位女童，當聽到這位香港母親說出「我們都是中國人」的求情後，變得愈發怒不可遏。他們怒吼說：「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是中國人。」

事實證明，這對母女與老者不是來自大陸的水貨客，而是道地的香港人。他們冤枉了那對母女與老者，但沒有道歉。

鏡頭不僅在電視上不斷播出，也在網絡上瘋傳，讓香港社會赫然發現，港獨的勢力已經在街頭延燒，成為一股暴民，成為香港政治的一個危險的變數：這些打著「本土」名義的暴民彷若當年美國的三K黨，戴著面具凌虐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亞裔和任何他們認為不夠「本土純淨」的人。這些暴民的鏡頭，重創了香港的形象。

在香港這些暴民的背後，其實都是一些侃侃而談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他們利用網絡的力量，推動這些激進的思想進入中學生和底層社會。

這也揭開了港獨的面紗，它的政治主張和背後的論述，都是一些知識分子在書齋裏的產物，但它的行動，卻往往由一些底層和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年輕人打先鋒，而整個動員的方式則是透過網絡，在臉書和各種的社交媒體不斷發酵，形成了放大效應。

他們的主張其實都是由「仇共」到「仇中」的情緒開始，從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到陳雲的《城邦論》，他們都帶著種族主義的色彩。鍾祖康立論是中國人歷史上都是充滿陰謀奸詐，而陳雲則認為十三億中國人都被共產黨污染毒化，與香港人的純潔必須分開，強調「大陸人並不是你想像中的善良同胞」，他甚至認為如果中國大陸民主化，北京政府會更有民望，到時候一國兩制蕩然無存，對香港不利，因而「民主中國比共黨專政更危險」。

港獨的政治符號也大多有英國米字旗的標誌，顯示它們要與「前朝」的英國政府連接，具有「戀殖」的特色。他們最極端的表現，是香港的大學生譚志德與許善通（皆譯音）於去年到英國國會作證，要求英國政府重啟南京條約與天津條約，而香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表示，英國政府對香港負有道義的責任。

同時，在香港大學，激進的學生將歷史上充滿中華民族主義情懷的刊物《學苑》，變成了一股鼓吹港獨的急先鋒。

「港獨黨」英國註冊成立

到了四月初，媒體爆出陳雲的徒弟馬駿朗(Dabiel Ma)等人已於二月下旬在英國註冊成立「香港獨立黨」，而香港親北京的大律師馬恩國訪問北京，向港澳辦和基本法委員會提交了《反港獨法》草案。港獨成為香港政治的一個危險的變數－－損害了各方期待的民主進程，甚至可能影響到香港社會的穩定。

三月初香港反水貨客示威中出現的場景，讓公共政策的議題變得模糊了，成為標靶的其實不僅是水貨客，而是大陸遊客、講普通話的中國人。港英旗、港獨口號也出現了。示威的發起者，「熱血公民」與「本土民主前線」，是兩個年輕的信奉激進本土主義的組織。他們認為水貨客幹的不僅是走私的勾當，還「搶奪香港的資源」，這本來只是一場香港公共政策的爭議，但卻變成了港獨者發表宣言的場所。

一種危險的趨勢是，在香港遊行示威以及公開場合，越來越頻繁地見到「港獨」的旗幟與標語。港獨者恰恰利用的是民粹的訴求，不斷奪取政治籌碼與出鏡率。他們在六四紀念日另起爐灶，開闢主題為「本土、民主、反共」的集會；他們在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混入特首官邸，用最快的速度展開橫幅然後被驅逐；去年那場持續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他們也成為當中一分子，儘管該運動目標是民主而非獨立。

在香港的社會語境裏，縱然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有種種不滿，但港獨從來沒有進入政治論述的討論中。香港社會從殖民時期的「抓港英貪官」到「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從抗戰時期的東江縱隊到七八十年代的保釣運動，都瀰漫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更不要說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香港百萬人上街，但他們內心深處，是「反共愛華」，有強烈的「中國人」認同。

這一年來，港獨者沒有成為政壇主流，但也幾乎從未被佔主流地位的泛民勢力「切割」。人民力量是一個擁有兩名立法會議員的理念激進的泛民黨派，它的副主席甄燊港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承認，他雖不認同港獨，但也不會與港獨者同時出現時主動劃清界線，更不用說聲討，因為擔心為自己的黨派招致攻擊。

因為人民力量的敵對派系「熱血公民」，就是號稱「港獨教父」陳雲的支持者。他們自稱在臉書上有數以十萬計的粉絲。這些激進式網絡力量，在某種程度內綁架了泛民主派。他們舉起了那支象徵港獨的「龍獅旗」，走在泛民遊行的前列，偷走了泛民勢力的光環，也誤導了泛民的支持者。

民主派內部的容忍，給了北京在香港管治手段上趨於強硬的理由。最近一年來，北京多次表達了對分離主義的憂慮，港獨問題在今年的「兩會」——代表著中國政治權力的最高機構被點名批評。對於已經顯現出的管治收緊的趨勢，一些香港人認為北京在破壞「兩制」，但越來越多的信號也證明，「一國」在特區被淡化甚至敵視。某種程度上，這兩件值得警醒的事情互為因果，彼此惡化。

港獨者主宰反水貨客的示威，也許只是混淆了議題，流失掉旁觀者的同情。而在香港爭取民主的路上加入港獨的主張，付出最大代價的，是香港的民主進程本身。

這是兩年前沒有人想到的局面。對一些支持佔中的激進派來說，港獨是佔中極致，是香港所有激進政治中最激進的主張，也是刺向特區政府和北京當局的一把利劍，因為它成為民主進程的一部「雙刃劍」。一些泛民派系認為，港獨可以成為爭取民主的工具，砍向特區政府和北京當局，但事與願違，港獨成為砍向香港民主派的利劍，損害了香港的民主的願景。

專訪闖軍營的招顯聰

在旺角的一家咖啡館，招顯聰比電視新聞顯得更纖瘦，手臂像兩根細長的麻桿，皮膚白皙光滑，衣著斯文，看不到任何紋身與穿孔，第一眼的感覺絕不會把他與激進抗爭者聯繫到一起。他說話時習慣於將臉孔微微揚起，目光不與人直視，滔滔不絕地發表評述，把大多數指向事實與細節的問題，變成純粹的觀點表達。

這是二零一四年九月初的晚上，離闖軍營事件已經過去了八個月。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四位不速之客衝入位於中環的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並用英文高喊「香港是我的國家」。在四名闖入者中——包括四十歲的無業者張漢賢、二十九歲的女售貨員謝詠雯和一個十五歲的中學生，招顯聰是唯一的拒絕認罪者。

解放軍與香港人以一種意料之外的方式產生了交集——在回歸之後的十七年裏，駐港部隊與香港市民處於近乎兩個完全隔絕的世界。解放軍在軍營中閉門不出，從未參與過香港任何事務，而香港市民除了每年一度的軍營開放日，無從有機會深入軍營。這次擅闖從後果上看，招顯聰付出的代價不大，只是被判入獄兩週，緩刑一年——這意味著他只要不再次犯法就不會真正失去人生自由。那位中學生被撤銷控罪免留案底，兩位認罪的成年人則判予罰金二千港元（約二百五十六美元）。

二十九歲的招顯聰是「香港人優先」的發言人，該組織的主張是，香港獨立建國。

招顯聰聽不大懂普通話，這或許說明了他的某種封閉，這在香港年輕人中已經很少見了。「內地這個詞，我是堅決不會用的。」他表示，更傾向於用中國指稱內地。他也不喜歡用Mainland（大陸）這詞，「除了表示同中國是一國，還意味著自己是屬地。你是主要，那我們是次要嗎？」

這種反應有些強詞奪理。但值得注意的社會背景是，香港對內地語詞的使用，已經表現出抗拒。二零一三年七月，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與范國威去信通訊事務管理局，呼籲業界避免使用內地用語，捍衛本地用語。在隨信附上的兩地用語對照表中，「春節」、「祖國」、「空調」、「武術」被認為是內地用法，而對應的「新年」、「中國」、「冷氣」、「功夫」則被認為是香港用法。

招顯聰對大陸缺少任何興趣，甚至連最基本的好奇也沒有，他不看奧運會（他說如果看的話，會幫中國的對手打氣），從小到大沒有交過講普通話的朋友，不關心六四平反——「對六四只是基於人道主義，這種心態和對北韓發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他說。

他的講述東一塊西一塊，難以拼湊成完整的邏輯地圖。他先是花大量的時間複述最近的時政新聞；繼而又談到港獨主張，說他不做中國人是價值觀不同，但隨後的說法又有些矛盾，「中國是民主也好獨裁也好，對我們不重要，我都要與你分離」；接著，表達了對同伴認罪的譴責，稱未來會升級行動；再後來，他提到自己的學生時代——他只讀到中學，承認自己是不乖的學生，那時就會冒出疑問：「我是不是中國人？」他對他的想法不進行任何委婉修飾，讓氣氛有時變得尷尬，比如他直言，他對中國人反感，但「廖亦武、余杰、唯色這些人除外」。

受台獨學者的啟發

僅從實踐意義來看，獨立建國是否毫無可能的主張？他的講述中，並沒有提及如何實現這一點，他只是說受啓發於台獨學者李敏勇與李永熾。但既追求獨立建國，為什麽總要拿出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我不是親英，我是撥亂反正。」他簡單地回答。

「香港人優先」成立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嚴格來說，它並不是正式組織——曾申請社團註冊但未獲批准，只是一個Facebook群組，聲稱有三十餘名核心成員。而作為群組的「香港人優先」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宣傳仇恨言論與分離主張，被Facebook封禁多次。但該群組也收穫了一些擁躉，在第一次封禁時，該群組累積了二萬五千個「Like」。

這一切的邏輯起點始於二零一二年前後，陸港關係到了惡化的轉捩點，雙非孕婦（孕婦和配偶皆非香港永久居民）的湧入令香港醫院床位緊張，店鋪裏的奶粉被大陸人搶購一空，尖沙咀D&G店對香港人和內地遊客給予不同待遇，一宗被輿論聚焦而放大內地人在港鐵進食而引發的衝突事件，以及後續的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罵港人是狗的風波，令一些壓抑的情緒被點燃了。二零一二年一月初，網友發起「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有人在店外喝罵內地遊客是「蝗蟲」，也有人舉起龍獅旗示威。當年二月，高登論壇網友通過自發籌款，在《蘋果日報》發布「反蝗」廣告。「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Facebook群組在當年三月成立，有三百多人加入。當年九月，網友發起「光復上水」行動，到港鐵上水站驅趕倒賣奶粉的水貨客（事實上很多水貨客是香港人），有示威者舉起「中國人滾回中國」的標語。

這些衝突的起源各有不同，有的緣於內地遊客尚欠文明的行為方式，有的緣於港府政策失當，另外一些，比如D&G事件，則與二者毫無關係。本應釐清的部分卻被忽略了，一些香港人找到了一種最簡單的解決方式，把怒火倒向內地。

「香港人優先」脫胎於「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群組，招顯聰與張漢賢都曾是後者的活躍成員，至於另立門戶的原因，招顯聰解釋是理念分歧。「他們主張自治、維持現狀，我們是開宗明義搞港獨。」但基於互聯網形成的群組是鬆散又重合的，兩個群組的管理者是幾乎同一批人，他們還同時運營著一個叫「香港人主場」的群組。

在所謂的「反蝗蟲」議題上，「香港人優先」也會像其他群組一樣參與——六月一日，招顯聰等七人在落馬洲關口舉起「蝗蟲，請你不要來」的橫幅示威，但有些行動則是純粹的針對國家的挑釁。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這天也是解放軍建軍節，招顯聰與六名同伴到解放軍軍營外焚燒軍旗，並揮舞雪山獅子旗。去年六四期間，他們則在中聯辦附近，燒烤印上五星圖案的火腿，象徵燒掉五星紅旗。

事實上，公開的港獨者在香港社會不是主流，每次行動難以超過十人，他們也會遭遇到反制力量的狙擊。在闖軍營案宣判後，招顯聰在法院遭到了襲擊，他被搧了兩耳光。維基百科上也出現了意在貶損他的信息——越南移民後裔、身體殘疾，還稱他曾在昆明火車站恐怖襲擊事件後，在新浪微博上緬懷恐怖分子。這均非事實。類似謠言也針對著張漢賢，稱他每月領取三萬港元綜援，這個未經檢驗的信息曾被媒體多次轉述。「實際上我們一家五口每月只得約一萬元綜援金。」張漢賢說。

港獨主張不受歡迎，但在言論自由的香港，他們的聲音並不會被禁絕。在招顯聰被掌摑案中，法官指出「案件性質嚴重，涉及言論自由」。而當高舉港英旗、喊著港獨口號的「香港人優先」出現在大規模遊行、集會的現場時，他們也很少遭到其他團體的為難。這種容忍所造成的局面是，不同的議題被混淆到了一起，某種程度上，那些溫和抗議者的道德力量被削弱了。

招顯聰給人的感覺是一個沉湎於自己瘋狂想法的人，但某些言辭，又像是熱切期冀引起他人注意而刻意選擇的。他的現實世界被壓迫至卑微境地：失業超過一年，沒有收入——他沒有像另一位闖軍營者張漢賢那樣領取綜援，他稱領綜援是原罪，借住於朋友家，被捕後他的家人甚至沒有到警局保釋他。生活對他來說已經足夠艱難了，他的電話卡一度欠費，致使與「香港人優先」的其他成員失去聯絡。他算不上資深社運人士，缺少發起大型抗爭的號召力與人脈。但通過爭議的主張與激進的行動，他變成了一個反抗的符號，還上了新聞頭條。

悲哀的是，他似乎只具備符號意義，缺少理論，觀點空洞且混亂。他與同伴的抗爭，更像是不安的失敗者對現實的復仇。人們談論他們擅闖軍營、被審判以及招致襲擊，類似談論明星出軌又復合的娛樂新聞。

陳雲去中國化理論基礎

如果說「香港人優先」成員多來自於基層，缺少學術素養與理論武裝，陳雲與他們處在香港社會金字塔的不同位置。他五十三歲，是嶺南大學教授，曾留學德國的民俗學博士，自成一派的專欄作家，新界長大的客家人。他二零一一年首創「城邦自治」理論，為香港本土主義提供「去中國化」的理論基礎。

本土主義從二零零六年在香港興起，標誌事件是保衛天星碼頭運動。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羅永生看來，「任何一種愛自己生長居住或長期生活的地方，愛家人意識，為自己生活的地方自豪，都是本土意識。強化這些意識，建立成行動，就是本土主義」。但本土主義不必然支持香港獨立。它吸引了很多理想主義者，在關懷環保與社會公正的問題上，引起一些年輕人共鳴，而他們在網絡上的緊密互動，形成了一種過去所難以出現的動員力量。本土派聚焦於香港，本土立足，本土優先。在零六年之後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中，本土派們衝到前線，強調社區概念與文化保育，本土派在媒體上也逐漸成了一個時髦辭彙。

但本土派網絡上也劃分為「左膠」與「右膠」。「左膠」是承繼了國際左翼運動的力量，為基層說話，反對大財團，反對歧視新移民。而「右膠」則往往是從族群出發，反對發給新移民福利津貼，也對一切他們認為不是本土的東西加以排斥。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提出「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之論。城邦論期冀香港建立成一個接近國家模式的城邦，由港、中、台、澳組成的「華夏聯邦」的一分子，主要依據是，香港繼承了英國人遺留的近乎國家形式的制度。但如何實現，陳雲並未提供細節。

這本書對香港民俗與中國傳統作出細緻描述，但一些觀點卻讓人錯愕。陳雲認為香港在政治、經濟等領域不應與中國大陸密切往來，主張收回大陸的移民審批權，因為香港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城市。他甚至提出，一個民主的中國比中共政權對香港的危害更大，原因包括大陸會理所當然享有港人的救濟，大陸的民粹也會影響議會運行。

「假如鱷魚（中國政府）成批死了，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重新組織民主中國，或成批湧來香港，對香港更為有害。」前言中的這句話，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對大陸人的仇恨與粗疏的論斷。

《香港城邦論》走紅後，陳雲又陸續推出了《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與《香港遺民論》等書。他在公共空間愈發活躍，對大陸人的敵視與對獨立城邦的宣揚，互為推動力。「大陸人來香港不守規矩，闖急症室、打罵醫生、隨街屙屎屙尿都是故意挑釁香港人，他們在北京、上海不會這樣做……」在電台節目中，他言之鑿鑿地論斷。當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決定啓動《種族歧視條例》修訂，他在報紙發表《免麻煩，解僱新移民》的文章，「在這段期間準備聘請新移民的僱主，更要三思，否則日後你一旦向新移民員工發脾氣，告到你坐監都有份」。他杯葛維園的六四集會，甚至說出雷劈六四的詛咒。他承認自己是沙文主義者：「有些人說我搞漢族沙文主義，但這是唯一選擇。」

這些言論有諸多可疑之處。那些行為不檢的大陸人真的在北京、上海不這麽做，只為故意挑釁香港人嗎？平機會規管對大陸人的歧視行為，會帶來聳動的危害嗎？僱主對新移民員工發脾氣，就會被判坐監，以至於為了規避風險，需把這些員工立即解僱嗎？作家許知遠曾與陳雲有過幾次對談，在他看來，陳雲的筆下，「一切都是線性的、對抗性的，為了創造這種對抗效果，他不惜扭曲歷史、誇大事實」。

在對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香港政治光譜裏最具衝撞性的本土派的採訪中，他們都提到了陳雲與他的《香港城邦論》。有的人表示欣賞，有的人則認為他不可理喻：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邊用手指敲自己腦袋，邊搖頭，「瘋的」，他拒絕進一步談論陳雲，而「長毛」梁國雄則直言陳雲是法西斯主義者。不可否認的是，陳雲在網絡上和底層的輻射半徑很廣，往往成為話題中心。

香港人對時下政治、經濟的失望與身份焦慮感，加劇了陳雲觀點的傳播。但有些時候，他像是完全迷失了，在反水貨客示威後，他竟然稱大陸人是「納粹黨」、「皇軍」。

一些有話語權的香港知識群體以並非合謀的方式，豐富了「蝗蟲」論述。媒體人李怡指出：「新移民儘管不是全數，但他們骨子裏被埋下的兇殘、鬥爭、貪婪、自私，香港民主人士有何能力去改變他們？」評論家練乙錚為蝗蟲論辯護，不承認是歧視，因為「本身不帶政治性，只涉公共資源或經濟利益的矛盾」。鍾祖康出版《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抨擊了作為整體存在的中國人。

這些論述，將本土主義導向了另一個方向。早先出現的本土主義者反對中港融合，但這種反對合併不意味著將矛頭指向族群，而受到城邦論、蝗蟲論等影響的新本土派，將保衛本土變成了一場族群主義式的對抗，排斥大陸人與新移民。

躁動的社會氛圍下，一些傳媒也會表現得粗鄙。「強國人」的諷刺稱謂會直接出現報紙標題裏，而在大陸幼童便溺事件後，在中學生和年輕人中流行的《一百毛》雜誌，以雌性蝗蟲與幼蟲來稱呼那對母子……

「阿燦」曾是香港人對大陸新移民的稱呼，這個名字來自於一九七零年代無線電視劇集《網中人》裏的一個廣為人知的土裏土氣的大陸新移民角色。在當時的語境，阿燦有貶義，但更接近於調侃。而當「蝗蟲」取代了「阿燦」，包容與多元——香港這座城市引以為傲的特質，正在慢慢地消失。

香港人主場的版主

在「香港人主場」、「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國人」的群組裏，上載了很多照片，譴責「蝗蟲」的不雅行為——從隨地便溺，到等巴士時集體蹲在地上。管理員「版主J」說——他只願意透露網名，這是靠他們主動收集與網友投稿而來的。

「怎麽能確保那些拍到的人是大陸人呢？」

「至少我每次都會靠上去，先確認他們的口音。」他回答。

有次坐船，他看到兩個說普通話的女人赤腳架到前排椅子上，就拿手機拍了照，傳上Facebook。隨後，他把手機拿給那兩個女人看。「我已經把照片傳到網上了。你們的腳很臭。」他說。對方愣住了：「你有病吧。」他認為這不是激化矛盾，而是一種教育。

有些時候，被冒犯者的反應會更激烈。六月底，他坐地鐵時讓座給一個小朋友，但另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大陸夫婦會錯意坐下了。他要求對方離座，但很快演變為爭吵，「他追著我下車在尖沙咀用拳頭打」。結果是，那個憤怒的父親因公衆場合打架被告上法庭，未來需要赴港應訴。

他不斷以自身的經驗舉例，表達對大陸的反感。他在香港理工大學讀兼職設計學碩士，「那個大陸的教授英文整天講錯，課堂上教的例子好多都是大陸的盜版，我投訴他，學校終於有受理」；而香港的大學被大陸學生塞滿，「也沒有覺得他們有多厲害」。他談論商業，但只是停留在淺薄的刻板印象裏：「阿里巴巴幸好沒來香港上市，它會吸乾香港人的血。」整個採訪中，他唯一予以肯定的，是湯唯，那位已經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充滿魅力的女演員：「她是香港人的一分子，她肯學好我們的廣東話，尊重我們的文化。」

整個採訪最令人驚訝的部分是，他主動提及他來自大陸，「小時候移民香港」。不同於招顯聰的封閉，現在「版主J」仍有很多機會接觸大陸，他的碩士課程裏有很多大陸同學，他所任職公司多數客戶來自大陸，他也經常被派去出差。但對於那個他出生的地方，他像是切斷了所有的情感紐帶。

香港是座移民城市。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將近一百萬人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現在的香港七百萬人口很大一部分是由內地逃港者與他們的後代構成。這其中包括一位原籍廣州在反右鬥爭中備受傷害的青年。他的兒子陳雲根，長大之後，用的筆名比本名更為人所知。這位《香港城邦論》的作者，去掉了名字中的「根」。

激進黨派拒絕港獨

「我覺得一國兩制已經令香港非常獨立，我們的法治、政治已經非常獨立，所以我不認為需要叫一些香港要獨立的口號。」不久之前的採訪中，人民力量的主席袁彌明對亞洲週刊說。無論是內心真實想法，還是避免所屬黨派處於無法迴旋的地位，在涉及港獨與分離主義的問題上，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往往會小心措辭。即使有些議員如范國威、毛孟靜排斥普通話，「拒絕香港大陸化」，被認為有港獨傾向，但他們至少不會公開讚美港獨。「一國兩制」對他們來說像一塊防禦的盾牌，只要強調「兩制」，似乎就能為那些引人驚詫的政治論述，套上保護罩。

這種政客的謹慎，並不適用於另一個群體，學生。

港大學生的港獨如何煉成

二零一四年二月下旬，香港大學學生會刊《學苑》，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作為封面，論述香港人成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港英龍獅旗的照片穿插於刊中。而在九月，《學苑》更進一步，封面推出「香港民主獨立」，類比藏獨、疆獨，探討香港的獨立。

這些文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很多媒體予以報道，二月刊《學苑》得以加印，甚至還在此基礎上脫胎成為了一本《香港民族論》的書（但那本書有更明顯的法西斯味道，其中不乏這樣的論述：「中共是有民意支持的。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建立政權……沒有這樣的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權……在文明程度上他們已經爛掉了，爛成香港人以外的另一個民族」。）但廣泛的關注並不意味著廣泛的歡迎，在香港流行的資訊網站「雅虎香港」關閉了「香港民主獨立」的專題。批評的聲音也隨之而來，稱其「挑起分離主義、鼓吹仇恨的種子」。

輿論爭端在二零一五年一月香港特首梁振英發布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學苑》後，掀起高潮。「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電視直播中，特首警告，「我們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對於引發的抨擊，《學苑》及其支持者以白色恐怖、扼殺言論自由回應。而在隨後的一期雜誌中，《學苑》進一步強化了立場，以《雨傘世代，命運自決》為封面，提出了以武抗暴的主張，「要不就負隅一戰，奮起革命，要不就屈從一統，淪為奴才」，「港人面臨滅族，只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自救」。《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在公開論壇中承認支持港獨。

《學苑》是季刊，每期印量六千本，資金來自於港大學生會，在採編上享有絕對的獨立與自由。與想像中的學生刊物不同，這本雜誌似乎有些過度政治化，缺少對詩歌、青春以及大學生活的足夠熱情。「《學苑》的定位就是批判主流，我們採取一個進取或者是大膽的先鋒（姿態）。」梁繼平說，他是上一屆《學苑》主編，「香港民族」概念的創造者。

瘦高個，穿灰色帽衫，一手拿著剛從圖書館借來的幾本書，採訪時的他看起來像個靦腆的大男孩。從他的言行舉止來看，很難把他定義為一個嘩衆取寵的人。他待人很有禮貌，講話時語調平和，沒有任何激動的表情或動作，唯一能顯露出他政治熱情的地方是，他對發表觀點的執迷——他滔滔不絕地用了五分鐘時間來回答一個小問題。

「香港民族」是這樣產生的：在二零一三年底的編輯會議上，一個同學表示讀過評論人練乙錚二零一二年發表在《信報》上的《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想寫一篇文章論述香港有權成為一個民族，而其他同學則提出幾個單獨的選題去操作，有的論「綜援制度」，有的談本土抗爭。寒假裏，他們一邊查資料一邊寫，慢慢發現，這些文章有共同點，可以納入香港民族的專題裏。

專題裏的大部分文章偏學術化，「主義」、「筆者」等詞充斥其間。但以學術標準來看，一些表述又過於兒戲，其中有一篇文章是這樣開始的：「香港的存在，是一個傳奇，而傳奇，往往可以造就一個新的民族。」而論及何以香港成為民族時，蘇聯獨裁者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被援引：「有統一的語言，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有共同的經濟生活，有處於同意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這些牽強的論述似乎是為了早已確定的結論而拼湊一起的，香港既然是民族，則理應享有國際法所保護的自決權，公投表決香港的政治狀態。

在近期一場公開論壇中，《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承認支持港獨。但梁繼平說，《學苑》刊發這些文章並非鼓吹港獨，而是「重塑民族精神，重塑公民辯論」。印發之前，編委會也曾害怕大衆不會接受，一位作者因此用了化名。「我想大家都有一種實驗的味道。這些題目在主流媒體很難見到，因為政治很不正確。」

「我覺得很丟臉，現在這樣做，成為了沒有什麽事實的理據，亂做報道。」民間團體「民陣」召集人陳倩瑩說，她在二零一二年曾擔任學聯秘書長。和學聯的許多成員一樣，在佔領運動中她走到一線，但她認為自己屬於左翼，「大中華派」，不認同《學苑》的主張，但她也強調，「社會文化影響了學生的想法」。

《學苑》編委會經過校內選舉產生，每年換屆，但在這個編輯部裏，也難免有著排他性。梁繼平記得「招莊會」初期曾有位來自內地的女生，一個人坐在一屋子說粵語的同學中間說著普通話。她喜歡文學，想在校刊上寫點東西，但最終因政見不合離開了。

梁繼平的父母於八十年代初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父親是中餐館的廚師，母親是家庭主婦。臉書是他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除此之外，他還會瀏覽主場新聞（當時仍存在）、輔仁網——均是一些本土色彩濃厚的網站。他承認受陳雲的影響很大。他記得自己的變化，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時，他在電視上看到中國選手拿金牌，感到開心，但歷經了「譚作人、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後，錯愕與疏遠慢慢開始」。來自那個制度裏的傲慢與惡傷害了他的感情。現在的他已經不看中國隊的比賽了，他甚至感到連父母也變了，變得不再像以前那樣擁護中國了。

港獨與爭取民主的弔詭

一些變化在香港社會裏發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去年十月的民意調查，在「中國人」、「香港人」、「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但都是香港人」四個選項中，香港市民的選擇分別是百分之九、百分之二十六、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二十二。而在八十後受訪者組別中，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高達八成三，遠高於其他年齡組別的受訪者。

一種流行觀點是，教育結構的變化部分導致了香港年輕一代對祖國的認識不足。自二零零一年起，中國歷史科不再是中學必修科，每屆修讀中史科的學生由五萬人下降到七千人。依據《學苑》在對港大學生的調查，本土派在比例上壓倒了大中華派，百分之四十八對百分之十五。

佔領運動的學生領袖、時任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曾在一次訪談中承認，他只對這土地上的人有感覺，對國家的感覺卻很遙遠。他是梁繼平上任的《學苑》副主編。

在運動之前的罷課階段，學聯在網站上發布「二零一四香港獨立」的照片，稱「七百萬港人公決我們的前程」。運動開始後，這種政治不正確很快被糾正了——如果不計那些零星出現的諸如「Hong Kong is my country」的標語，和「香港人優先」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二日在駐港部隊軍營前的僅有三人的又一次的示威——大多數示威者中形成共識，把訴求聚焦在普選上，避免為中央提供任何藉口。但主台的背景上那四個亮白色大字「命運自決」卻彷彿是在送出一個警示信號，中央的某些強硬聲音顯然已為運動定調，《人民日報》發表了《從「自主」看佔中背後的港獨陰謀》的評論。在現實裏，爭取普選者、佔中者、港獨者有交集但完全不能彼此等同，在大陸的輿論場，這三者卻含混地劃上等號。

目前看來，港獨者追求的尚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但長久的管治危機會藏於暗處。招顯聰和他的瘋狂想法對香港政治的威脅極為有限，能帶來改變的，是那些有動員力的組織與有理論框架的意見領袖們，他們在那些有地方主義情緒和對現實失望的香港青年中很有影響力。

而習慣在專欄與網絡裏指點江山的「鍵盤俠」陳雲，在政治領域，已經被視為「港獨教父」。在佔領運動發起後，他經常出現在本土勢力佔據主流的旺角佔領區，擁護者排隊與他合影，他與熱血公民等理念與他接近的政治團體，達成了某種合作同盟。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他表示欲以現有五十多名成員的「香港復興會」名義派員參選立法會，主張本土派應趁機崛起，成為香港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同樣在那個採訪中，他表示，他的終極目標是，香港獨立建國。

在以往，他只強調香港城邦自治而非獨立，但像是一場歷經數年的發酵，現在的陳雲終於公開承認，他是一個港獨者。

但這樣的港獨主張，與街頭「勇武行動」的暴民表現，也終於引起了泛民和公民運動力量的反彈。雨傘運動的核心人物、「佔中三子」之一的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在四月初公開表示：港獨排斥中國大陸人民，「與法西斯沒有分別」，他難以認同，也不會和他們討論香港民主發展。他說強調本土無問題，但「不應推動港獨」，否則會分化民間社會。他說那些所謂本土派踢人行李和指罵途人，表面是保衛香港，「實際是消滅香港」。

這位篤信公民運動力量的群眾領袖，揭開了港獨的面紗－－港獨不是香港民主進程的朋友，港獨只是香港自由民主開放社會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