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弗格森到巴爾的摩:美國種族問題的背後

游天龍

又一個黑人青年不明不白地死在白人警察的手上,引發了又一場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又一場蔓延全城的騷亂。看看眼前這一幕,和2014年的弗格森案是如此相像,自去年夏至今,這樣的騷亂在全美各處此起彼伏,不禁讓人想問美國到底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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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去年是《人權法案》50周年,今年是《投票權法案》50周年,這兩個法案代表着60年代民權運動的高峰,是肯尼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博士留給世人最寶貴的遺產,去年上映的以爭取投票權運動為背景的電影《塞爾瑪》,甚至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演和最佳原創音樂四項金球獎,並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音樂提名。

可大多數黑人的困苦現實卻在嘲諷少數黑人取得的成就。過去的半個世紀,雖然美國在民權事業上取得巨大進步,在制度上拆除了種族隔離的藩籬,但弗格森和巴爾的摩的騷亂再度揭開了種族問題的傷口,將其血淋淋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背後盤根錯節的歷史、經濟、教育和選舉問題讓美國黑人看不到一絲改善自身命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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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廉租房政策推動種族隔離

回顧去年的弗格森騷亂,事發地所在的聖路易斯歷史上就是種族矛盾的高發區,1857年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臭名昭著的Dred Scott一案最初就發生在聖路易斯,該案判決將奴隸制合法化、全國化,最終激化南北矛盾將美國推向內戰。戰後,因為聖路易斯交通樞紐地位帶來的經濟大發展,南方很多黑人遷往聖路易斯,導致該市也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早幾個將種族隔離政策制度化的城市之一。早在1916年,聖路易斯就通過住宅隔離條例。在該條例被高院判違憲之後,該市又通過地產經紀協會等私人組織來維持種族隔離。正因為聖路易斯市的種族隔離現象非常嚴重,1948年反隔離的里程碑案件Shelly v. Kraemer案最初就發生在這裡。

而因為各種隱性歧視政策的存在,導致黑人區的房產價值降低,黑人難以趕上房產增值的經濟發展上升期,結果進一步扭曲了國家政策的制訂。聯邦政府曾設立屋主貸款公司給屋主提供低息貸款,但因為黑人區房屋貶值,黑人區的物業被標為最低級的D級,結果導致黑白社區的貸款利率差超過2%,黑人更難獲得貸款,甚至連黑人區的房子都買不起,而這又反過來進一步抑制了黑人區房價的升值,迫使黑人屋主低價拋售物業。

在種族隔離制度被判違憲之後,1950年到1970年的二十年間聖路易斯市的60%白人遷往郊區,待黑人逐漸佔據市區並開始向郊區遷移的時候,白人則遷往遠郊,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繼續維持事實上的種族隔離。這種「再隔離」現象導致黑白融合極其困難,導致聖路易斯市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巴爾的摩。早在上世紀30年代,巴爾的摩89%的黑人被聯邦政府的房屋政策隔離在經濟欠發達的城區。聯邦和巴爾的摩政府甚至連廉租房都要施行黑白隔離,部分聯邦官員都承認「這不是貧民窟清掃計劃,而是利用廉租房政策阻擋黑人侵蝕白人的領地」,唯一建在黑人區外的廉租房位於郊區的一個半島,比鄰市政垃圾場和焚化爐。而巴爾的摩也遭遇了嚴重的人口減少問題,大量的白人搬出市區,人口從一百萬減少到六十萬。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巴爾的摩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幾個城市之一。

經濟:「去工業化」導致大量黑人失業

種族隔離制度嚴重削弱了黑人社區的經濟潛力,而去工業化則進一步導致受影響地區經濟停滯和持續衰退,大量藍領工人無法躋身中產。聖路易斯和巴爾的摩作為舊工業區的代表,也是這場轉型的受害者。

聖路易斯市曾是美國工業中心之一,二戰期間因為遠離兩岸而成為民主的兵工廠,甚至連原子彈用的鈾礦石都是在聖路易斯提煉的。而因為二戰黑人幾乎都不能上戰場,因此留在後方從事生產的黑人成為二戰美國工業發展的受益者,上升通道被打開。巴爾的摩曾是美國第二大工業城市,在鍊鋼、航運、汽車和運輸業享有盛譽。黑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能夠發起民權運動與其在美國經濟地位大幅度提高有直接關係,黑人在製造業的廣泛從業也讓其罷工罷市遊行更有殺傷力。

但因為白人在戰後得到政府扶持免費讀大學,大量白人轉型為白領階層,工作上錯開了和黑人的崗位競爭,並且因為黑人把持的工會勢力大、福利高,白人企業家推動美國進行「去工業化」轉型,大量工廠關閉並被轉移到日本、韓國、中國台灣、越南等亞洲地區,結果導致黑人失業問題加劇。持續數十年的轉型導致美國工業城市失去稅基,在金融危機中抗風險能力極低,汽車城底特律破產託管,而聖路易斯則遭遇歷史規模最大的人口外流,巴爾的摩則在二戰後的五十年間失去了十萬個製造業崗位,如今巴爾的摩經濟的90%依賴低端服務業。

黑人失業率升高帶來的是貧困率上升。2013年美國4530萬人生活貧困,貧困率高達14.5%,而黑人的貧困率則高達50%。研究顯示,早在1980-1990年時期,黑人社區貧困率的增長速度就高於其他族裔的社區,主要原因就是產業結構調整所致。而產業結構調整短時間內並不能解決黑人的就業問題,中小製造業能部分吸納工人但會降低收入和福利,服務業吸納製造業工人的能力有限,而信息產業等新經濟帶來的就業則遠不足以彌補「去工業化」帶走的崗位。

教育:再次回歸種族隔離

教育領域是最早打破種族隔離的地方,但如今這裡再度出現隔離現象,黑人無法通過教育改變命運,黑白差距固化且擴大化。

全國範圍內,典型黑人學生就讀的學校裡面近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74%的黑人學生就讀的學校是少數族裔學生佔多數的學校,38%的黑人學生就讀種族高度隔離的學校,而有15%的黑人學生就讀的是純少數族裔學校。美國最大的幾個都會區有着全美最高的種族隔離率,芝加哥一半的黑人學生,紐約三分之一的黑人學生,洛杉磯30%的拉丁裔學生讀的是純少數族裔學校。

這類學校大多成為所謂的「退學工廠」,大量學生無法完成高中學業,就算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也缺少能在大學裡面取得成功的基本學習技能。這些學校的教師通常缺乏教學經驗乃至缺乏上崗資格,教師的跳槽率也極高,學校缺少課後活動,缺少教學設備和學習資料。而因為這些學校的學生成績不佳,導致州政府進一步削減辦學經費,關閉或合併學校,用代課老師替換正職教員,進一步惡化這些學校的教育狀況。

以麥克布朗畢業的諾曼底高中為例。諾曼底高中去年僅有58%的學生畢業,而密蘇里州平均為80%。2011年該校1064名學生中98%是黑人,74%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該校物資極其匱乏,連畢業禮服也僅有兩套,學生們不得不輪流穿上拍攝畢業照。不久前該校還因為教育質量低下成為密蘇里州僅有的三家被州政府取消資格認證的學校之一。諾曼底高中全校只有4位學生修微積分,33位學生修物理,全校僅有一門大學預科課程,僅有12名學生選修,這12名學生還都沒有參加這門課的考試。而美國全國有16%的高中生修過微積分,36%的高中生修過物理。該校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也很低,2013屆畢業生只有50%的人參加了ACT考試,平均分16.8,而密蘇里州的平均分數為21.6。2013年密蘇里州37%的高中畢業生能就讀四年制大學,而諾曼底高中僅有大約20%的畢業生能讀大學。

選舉:政策上並不利於黑人投票

雖然黑人爭得了投票的權利,但美國地方選舉制度的各種花樣依舊讓黑人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無法通過更換民選官員的方式實現政策改變。

美國很多地方選舉並不是安排在雙數年而是單數年。這極大壓抑了民眾,尤其是黑人民眾的投票率。美國一般的選舉都是安排在選舉年的11月的第一個星期二,而弗格森市的選舉卻是安排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一。2013年弗格森僅有11.7%的合格選民參與市級選舉的投票,黑人中的投票率就更低,僅有6%的黑人合格選民投票,而白人合格選民中有17%參與了投票。

還有很多地方選舉打着無黨派的旗號,實際上卻傷害了普通選民的基本知情權。所謂無黨派選舉,就是在選票上和競選廣告中不得標明候選人的黨派歸屬,試圖將黨派之爭排除出基層選舉,讓選民更關注候選人的政見。表面上這是一個看似進步的選舉制度改革,實際上這種「去標籤」的做法讓大多數選民無法獲知候選人的基本信息,導致那些不密切關注選舉的選民不敢隨便投票,而這個在受教育程度低的黑人中間尤甚。

美國地方選舉中利益分配潛規則盛行也讓經濟地位處於弱勢的黑人社區無法發揮作用。以弗格森市為例,白人成立的工程公司和行業協會給白人候選人捐錢拉票,白人政客則將市政工程分包給白人的工程公司。同樣,白人佔多數的警察教師工會給白人候選人投票捐錢,白人政客則給這些公務員加工資加福利,未來的招聘也更偏向白人。相比於因為經濟問題居無定所的黑人,弗格森市的白人雖然人數少但組織程度非常高。而單數年選舉不僅會導致投票率大幅下降,並且對於那些準備充分的利益集團更為有利。

地方選舉中營私舞弊的現象也是屢禁不絕。據媒體報道,弗格森市選舉日當天,全市五分之一的投票站出現選票數量不夠,選舉工作進展遲緩,甚至某個投票站出現篡改選票的嚴重違規現象。民權律師設立的投票違規熱線稱,接到舉報有投票站工作人員要求前來投票的選民提供身份證件,而這並不是密蘇里州選舉法的規定,並另有舉報稱有警察對前來投票的民眾進行恐嚇,試圖干擾投票正常進行。

現狀:差距觸目驚心

在歷史、經濟、教育和政治上全面被壓倒的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加上如今美國貧富差距問題日趨惡化,黑人處境更加不利。

根據美聯儲消費金融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白人家庭平均資產高達78萬美元,黑人家庭僅為15.5萬美元。雖然黑人家庭收入佔白人家庭收入的比值從1967年55.3%小幅增長到2011年59.2%,但扣除通脹后比較凈收入,黑人家庭僅為白人家庭的7%,比1984年9%的水平還低。而如果縱向比較,黑人家庭2011年凈收入(6446美元)其實也比1984年水平(7159美元)要低,而同期白人家庭凈收入則上升11%,從82374美元上升至91405美元。

與收入財富差距越來越大相反的是,黑白族裔的貧困率和房屋自有率方面的差異變化卻不明顯。1974年黑人失業率高達30.3%,白人僅為7.7%;2011年黑人失業率依舊有27.6%,白人則為9.8%。房屋自有率方面,1976年黑人為44%,2011年還是44%,白人則從69%增長到73%。

如果具體到聖路易斯和弗格森,馬里蘭州和巴爾的摩,黑白族裔之間經濟差距更是觸目驚心。

聖路易斯郡的家庭中位收入為58485美元,弗格森僅為37517美元;聖路易斯郡黑人家庭中位收入為38137美元,弗格森僅為32529美元;聖路易斯郡的失業率為8.4%,弗格森為14.3%;聖路易斯郡靠糧食券補貼的家庭為9.4%,弗格森為21.7%;聖路易斯郡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佔10.5%,可在弗格森地區卻有22%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受教育程度方面,聖路易斯郡24%的人擁有本科學歷,16%的人擁有碩士以上學歷,而在弗格森僅有14%的人擁有本科學歷,8%的人擁有碩士以上學歷。弗格森有40%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而其中黑人青年失業率比白人高的多。16-24歲黑人47%失業,而同年齡段白人僅為16%。弗格森市41%的房主房屋價值處於資不抵債的情況;而每十萬戶家庭就有15.3戶的房子被銀行收走拍賣,全美國的平均數據則為4.5戶。

在巴爾的摩,白人失業率(無工作且在找工作的人,長期失業放棄找工作的不算在內)僅為5.6%,黑人則高達11%;1970年代16-64歲黑人中大約四分之三有工作,如今僅57.6%有工作。巴爾的摩白人收入大約為62400美元,但黑人則僅有39000美元。而直到去年,巴爾的摩房屋被銀行收回的比率依舊排在全國第九,多達5200棟房屋被收走。可因為市場不景氣,被收走的房屋有一半處於空置狀態,與此同時大量黑人流離失所浪跡街頭。

弗格森和巴爾的摩雖然人均GDP等各項經濟指標都遠超世界絕大多數地區,但兩地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狀況卻非常不健康,社會治安等問題堪比第三世界國家。按道理,高GDP、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加上黑人遠高於拉丁裔和亞裔的政治地位,按照美國給世界制訂的標準,弗格森和巴爾的摩應該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平靜祥和的人間樂土才是。可上述地區被貧困、失業、兩極分化,族群矛盾禍害多年,嚴重的社會問題可謂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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