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頻頻通過視頻現身全球各種場合，擔任演講嘉賓，單場出場費超過1萬美元；他披露的監聽項目已經被美國法庭裁定違法。但他卻回不了家，而他避難的俄羅斯也越來越不自由。
雖然是一名遠走俄羅斯、躲避美國政府間諜罪指控的國際流亡分子，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卻依然在到處活動。
今年五月又是斯諾登這位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外包僱員進行虛擬全球旅行的一個月。他目前已經通過視頻形式現身過多個場合，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視頻連線、斯坦福大學的「傑出演講者」系列，以及挪威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大會。按照計劃，這個月結束之前，他還將通過視頻向意大利以及厄瓜多爾的觀眾發表講話。厄瓜多爾的那場活動還將播放《第四公民》（Citizenfour）這部以他為主角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
然而，自從斯諾登帶着滿載國家安全局秘密的筆記本電腦從夏威夷飛往香港之後的兩年時間裡，他相繼取得的勝利還遠遠不止這些。
兩個星期前，聯邦上訴法庭裁定，他披露的第一個國家安全局項目、也就是搜集幾百萬美國人電話記錄的監聽項目違法。上周，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法案，要求改革這個監聽項目，禁止美國政府染指項目搜集到的大量電話記錄。美國總統已經表態支持這項改革，而美國參議院正在舉行相關辯論。同時，蘋果和谷歌公司則不惜觸怒聯邦調查局，加強了智能手機等產品的加密措施，混淆通訊，保護消費者免受斯諾登曝光的那種政府監聽行為。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lawyer）律師、斯諾登的代理人本·維茨納（BenWizner）說，斯諾登對這些後續發展深感滿意，因為他一開始還擔心，自己揭露的這些真相可能會被人忽視。但斯諾登引發的爭論還遠遠沒有結束。
「他的生活非常、非常豐富、充實。」維茨納說，顯然是急於駁斥斯諾登的批評者們2013年作出的預測，認為他最終在俄羅斯將落得個潦倒不堪、泯然眾人的下場。「他已經變成了一位多麼出色的公民啊。他現在已經能夠遊刃有餘地利用技術手段戰勝流亡生活，參與到他自己引發的大辯論中去。」
然而，美國情報官員對於這段開始於2013年5月20日、斯諾登飛往香港的那一天的這段傳奇卻有着不同的說法。斯諾登當初決定向一批精心選擇的記者披露美國安全局幾十萬份高度保密的文件，他的這個決定至今仍然會激起奧巴馬政府許多人的怒火。他們說，他曝光的信息教會了恐怖分子和其他敵對分子如何躲開這個安全機構的監聽。他們指出，他披露的這些信息（《紐約時報》也刊發了其中一部分）已經遠遠超越了搜集電話記錄的範疇，觸及到了大量針對外國、但卻並不涉及美國人隱私的項目。
曾經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局總顧問、同時也是泄密事件最敢說話的批評者斯圖爾特·A.貝克爾（Stewart A. Baker）說：「我們現在在美國國內真正爭論的其實只是斯諾登披露的第一份文件。」他指的是美國聯邦法院授權進行電話記錄監聽項目的秘密指令。「其餘的文件則一直被世界其他國家當作某種形式的情報色情片在利用——『天啊，看看美國國家安全都在幹些什麼勾當。』」
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代理局長邁克爾·J.莫雷爾（Michael J. Morell）在一本新的回憶錄中表達了許多自身情報人員悲觀的看法，他們甚至認為斯諾登的泄密行為給伊斯蘭國極端分子集團、也就是ISIS賦予了力量。
「ISIS是曾經向斯諾登學習的恐怖集團之一，而且顯然，他的行為在ISIS的崛起中發揮了作用。」莫雷爾在回憶錄《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戰爭》（The Great War of Our Time）中這樣寫道，但他並沒有展開闡述。「簡而言之，斯諾登導致我們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安全狀況大幅下降。我不是說著玩，美國人很可能因為愛德華·斯諾登的行為死在恐怖分子的手裡。」
鑒於這樣的評估，美國檢方一直沒有表現出願意向斯諾登提出他可能會接受的辯訴協議的意願。去年夏天，俄羅斯政府授予他三年的居住權，而他近期沒有很快將離開俄羅斯的跡象。美國已經吊銷了斯諾登的護照，而他目前也不是俄羅斯公民，沒有俄羅斯護照。但就算他能夠拿到某種形式的旅行證件，他也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遭到逮捕，送回美國接受審判。
俄羅斯一些評論人士已經注意到了斯諾登眼下進退兩難的困境，因為他在普京治下越來越走向威權主義的俄羅斯還在呼籲自由和隱私。
記者安德烈·索爾達托夫（Andrei Soldatov）運營着一個網站，關注俄羅斯的情報領域。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這幾個月，斯諾登一直成功地假裝自己不在俄羅斯，而是別的地方。他現在進退兩難。」斯諾登避難的國家，他補充說，「是一個正在發起運動反對互聯網自由的國家。」
斯諾登的律師說，斯諾登目前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演講費，其中有些有時候一次演講的出場費就超過1萬美元。他的美國女友、也就是今年二月代表他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林賽·米爾斯（Lindsay Mills）已經與他在莫斯科團聚。
但儘管如此，跟2013年六月在香港作為美國安全局檔案泄密事件線人首次公開現身的時候相比，斯諾登如今的處境如果說複雜，但地位其實已經大不如前。當時，美國國會和有線電視網上充斥着叛國罪言論，暗示斯諾登一定是俄羅斯或者中國的特工，甚至還有人呼籲使用無人機除掉他。
截至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斯諾登當時拿走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數據是在代表任何其他外國政府，也沒有證據顯示他與記者以外的其他人分享過這些數據。（美國中情局那位前官員莫雷爾說，他肯定斯諾登拒絕了俄羅斯和中國提出的條件，「既是因為他的思維方式，也是因為他不喜歡任何國家的情報活動。」）
而且，事實證明，他的吸引力比許多人預測的要持久得多。他臉龐瘦削、髮型粗獷、戴着時尚的眼鏡、留着稀薄鬍子的形象已經遍布世界各地的T恤衫和海報。2013年，他以微弱劣勢輸給了羅馬教皇方濟各，沒能成為《時代》雜誌當年的年度人物。Facebook上的一場活動和挪威政界甚至提名他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儘管最終未能實現。美國內外許多人擔心政府的監視充分藉助技術手段之後帶來的騷擾，斯諾登給這些人內心那種抽象的焦慮賦予了一張時髦、年輕的面孔。
今年五月，普林斯頓大學法學與公共事務學院主任金姆·萊恩·謝佩勒（Kim Lane Scheppele）把斯諾登介紹給人們的時候，一個巨大的禮堂和兩間房裡都擠滿了觀眾，甚至連房間外都是人。她承認，一個法學院邀請一位面臨嚴重刑事指控的人擔任演講嘉賓很不尋常。
「但今天到場觀眾的規模表明，」她說，「愛德華·斯諾登做了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披露的信息引起了公眾的警惕，讓人們注意到，以我們的名義到底在進行什麼事情。」
接着，斯諾登本人的巨幅投影形象出現在舞台上。他當時靦腆地笑着，小聲說起美國的老大哥形象。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他又對在挪威卑爾根舉行的北歐傳媒文化節（the Nordic Media Festival）發表了演講。當時距離美國聯邦法院裁定國家安全局搜集電話數據違法剛剛過去一天。「這件事確實意味着美國政府目前為止面臨的阻力水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斯諾登當時說這番話的時候顯然很興奮。他還預測，漣漪效應將遠遠超出電話監聽項目本身。他說：「它將影響美國未來所有的大規模監聽項目。」
上周五，斯諾登在斯坦福大學遭遇了他不可避免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他到底是一位英雄，還是一個叛徒。
「這不是我的事情。」他堅持說，「這是我們的事情。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叛徒。我跟在場所有人一樣，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國公民。」
但他本人當時其實並不在加利福尼亞的那個會議室里。說起這一點，他語氣有點感傷。
「如果有機會，我當然想回家。」他說，「因為那是我生活的地方。那裡有我的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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