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懼怕共產黨，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文革。六七十年代，不少內地人為逃離飢餓與文革的雙重恐怖，拚死一搏逃難來港，同時也帶來對文革時期各類無法無紀、文鬥武鬥、冤假錯案的親身描述，令港人對當時深圳河以北的政權充滿忌憚。
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以至已公開的資料都在告誡後人，那是一場浩劫。迄今不少香港年輕人也能從當年逃難來港的祖父母口中聽聞一些有關文革的可怕，間接造成他們對內地的抗拒；即使內地，亦產生了不少以那段歷史為背景的文學作品，作家在描述黑暗恐怖之餘，都在反思過去，不讓歷史重演。
時過境遷，斗轉星移，類文革的苗頭居然又有復現的跡象，並且是在香港這個向來以制度完善、法治清明而自豪的地方。上周浸大舉辦新校長諮詢會，幾十名學生因質疑學校諮詢安排欠妥而撞破梯間門鎖，衝入校董會會議室抗議，用「大聲公」喝問各校董，令會議中斷。當媒體上出現那張照片時，相信不少人心中會出現3個字——紅衞兵，了解歷史的人更會心頭一緊。原以為此情不再，誰知竟在香港的大學校園內如此順理成章地出現，着實令人擔憂。
翻看傳媒報道，類似事件近年其實已有多起，例如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劉遵義教授時，學生也曾衝擊典禮，以肢體阻止劉教授離開。
如果說浸大學生衝入會議室抗議還只是兒戲，那麼作家屈穎妍在專欄出街後面對的滅門恐嚇則已絕非兒戲。屈女士行文為警察誤拘一名智障疑人執言，竟遭激進人士恐嚇要殺害她一家五口。是否同意屈文的立論理據，當然可以商榷，但訴諸恐怖手段，又與文革時期肆虐狂暴的紅衞兵何異。
武鬥之外還有文鬥，上綱上線的批鬥在學苑以至政壇蔚然成風，「有原告無被告」的控訴時有出現，「一言堂」彷彿已由內地遷冊香江。嶺大校長鄭國漢遴選時，便遭到學生以「六四」、「23條」、國民教育等政治議題公開審問，不禁令人聯想起季羨林教授當年在牛棚的境況。
學生在輕言推動民主發展之際，必須身體力行，以民主方式爭取訴求。類似紅衞兵打砸批鬥的行徑，既不符公義，在香港也沒有市場。■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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