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由「危」「機」兩字構成，它們是辯證統一關係。有的人看問題，只看到其中的風險而看不到機會，故總躊躇徘徊，裹足不前，最終危機就只剩下危險而再無機會；有人看問題只看到機會而忘記風險，故急躁冒進，亂沖亂撞，最終機會變成危險。智者看問題，從來一幣兩看，端詳和思考問題的正反面，並理性選擇，趨利避害。所以，不要看到危機就覺得天塌下來了，也不要看到機會就完全不顧風險往前沖，冷靜、理性、耐心、細心、迅速、準確是一個人想在一件事情取得成就的關鍵。所以，我們看問題，危險時要看到機會，有機會時要思考其中的風險，大視角趨大勢、保理性抓機遇，這樣才能趨利避害，實現目標。
正是基於這種視角，我們今天要談的既是潛在的危險，更是戰略機遇。今天，占豪想選取中國所面臨的6大潛在危機作為研究對象，並分析和探討其中的機會與對策。
一、社會與制度的潛危機。
我們知道，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在近代以前的數千年來，中國在文化、制度上整體都優於其它任何國家和民族，在這方面近代和現代的一些人對過去中國制度的評價是不客觀的。我們可以說近代我們的制度和文化相對於西方是落後了，但這也是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才可以這麼說。這個世界上，真正延續下來的文明古國只有中國一個已證明問題。
自新中國以來，中國在制度上雖不完善，但卻是很有效。相比很多國家，中國制度有很強的優越性。在這方面，我們完全可以拿二戰後建國的其它情況相若國家比較一下。譬如，印度與中國相比，情況就差很多。
雖然中國政府近些年比較腐敗，但印度政府比中國更腐敗，西方制度雖然政府看似不腐敗，但掌握最重要權力的國會卻已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合法利益輸送體系。雖然各國情況不同，但中國在新中國后能夠快速發展並取得今天成就，這已證明我們在制度上具有優越性。關於這一點，我們既不應該否定我們制度上存在的問題，譬如腐敗問題、規則不夠完善等問題；也不能否認其優越性問題，譬如政府效率問題，政策延續性問題，執行能力問題等。這些我們都要客觀理性看待。
但我們客觀看待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在2013年前，我們的社會與制度都潛伏着巨大危機。這種危機，主要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 市場經濟改革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帶來了社會內部的不穩定情緒。
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三十餘年的市場化改革已使得社會貧富差距非常大，中國的貧富差距和美國不相上下，達到0.47至0.49。這一點，體現在社會上就是在2013年前社會張力的擴大以及各種激化矛盾事件的頻發。
◆ 權錢交易已形成社會精英階層，社會階層趨於固化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在2013年前，中國的腐敗問題已非常嚴重，權錢交易很普遍，這種權力和資本之間的苟合，直接形成了從上到下的普遍階層固化。這種固化，意味着經濟發展收益的分配會越來越不公平，大量的經濟收益被各個層面的權力和資本等利益集團瓜分。若這種情況持續，中國貧富差距必然繼續拉大，社會階層固化，底層老百姓向上層流動的通道和機會越來越少，那麼這種社會矛盾就會不斷積壓，並最終爆發大的衝突。歷史上，每一次朝代興替的革命都是如此爆發的。
對這種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其實辦法只有一個：打破利益集團，調整收入分配方式。關於這一點，新一屆黨和政府的領導上台後，立刻展開“打虎拍蠅”打破利益集團，一大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和一堆蒼蠅都該打打，該拍拍。如此的結果是，社會從上到下開始重新洗牌，已經固化的利益集團開始被打破，社會各基層流動循環的良性局面再次出現，社會也就因此有了持續前進的動力。
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反腐打破這些利益集團，深化改革根本寸步難行，最終中國內部將會出大問題。所以，過去兩年多，新一屆領導層有魄力，干出了大場面。當然，從現在情況上看，只是形勢好轉了，還沒有真正實現根治的目標。
政府在調整收入分配方式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譬如快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譬如提高社保服務能力，這些工作雖然現在還沒有真正全部解決問題，但這兩年的社會矛盾明顯減少，基尼係數也開始趨於下降，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也在增加。
當然，上述一系列措施都還是治標不治本，哪怕把現在的老虎、蒼蠅都反掉，若沒有制度制約，最終還是會有新一批老虎和蒼蠅初選。如何避免問題反彈？答案是依法治國。即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個權力包括行政權力、資本權力、媒體權力······等一系列權力。只有把相關的權力都關進制度的籠子，才能真正實現依法行政、依法經商、依法監督······社會才會保持長期的穩定。
因此，我們看到，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在就是圍繞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做文章，就是針對中國社會與制度的潛在危機下的標本兼治的藥方。這些不但在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都有體現，還更加全面，有這樣的方針作為指導，有強有力的集權作為舵手維持航向，中國的這一根本問題就能得到解決。現在，我們看到了希望。
二、大國博弈的潛危機。
自2009年奧巴馬訪華，試圖將美國的G2思路套在中國身上，由美國出任世界董事長，中國出任世界總經理，中美兩國共同管理世界，維護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世界遊戲規則。這一提議被中國毫無懸念地拒絕了。道理很簡單，總經理隨時都可以換，董事長很難換；有業績主要利益和權力歸董事長，有黑鍋中國這個總經理來背，這事中國當然不幹。
美國向中國推銷G2失敗，於是國家戰略由中東反恐轉向亞太再平衡，目標明顯瞄準中國。所以，從那一刻起，中國客觀上就面對着世界霸權國家的遏制和圍堵，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潛在的危險和危機。
如果中國不能在戰略上進行對沖、反制，中國最終會被美國圍堵在東亞的大路上，會形成對中國的U型包圍，迫使中國徹底淪為美國的附庸、打工仔。
中國對策非常正確，與俄國聯手背靠背先穩住北方，與東盟建成自貿區進行經濟融合，在東面強力敲打日本並構建東海防空識別區，對美國則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的“新型大國關係”。在這一切都穩下來后，提出立足於中國自身改革、自身優勢、自身能力基礎上，對相關各國都有利的“一帶一路”戰略。
這一戰略，是要將歐亞大陸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都融合在一起，中國借他們的力量發展，他們也從中國這裡得到發展的機會和利益，大家共同發展，包容性發展，合作共贏，互惠互利。這一點，和美國的損人利己、分而治之的戰略完全相反。
某種程度上說，當前世界形勢，就整個世界層面而言，中國是在合縱對付美國，美國則在連橫對付中國；就亞太局部而言，美國也是在用合縱對付中國，中國則是用連橫對付美國。
中國用符合人類發展趨勢的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分庭抗禮美國的分而治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可謂是解決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對策，是符合中國利益和世界利益的大道。在這方面，中國在過去兩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但是，就戰略本身而言，我們仍然處於起步階段，還有大量的實際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美的競爭，仍然很可能持續到本世紀中葉，至少也要持續到2030年到2040年期間才能分出高低。但不管怎麼樣，中國走的路是對的，處理危機的方式也是對的。
三、中國的產業潛危機。
自新中國以來，中國的工業就是不斷在進行升級的。在毛偉人時代，中國人民都勒緊褲腰帶，終於完成了基礎工業化，基礎工業產業鏈很完整（別小看這一點，印度比中國建國早，至今也沒有真正實現工業化，至於其它國家，發達的小國只是在某些方面還不錯，大多數工業他們都沒有，中國的工業鏈是當前世界上最完善的，也是能力最強的。當然，還不是最先進的，這也是我們的差距部分），這也奠定了中國今天成就的基礎。但是，哪怕中國現在世界上第一製造業大國，中國在中高端領域仍然是欠缺的，在全球中高端科技產品領域仍然有不少空白，同時市場佔有率也不高。這一切都意味着，中國如果不產業升級，只是靠賣廉價產品，最終人口紅利必然吃光，環境也難以承載，當這一切都無法支撐的時候，就必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經濟就必然停滯。所以，中國客觀上面臨著產業危機。
中國產業危機主要包括兩個層面：
◆ 中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然欠缺的潛在危機。
如果中國不能繼續提升自己的產品附加值，當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承載力減弱等問題堆積得難以解決后，經濟必然迎來危機。所以，中國必須加快創新和產業升級。在這方面，中國近幾年不斷推進。譬如，啟動股市就是要提升社會的創新能力，因為股市的資源配置功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將資源配置到創新領域，有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
◆ 高房價帶來的經濟風險。在拙作《大博弈 中國之危與機》中，占豪曾強調，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發展雖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於過去10多年對樓市的調控不利，導致房價已經到了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地步。而且，高昂的房價吸收了太多的資本，這導致其它需要資本的領域難以得到相應的資金，如此的結果就是實體經濟、金融領域都缺錢。過去數年中國的銀行和中國的實體經濟都缺錢的原因，主要就是高房價造成的資本堰塞湖。
對於高房價的風險，對中國來說既不能刺破，因為那樣將會造成中國經濟的危機，會影響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會影響整個大局。但是，也不能讓其再漲，否則最終泡沫必然破裂，也必然會影響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和整個大局。所以，我們看到，新一屆政府對房地產行業小心翼翼地調控。
就當前局面而言，房地產的風險依然存在，但政府正在採取各種政策排雷，譬如銀行資產證券化、地方債務證券化，部分原因都是為了避免房地產泡沫破裂。如今，調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中國的債務潛危機。
關於中國要爆發債務危機，早在歐債危機爆發時就有不少人預測中國馬上將爆發債務危機，那時很多戰友問占豪怎麼看中國的債務危機，占豪當時的回答是：中國不會爆發債務危機。事實情況是，如今中國依然好好的，沒有爆發債務危機。當時，也有人預測日本也要爆發債務危機，但個人當時的看法是，除非美國要在經濟上吃日本豆腐，否則日本不會爆發債務誒及。事實情況是，美國最終沒有吃日本豆腐，日本也沒有爆發債務危機。
日本政府負債率全球最高，已超過GDP的250%，比歐洲很多國家高的多的多。那麼，為何日本沒有如某些人預測的那樣爆發債務危機呢？根本原因在於，日本的債券主要由日本國民購買，日本國民沒有賣出債券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自然不會初選債務危機。
那麼，中國政府為何不會爆發債務危機呢？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主權債務只是GDP的不到70%，比歐洲的德國還低很多，比美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更是低得多，他們都沒有爆發債務危機，中國憑什麼會爆發？何況，中國的財政收入一直處於良好增長，中國經濟增速也很快，中國的國有企業總資產已經有一百多萬億，政府的資產也有很多，中國的儲蓄率更是接近50%。上述條件就是不具備一個，十幾萬億人民幣的地方債相比GDP只有那麼大，也不可能有債務危機。更何況，還有那麼多擔保，中國怎麼可能搞出什麼債務危機來？所以，占豪從一開始就判斷，中國不可能爆發債務危機，說中國爆發債務危機的人都是缺乏客觀理性思考和研究的一種臆斷。
但當前不會爆發債務危機，不代表沒有風險。地方債務壓力已經明顯掣肘地方財物能力，已經明顯遲滯了政府的執行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長期持續，地方債務不斷增加經濟增速卻上不去，其結果是負債不斷增加，財政收入增速不斷下降，這債務危機的壓力就來了。
所以，在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對中國的地方債進行了排查，並嚴控地方債平台的發展。最近，傳出政府要用“旋轉門”的方式解決地方債問題。中國現在就急着解決地方債問題，並非真的中國地方債務危機馬上就爆發了，而是因為經濟增速放緩了，中國政府要排除掉這個隱患，然後輕裝上陣，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讓政府繼續起到對經濟發展的引導作用，提升政府引導市場經濟發展的能力。如今，這一潛在的危機壓力正在獲得解決，預計再有一年到兩年時間問題基本將解決。
五、中國的人口潛在危機。
關於中國的計劃生育，至少5年前占豪就曾不止一次呼籲，中國應深入研究人口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中國應變計劃生育為人口戰略管理，以盡量熨平因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必要的劇烈波動，影響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
站在戰略角度來說，對中國來說，現實的確存在着潛在的人口危機。
對中國來說，中國人口紅利已經基本吃光了，新增勞動力正在快速下降，這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之一——人力成本因素正在快速消失。很多人正是因此認為中國經濟將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而陷入危機，這都是對經濟發展不了解造成的。事實上，帶來經濟增長的並不僅僅是人口，還有因為工具因素帶來的人均生產率的提升。也就是說，中國只要提高人均的生產率，就依然可以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道理很簡單，過去1個人拿一把鐮刀割麥子當然沒有10個人拿10把鐮刀割麥子生產力多，但現在一台收割機的生產力肯定遠遠高於10個人的生產力，而開收割機也僅僅需要一個人開就夠了，這就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提升。中國的各行各業，如今都有很高的人均生產率提升空間，譬如技術、工藝水平提高了，現在生產一台機器賺得錢頂過去10台甚至100台，那麼自然人均生產力就提升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對中國經濟增長仍能提升很大空間的原因。
基於此，我們可以非常理性地說，在未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不會因為人口老齡化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危機。更何況，中國城市化進程也還的持續一二十年。中國現在的城市化率雖然超過了50%，但那是基於流動人口的數據，實際城市化率還不到40%。而這些農村戶籍的人口要真正成為城市戶籍人口，必然有大量消費需求需要釋放，也就必然帶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人，既是經濟發展的最初動力，也是經濟發展的最終受益者和消費者。這其中的經濟邏輯，讀過《大博弈中國之危與機》的戰友應很清楚，書中對其中邏輯闡釋得很清楚。既然如此，那麼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在人均生產率基本持平的情況下，必然取決於人口基數。也就是說，哪怕你靠消費來勞動經濟，那也得有勞動經濟的“嘴”才對。所以，那些認為人口數量在經濟中不重要的人都是對人口和經濟關係理解不深的人。
市場經濟，規模才能探底產品成本，這是市場經濟下大工業生產的邏輯，而市場規模的基礎是人口的規模。過去，我們靠人口的規模降低了生產成本，未來我們依然需要人口的基數才能帶來足夠大的需求來降低市場生產成本，這樣的經濟才有競爭力，才有發展潛力。何況，沒有人口基數，當人均生產率提升到接近極限而無法突破時，經濟也就必然遇到發展瓶頸難以突破。譬如，今天的美國、日本，由於人均生產率已到極限，在面臨老齡化問題時經濟增長就必然面臨巨大壓力。
為什麼中國現在計劃生育政策必須改？必須調整為人口戰略管理？是因為人有差不多20年的成長期，一個人出生到開始創造社會生產力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必須提前做出調整。既然是計劃生育，就得知道根據什麼計劃。人口，就是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要為後面20年後的情況做出預估分析。20年後的中國，城市化基本完成，人均生產率提升基本到了瓶頸位置，到時候再遇到嚴重人口老齡化問題，可想而知中國的境況會如何。這也是為什麼個人早在大約5年前就呼籲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原因，我們要提前20年做預判而不是等到20年後發現大問題了再調整。真正高明的醫生治病是治未病！
事實上，當時小平同志在主導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時就說過，要將政策保持30年不變。從1980年算起30年，就是2010年。這一問題應該在2005年就開始研究，並在2010年前後做出明確的規劃和調整才是最正確的選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至今一些計劃生育相關利益者依然抱殘守缺，依然阻撓改革，依然對人口與經濟的關係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裹足不前，行動遲緩。這些嚴重問題，必會在2035年後逐漸爆發。而到那一天，今天抱殘守缺的那些人，將會被後代唾罵與批判。
六、中國的環境潛危機。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都經歷過環境的惡化，美國、英國等曾經比中國還嚴重得多，倫敦因霧霾中毒事件直接造成一萬多人死亡，倫敦過去是被稱作霧都。今天他們為什麼好了？就是將低端產業轉移到欠發達國家了，並且通過掌控世界經濟遊戲規則將更多產品利潤留在了西方發達國家體系內，從而在干很少的活情況下卻能維持了高收入、高福利。但是，作為後進國家，也必須從低端開始起步，然後不斷升級，最終升級到發達國家，這也就必然會經歷一個環境破壞的過程。現實很殘酷，但大家提高福利的需求決定了必須走這條路。但是，如果不能及時進行產業升級，及時進行環境治理，任由環境持續惡化下去，那最終必然會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到那時不但環境惡化無法挽回、沒錢治理，經濟再發展的空間也被鎖死了，因為超過了環境的承載能力。
如今的中國，無論是空氣還是水，客觀上都有較為嚴重的污染，這就是中國潛在的環境危機。現實決定了中國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不怕污染地搞粗放型的增長了。這一切，都決定了中國必須進行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並對環境進行保護和治理，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如今，中國已經開始加大投入進行環境治理，譬如就在幾天前，國務院宣布將自2016年開始將國5標準的油推廣更多的省市，而將本來準備2018年1月開始的全國推廣提前一年到2017年1月。這一切，都是中國要加快環境治理步伐的具體措施。
綜上所述，中國六大潛在危機中，五大都有具體的措施並取得了一定效果，唯獨人口方面走得很慢。允許生二胎的政策出來后，願意生二胎的人遠低於預期告訴我們，如果現在還不調整，將來城市化完成再推動就晚了。因為，全世界的經驗告訴我們，當城市化后，人們將喪失生育的積極性，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普遍較低是客觀存在的，且很難改變。所以，這裡依然希望相關部門能重視人口因素可能給20年後中國經濟帶來巨大負面影響，要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並據研究做出及時的科學決策，才符合國家利益，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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