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的突尼西亞海灘槍殺事件﹐是自2005年「七七」倫敦地鐵襲擊事件後﹐最大的一起針對英國人的恐怖主義襲擊。在突尼西亞﹐三十八名旅客之中有三十人被確認是英國人。這個向來被英人看作理想度假去處的友善國家﹐頓時成了旅遊禁地﹐那些平時只愛在海灘做日光浴的英國旅客﹐頓時不得不開始要了解突尼西亞這個多年青年失業問題嚴重﹐經歷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的國家。
首相卡梅倫將突尼西亞海灘槍殺事件稱作「對英國的宣戰」以及「對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攻擊」。他的用詞和二零零五年面對「七七」倫敦地鐵襲擊事件的布萊爾首相不謀而和。也就是這種政治語言﹕「我們的價值觀 vs 他們的邪惡思想」﹐也就是所謂「兩種文明的抵觸」。卡梅倫說「伊斯蘭國」對英國造成了「存在主義式的威脅」(中東國家和許多歐洲國家都不用這個詞﹐而用阿拉伯語的「Daesh」來稱呼他們﹔「Daesh」意指摧毀﹐毀滅) 。內政部長德瑞莎梅(Teresa May)赴突尼西亞參加緊急安全會議﹐同時﹐「七七」倫敦地鐵襲擊事件十周年﹐倫敦市中心舉行了恐怖襲擊演習﹐人心徨徨。
卡梅倫的反恐怖主義措施過去幾年來早已成為每日政治宣傳。過去數月來﹐他不斷在談「揮別被動的寬容社會」。大選後﹐他立即宣佈更進一步的反恐法案計劃﹐也就是《反恐怖主義和安全法》﹐它最主要的是禁制權力的擴張﹕凡被視為具有政治威脅性的任何個人和組織﹐其活動都可能被禁止。禁制權力的擴張下﹐執法者可進入並關閉宗教場所﹐且可限制個人和組織的媒體使用權﹐如禁止他們使用廣播媒體。
卡梅倫對突尼西亞海灘槍殺事件的反應﹐基本上就是他向來反恐採取的「全面徹底的」方式的延續(這「全面徹底」的用詞來自美國國防部)。他說﹐「這將是我們這一代的爭鬥﹐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來打擊恐怖主義。」
而卡梅倫的反恐 — 反映在主流英國社會的反恐論述裡 — 許多社區人士認為是缺乏理性的﹐簡單「肢體反應」。他說的「恐怖主義者」﹐事實上是極少數的一群人 — 來自英國的Daesh成員不到一百人。而英國將箭頭指向了本地穆斯林社區﹐如最近﹐卡梅倫竟指責英國穆斯林「被動地接受那促發暴力的意識形態」並「正常化對英國價值觀的仇恨」。這種言論﹐其實和英國極右派的反穆斯林論述﹐沒有任何差異。極右和中間右翼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將宗教視為「極端主義」的出發點﹐都將宗教看作「易於導致極端主義」的根源。主流媒體充斥着這類語言﹕「善良的穆斯林」和「邪惡的穆斯林」之分﹐也就是說﹐「良民」有責任影響並制止那些被極端宗教思想誤導的「刁民」。這種簡單的情緒邏輯﹐致使整個穆斯林社區被看作是「問題社區」。
這種主流的反恐論述 ﹐完全無視于Daesh誕生的背景﹐也就是英美的外交政策。很清楚的是﹐Daesh在西方國家的伊拉克戰爭之前從未存在過。Daesh是美國主導的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直接產物 – 這是連聯合國都承認的事實。在這方面﹐我從許多專家學者和活躍人士 — 如莫山貝(Moazzam Begg) — 那裡了解到英美外交政策是如何造成今日恐怖主義發展的局面。莫山貝(Moazzam Begg)自2002年在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被美國拘禁了三年﹐在那裡飽受精神和身體上的虐待﹐後來無罪釋放﹐回到英國後﹐他成為評論和活動家﹐目前任職CAGE組織(為那些遭受反恐措施不公對待的個人和社區代言)的外勤組長。
莫山貝表示﹕「2003年﹐作為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的一部分﹐英國以 虛構的情報為前提來侵略伊拉克… 在美國總統布什聲稱任務達成時﹐各方抵抗勢力﹐如地方軍團﹐復興黨﹐以及凱達的部份派別﹐逐漸會集﹐他們也在阿布格拉布(Abu Ghraib)和布卡(Camp Bucca)等地的美軍酷刑營裡有共同經驗… 在這裡﹐那些反對復興黨的人﹐和一些伊斯蘭戰士﹐會集並有思想互動﹐最終形成了今日的『伊斯蘭國』。」
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產品之一是一個壓迫公民社會的執政者。當時美國傀儡的馬立基(Maliki)政府打壓異己﹐歧視並迫害遜尼派穆斯林﹐造成嚴重社會分歧與仇恨﹐是「伊斯蘭國」得以發展的社會背景。馬立基政府的蔑視人權﹐當時完全得到英美的揹書。如莫山貝所說﹐「英國今日之所以受『伊斯蘭國』之威脅﹐是因為英國在那個地區所作所為的歷史。」
「目前﹐英國再度加入了美國主導的聯盟﹐成為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轟炸『伊斯蘭國』的第二大國家。英國這次已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進行了三百多次空襲﹐」莫山貝說﹐「如果英國要記取歷史教訓﹐那就是﹕更多的武力將製造更多的不安 — 對任何一方來說。而卡梅倫卻仍在計劃加緊空襲。」這些空襲的犧牲者包括反對Daesh的勢力。
在英國﹐隨着主流反恐論述的發展﹐政府和社會紛紛指向穆斯林社區裡的宗教人士﹐要求他們負起譴責「極端份子」的責任﹐要求他們擔起控制「極端主義」發展的任務。「讓他們（穆斯林社區）表態道歉」﹐成為中間右翼和極右派的共同立場。這已造成了嚴重後果。對穆斯林的仇恨增長﹐種族主義襲擊事件不斷﹐仇恨以種族膚色和宗教為主。據警方統計﹐過去三年來﹐種族仇恨犯罪事件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在魯頓城(Luton)的採訪期間﹐經常有當地的穆斯林居民向我透露﹐他們有時聽到女性教徒在街上被摘頭巾的事件﹐覺得人身安全沒有保障。缺乏安全感也致使他們許多人不願在自己社區外擅自行動﹐害怕成為種族主義份子的攻擊對象。似乎每一回聽到Daesh處決西方人質﹐魯頓城裡的一般穆斯林居民就會膽戰心驚﹐深怕因自己的宗教而被人報復。
而同時﹐英國的反恐﹐反「極端主義」﹐並沒有應用到極右勢力那裡。當極右份子採取恐怖主義行動時﹐比如縱火清真寺﹐殺害穆斯林﹐從來沒有得到媒體太多的注意。上個月(六月)底﹐一名英國納粹青年拿着大刀追砍一位信奉錫克教的亞裔男子(這位納粹青年無法分辨錫克教和伊斯蘭教﹗)﹐亞裔男子的手幾乎被砍斷﹐幸有路人救援﹐否則恐怕連性命難保。而這事件並無得到媒體特別關注﹐納粹青年的政治背景也是輕描淡寫。這些極右的恐怖主義事件﹐經常是被當作單一的事件來看待﹐處理。從來沒有政黨或媒體會要求整個白人社區負起責任﹐向受害者和社會大眾道歉。
目前﹐政府的新《反恐怖主義和安全法》正在通過國會審核﹐在此法下﹐不僅是警方和邊境單位的權力大增﹐可沒收公民的護照十四天﹐並可剝奪公民返國權兩年等等﹐而且反恐的措施將更進一步透過國家和社會機構﹐全面地實施公民的監控。它的焦點不再只是恐怖主義﹐而是更廣泛的﹐所謂非暴力的「極端主義」。何謂非暴力的「極端主義」﹖它定義模糊﹐概指那些「持有激進思想﹐但尚未訴諸武力」的個人。試想﹐我們身邊有多少人﹐甚至包括你我﹐都能符合這個定義﹖
國家透過各機構﹐從幼稚園﹐中學﹐大學﹐到醫院﹐銀行等等﹐來執行「防範極端主義」的工作。這些機構被給予「辨識潛在威脅」的責任。至於如何判斷何謂「潛在威脅」﹐因人而異﹐因此給予了既存的社會偏見和歧視很大的空間。比如﹐倫敦有一中學裡的老師﹐在課堂上發問卷給學生﹐測試他們的「激進化」。問卷裡的問題包括學生「是否認為自己的宗教比他人的優越」﹐並問學生如何自我認同﹐答案限於「基督教徒﹐穆斯林﹐或佛教徒」。很明顯地﹐問卷本身已設定了穆斯林的特質和傾向﹐也設定了這些特質和傾向與「極端主義」之間的必然關係。在這過程中﹐透過像學校這樣的機構﹐穆斯林的思想和行為受到了全面的監控。
在這種社會監控下﹐英國許多穆斯林經歷的是日常生活層次上的社會不公﹐他們自然感覺被困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裡。這種監控早在本世紀初就已開始﹐于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後更為加強。如今﹐反恐措施的目的可說是要讓每個公民成為國家的間諜﹐他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通報「可疑的」思想和行為 — 不論「激進份子」是他們的學生還是同事。穆斯林經常要受到公眾的注視﹐他們的公共生活成為被評論﹐被審視的空間﹐而他們的私人領域﹐比如個人穿着﹐也經常成為被辯論﹐被指責的對象。在最近的反恐措施下﹐可預見的是﹐個人自由和基本公民權將更加受到威脅。社區人士擔懮﹐在這些缺乏理性的反恐措施下﹐許多原本長期遭受歧視和邊緣化的英國穆斯林﹐他們的社會疏離感將更為加深。這些沒有理性的反恐措施﹐將製造新一代的疏離青年﹐他們之中可能有少數人最終將會「背棄」這個他們成長的地方﹐遠走一個在事實上不存在的理想國。■
＊作者為獨立記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並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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