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大危機，是它為社會提供凝聚力，並約束不道德和不文明行為的規範在不斷受到挑戰的情況下正慢慢解體。這個規範不僅是法律的，還包括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以前不會容許甚至無法想像的，今天不但可以做，更可以大義凜然、理直氣壯地做。
在以打垮政敵為目標的鬥爭中，被針對者的名譽和安全隨時不保，行兇者也要將人性扭曲。
一群香港大學學生衝擊校委會議，肆無忌憚又理直氣壯地凌辱、威嚇和禁錮包括他們校長和老師在內的委員。說他們好比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也許言過其實；但他們的所作所為的確提醒世人，參與政治運動有時要付出非人代價。
一旦被捲入以打垮敵人為目標的政治鬥爭和群眾運動，受害人(victims)與行兇者(perpetrators)都難以絲毫無損地全身而退。被針對者的名譽、尊嚴甚至人身安全固然隨時不保，作惡者也要將他們的人性扭曲到一個不會妨礙他們作惡的程度。在鬥爭的過程，他們先要放棄自己的道德人(moral beings)身份，然後才可以義無反顧地做政治舞台上的演員(political actors)。
本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德國猶太裔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在文明社會，每當想行兇作惡，人的良心總會在關鍵時刻提醒他們要懸崖勒馬。阿倫特稱之為「良心的聲音」(the voice of conscience)。
對這把「良心的聲音」充耳不聞，行兇作惡而不受良心責備，其實有違人性，因此往往需要接受特殊的訓練。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軍方發現他們訓練有素的士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在戰場上開槍不是要打死人。於是，戰爭結束後，美軍採用全新的「格殺勿論」(shoot to kill)訓練法：士兵練習射擊時，瞄準和射擊的不再是靶心和鵠的這些死物，而是戴著面具、幾可亂真的假人。這套將敵人「去人性化」(dehumanize)的訓練法非常成功，美軍變成在戰場上「遇佛殺佛」的殺人機器。
香港的政治鬥爭越來越醜陋，跟善於譁眾取寵的政客和反政府傳媒，以追求民主做幌子、行使新聞自由作藉口，成功將他們的政敵「妖魔化」和「去人性化」有莫大關係。這個「政治工程」的基建自董建華上任已經動工，到梁振英執政，不旋踵就被稱為「狼英」，又像囚犯一樣被人以號碼相稱——六八九（指他當選特首的得票數）。梁振英既是妖魔，跟他站在同一陣線的，或者只是根據道聽途說，被視為跟梁振英同一陣線的，必然居心叵測，非奸即盜。於是，我們目睹了發生在香港大學一連串既荒誕又令人憤慨的事情：受辱的教授回不了家，受傷的醫生上不到救護車，弱女子慘被圍堵。
本來，「對處於困境的人伸出援手是對的」和「欺凌弱小是錯的」是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也是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則。在一個運作良好的公民社會，按這些原則行事會得到讚賞和表揚，反之就會被譴責甚至懲罰。如此立場清晰、賞罰分明，市民的是非觀念和社會的道德結構(moral fabric)才會鞏固。
可是，在今日的香港，敵對政治陣營的成員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經深化和惡化到對本已為大眾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則造成衝擊。為達到政治目的，道德原則可以棄之如敝屣；或者可以被詮釋、改造和扭曲到為政治行為塗脂抹粉、文過飾非。
港大衝擊事件發生之後，社會關心和傳媒報道的主要是學生與校委會在政治上的分歧，而不是事件涉及的道德問題與反映的道德危機。沒有人覺得大事不妙，這才真正令人覺得大事不妙。政治爭拗不會毀掉香港，只要這些爭拗在道德設定的規範下進行；但倘若香港人在最基本的道德立場上也各走極端，這個社會的凝聚力將會逐步瓦解。
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大危機，是它為社會提供凝聚力，並約束不道德和不文明行為的規範在不斷受到挑戰的情況下正慢慢解體。這個規範不僅是法律的，還包括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以前不會容許甚至無法想像的，今天不但可以做，更可以大義凜然、理直氣壯地做。
這個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在最極端的例子，當社會的道德結構崩潰，它分裂的力量會凌駕它的凝聚力，最可怕的人吃人事情都會發生。納粹黨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顯例。在近代史上，發生在盧旺達和巴爾幹半島的戰爭罪行滋生於將強暴和殺戮合法化的戰爭文化。在它不知不覺的影響下，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做出他們平日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這是戰爭文化的恐怖。
侵蝕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香港過了七十年太平盛世的日子，自然沒有可能孕育出一套戰爭文化。可是回歸十八年來，仇共反共的意識形態不斷侵蝕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觀。一套為求鬥垮敵人不擇手段、賤視人的尊嚴和否定人的價值的鬥爭文化已經成形。若然這套鬥爭文化在短時間內沒有撥亂反正，長遠來說，香港唯一可走的就是下坡路。■
《亞洲周刊》 2015年8月23日 第29卷 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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