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倫敦，我無法入睡。早晨十點，北京，舉世矚目的閱兵式正在舉行。好幾個瞬間，我都想大聲喊一句：這是我的祖國！
這不僅僅是我自己的心聲，我認識的每一個留學生基本都會說：來到外國，見了外面的世界，反而更加愛國了。之前在國內總覺得外面啥都好，可是等長期在外生活，親眼看到國外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以後，反而會對很多事情產生更加客觀的認識。再看到聽到刻意刁難、缺乏常識或者滿懷敵意的、針對中國的指責，總會上前為祖國「主持公道」。
這不，臉書上有一條發言就很火，它是這麼說的：
「一個1949年成立的國家，竟然在1945年成為了戰勝國。這個國家在國慶66周年之時，竟然在閱兵慶祝勝利70周年。」
我的回應很簡單：抗戰勝利是中華民族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閱兵式是對於在戰爭中死難的國民的哀悼和祭奠，絕非一個政權的炫耀。這文化中國之勝利，這民族中國之勝利，是國共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是海峽兩岸達成的共識。如果現在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去紀念抗戰勝利，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
有些西方人連南京大屠殺都不知道
確實，外界對中國認知的局限，關於中國信息的閉塞程度，遠遠超出你的想象。想想2008奧運會之後「歪果仁」對中國的震驚，再想想最近台灣學生來大陸后的反應，大概就能明白了。
具體回到二戰這個話題上，歐洲人對二戰中國戰場情況的了解，遠遠不及中國人對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了解。由於英語在國際上的絕對優勢，二戰歷史建構和宣傳的話語權也牢牢把握在西方國家手中。例如，《辛德勒的名單》等歷史題材的大片幾乎路人皆知，而鮮見有分量的華語作品來向世界講述中國也有一個「辛德勒」何鳳山，講述1930年代猶太人在中國上海找到了「諾亞方舟」的故事。
筆者之前就問過在倫敦最好的兩個朋友，他們都是對中國極感興趣的國際政治學學生。我問他們：如果讓你說一個二戰中的紀念日，第一個浮現在腦海中的是什麼？你對二戰遠東戰場了解多少？
來自美國紐約州的梅根第一個說出口的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空襲，以及5月8日歐洲勝利日。再有的話就是每年五月的最後一個周一，那是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悼念所有在各類戰爭中陣亡的官兵，這一天全國放假，美國人民各種吃喝玩樂各種high。關於中國戰場，她只知道「南京大屠殺」，但也只是知道有這個事情而已。因為她在中國石家莊教英語的時候，很多小朋友都告訴過她南京大屠殺。但美國本土的人基本都不知道，也不關心。
來自巴西的阿爾德·席爾瓦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迷」和歷史迷。他能按照地理方位準確背出中國各個行政區，也自詡深諳中國的「關係」文化。他一口氣說出了5月8日希特勒投降的「歐洲勝利日」、6月6日諾曼底登陸、8月6日和9日美軍對日本使用了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關於中國戰場，他竟然說出了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具體到中國戰場的其他知識上，他就語塞了。他也坦承，在他心目中是美國的原子彈最後搞定了日本，否則不知道日本要到何年何月才會投降。
關於二戰中國戰場的歷史事實，相信每個在中國接受教育的人都不陌生。我們只需要把最基本的事實擺出來，告訴他們真實發生過的歷史，讓他們知道二戰同樣在所謂的「遠東」殘酷地發生過。日軍的獸性絲毫不比德軍差，中國人也從未放棄抵抗，民族抗爭的毅力和勇氣也絲毫不比英國人、不比丘吉爾差！我想，向世界客觀展示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所做出的貢獻，也是這次閱兵的意義所在。
所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在尋找自我優越感
有這麼多「中國盲」的存在，某些「中國通」便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間，「中國威脅論」也會趁着閱兵這樣的「大好機會」，跳出來喊兩嗓子。
這一點我在和梅根的交談中也提到了，她告訴我，之所以中國每一次有關「硬實力」的動作都會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威脅，關鍵是因為中國的「軟實力」太弱，世界對中國了解的太少太淺。從她這樣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每次硬實力展示，都沒有相應的軟實力配合去「給世界一個可以信服的解釋」，即中國人的海外公關能力尚顯生硬。還有就是中國的「老大難問題」——領土爭端，每次中國一抬手，別人就以為是要出拳。
吉迪恩·拉赫曼就曾在《金融時報》撰文稱：「如今日本試圖修憲，美國強調新派出的軍艦『非常適合在南中國海發揮作用』；澳大利亞也宣布增加國防開支，加強與美國防務合作；菲律賓的阿基諾甚至把世界對中國的『容忍』比作英法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面對這樣火藥味濃烈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戰爭』！」看到大名鼎鼎的專欄作家說出這樣的話，我也只能用「媒體的本性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吸引眼球」這個說法給他一個台階下了。
誠然，戰爭與和平是人類千百年來都沒能解決的問題。不管多牛的學者寫多厚的書，不管多牛的政治家開多少次會做多少次演講，似乎都難以完全回答這個國際關係領域的終極問題。但具體到「中國威脅論」，我在這裡只想提一個國際關係中的小知識：
東方主義（Orientalism）泛指西方對近、中及遠東社會文化、語言及人文的研究，亦可指西方對東方在藝術層面的經驗學習、模仿及再創造。它於二戰後出現，不管這個概念經過了怎樣的變化，在多少不同的領域應用，它的起點是不變的，即站在「西方」擁有絕對發達知識、制度和政治經濟體系的基點遙望「東方」，以及長期積累的將「東方」假設並建構為異質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維。「西方」是強力而清晰的，「東方」是遙遠曖昧的；「東方」暗喻危險，而「西方」總被「東方」的異國情調迷惑。可見，「東西」分野以及分歧被刻意建構起來，藉以突出西方文明的優越性。
把這段拗口的理論翻譯的通俗些來說，東方主義是舊殖民體系結束后的一種新殖民形式，是西方文明建立在偏見上的、軟性的、心理自慰式的一種優越感重構。
很多重要的現代國際關係概念如「主權平等」等，均濫觴於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所以現代「國際關係」的話語體系是西方發明的，元敘事的權柄也一直牢牢抓在西方學者和政治家手中。中國直到鴉片戰爭后才被動捲入了這個國際體系，一上來就被暴揍了好幾頓。眼下西方人看到中國竟然抬起頭來了，還站起來了，而且還發出自己的聲音了，當然會不適應。複雜又扭曲的「東方主義」，或者「東方主義」的碎片依然能在受西方文明浸染的作品和言論中找到蹤跡。
中國曾長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正是中國的「軟實力」讓馬可波羅名噪歐洲。中國外銷瓷的碎片被海水衝到非洲，成為當時非洲部落或者家族財富的象徵。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國威脅論」和最近被熱議的「中國坑」傾向，本質都是披着保守主義外衣的「東方主義」和「心理不平衡」效應。
中國需要掌握元敘事話語權
如今，在西倫敦的著名商場哈羅德，能說普通話的店員隨處可見，英國比斯特打折村早就針對持銀聯卡的中國客戶推出了折上折服務。不少街角雜貨鋪的老闆都會說一句「你好」和「謝謝」，像達西莊園（Chatsworth House）這樣的經典英國古典莊園，也有了中文簡體字的導覽資料。有一次我去買炸雞，那位來自巴基斯坦的炸雞店老闆還說了一句音調詭異的「好吃」來自賣自誇，嚇得我差點沒拿穩手中的雞翅。
作為一個普通留學生，能在異國他鄉感受到中國，這是莫大的喜悅和欣慰。國際關係學者們想出了千百種避免衝突和戰爭的理論與途徑，但從最基本的、最經典的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解決辦法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多走動，多了解，多溝通。正像親戚朋友都是靠「走動」的，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我們每個人，尤其是海外華人，每走一步，或許能頂得上國內同胞走兩步，因為你傳遞的信息有更大的幾率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收。
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海外留學生和華人華僑都是國際關係專業的學生，每個人也都是外交官。可以在party上有理有據地反駁一次被過分誇大的「中國威脅論」，告訴朋友們，真正的中國人熱愛和平，並且對未來好日子充滿了希望；或者以積極的姿態開口說英語或當地語言，多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情理結合地消除他們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這些看似舉手之勞，但也許比那些嚴謹又艱澀的論文要有用很多。
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可謂在世界上都是獨一份兒。領土問題、歷史問題，跟鄰居吵架、跟域外大國瞪眼又合作，國內也還有民族問題、貧富差距、環境問題、法制問題等等。我們看到這些問題后，是不停地責罵，還是切實地去走出一小步，用自己的行動稍微改變一下這一切？每個民族，就像每個人一樣，都有陰面陽面。我們能客觀地審視其他民族，為什麼不能客觀地看看我們自己呢？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生選擇回國，擁有海內外「兩棲」身份的他們，作為中國出產的國際複合型人才向世界很好地講述了中國故事。當然，這是一個從一維到多維、從平面到立體的建設過程，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事實上，很多海外留學生在提升中國軟實力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看到不少海歸精英紛紛回國創業，投身第三產業。如果說過去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夠色彩斑斕，這批人帶回去的歐風美雨東洋花正在裝點着中國的經濟，使之更多樣、更健康。公務員這個「鐵飯碗」已經不是當年的大眾情人，以90後為代表的年輕人，結合自己的優勢、特點和熱情，已經踏上了新的征程。我們對自己內心的這份負責和真誠，難道不是在向西方宣告，中國青年不都是一群只會考試、擠破了頭僅僅要完成父母的願望、尋求「穩定」的人。我們中國青年早就有了「新活法」，而青年是國運之未來，這難道不是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嗎？
再往小了說，學商科的，你和你的歪果仁隊員做出了一個便利中國人來歐洲旅遊的定製商業項目，你就為中歐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學藝術品鑒賞的，在一次seminar上能透過這件藝術品，闡述中國傳統的「合和」哲學，就能讓歪果仁更加了解我們的文化。這樣的信息會以細胞分裂的形式傳給更多的人。下次這個外國人再發表對中國的看法時，就會說：「嗯，我對中國文化蠻感興趣，我有機會一定去中國看看」，這就促進了上文所說的「走動」。
一句話：推開門、伸出手、張開嘴、邁開腿，在世界發現自己，向世界傳遞中國。■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