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為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舉行閱兵式時，歐洲卻在為難民問題焦頭爛額。一張敘利亞男孩陳屍沙灘的照片將西方國家最後一點人性照亮，可惜的是，這點愛心卻如流星劃過很快熄滅。儘管最終小男孩得到了安葬，英國、奧地利、德國、加拿大、阿根廷等多國也相繼表示將允許更多難民入境，但中東歐的匈牙利、捷克、波蘭和斯洛伐克四國協商后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提出的重新分配12萬名難民份額的方案。
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遭受的最嚴重一波難民潮。2008年，歐洲進入二戰以後最困難時期，一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歐元區設計的內部缺陷和民主體制結構性弊端形成空前的疊加連環效應。中國俗語說「屋漏偏逢連天雨」，一場前所未有的難民潮又狂嘯而至：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公布的數據，2015年剛過半，就已有30萬難民湧入歐洲，超過去年全年人數，爆增175%！更可怕的是，僅在埃及就還有150萬人準備前赴後繼，而申請避難的人數則是去年的六倍！
今天的難民危機既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自然是當年西方對全世界的殖民掠奪。其後果之一就是留下了眾多講英語和法語的政治不穩定、經濟很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每當出現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時，這些沒有語言障礙的難民便湧向前宗主國。
近因則是西方的外交戰略失誤。目前湧入歐洲的難民共有兩類：一是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難民，而這三個國家的亂局則是西方一手導致的。二是阿拉伯之春后，曾經配合西方堵截難民和非法移民的政權被西方推翻，比如利比亞的卡扎菲。由於利比亞也陷入無政府狀態，結果不但無法發揮過去堵截的作用，相反獲得自由的他們也成為外逃的主力。其實今天的這一切，卡扎菲在倒台前都明明白白地向西方做出過預言，恐怕到今天誰也無法理解西方何以非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幹這種既損人又不利已的事情。
可以說正是昔日歐洲的殘酷和貪婪以及今天的戰略短視，才導致了這一場難民危機。
這場難民潮，對處於艱苦狀態的歐洲存在四大威脅。一是超出歐洲的接納能力，拖累歐洲擺脫經濟危機。二是嚴重威脅到社會穩定。歐洲本身失業就很嚴重，這些第三世界的難民大都缺乏足夠的教育和技能，歐洲除了低保障水平的收留外，無法給他們提供出路，他們和當地社會的衝突不可避免，德國已經屢屢發生攻擊難民營的事件。三是有助於極右勢力的進一步崛起。實際上自21世紀以來，歐洲極右勢力就日益強勢，正在加速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在經濟困難時期發生的難民潮，則令極右勢力如虎添翼。四是由於多數難民都是穆斯林，他們的湧入將加快改變歐洲的種族結構。如果說二十年之後歐洲才會全面進入伊斯蘭化，那麼隨着這些難民源源不斷的到來，恐怕這個時間將大大提前。
當然面對危機，歐洲未必坐以待斃，解決之道也不是沒有。從治本的角度講，首要的自然是重建戰亂國的和平，但這需要西方進行一百八十度的外交大轉變。比如在阿富汗承認塔利班的合法性，甚至做好承認一個塔利班政府的準備。在敘利亞，則要和俄羅斯、伊朗聯手，一起支持阿薩德政權，恢復阿薩德家族治下的秩序與和平。在伊拉克和利比亞要想重建秩序，就仍然需要扶持一位政治強人。就如同埃及民主化之後，只有當另一個軍政府建立起來，國家才會穩定。
然而，這種轉變對於受困於價值觀的西方來講，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些國家就只能一直戰亂下去，直到某一天，或者是十年或者是永遠，終於有一位薩達姆式的強人勝出。只是今天的歐洲恐怕已經等不到哪一天了。
如果無力治本，歐洲還有治標之法。這就是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主席瑪麗·勒龐所提出的緊急重建歐盟各國的邊境線，然後再採取阻止性的移民政策。說白了，就是把所有移民或者難民拒之門外。
公正而言，這已非極右政黨的專利。儘管有海峽天塹，英國一年間就有60多萬外國人安身（卡梅倫4年前上台時允諾將每年的凈移民人數控制在10萬以內），足足是法國的三倍！移民問題被50%的英國民眾認為是最嚴重的挑戰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首相卡梅倫決定要求改變歐盟內人員自由移動的條約，要對外來新移民不再發放國民保險號（沒有社會保險卡的人，不能在英國工作和享受社會福利），為低技能歐盟移民數量制定上限，從而禁止沒有工作的移民流入、或者將那些三個月之後仍然無法養活自己的人遣返回去。這些呼籲遭到了其他歐盟國家的一片譴責后，卡梅倫甚至不惜聲稱退出歐盟。而他之所以要挑戰歐盟基礎原則，則和右翼民粹迅速崛起有關。
同樣的，歐盟之所以譴責英國，並不僅是因為它違反了奠定歐盟基礎的《羅馬條約》——「移動自由」是條約的精髓，更重要的是這將令歐洲喪失道德高地，再也無法「標率」世界，毀掉支撐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德國總理默克爾撂下狠話：「寧願看到英國退出歐盟，也不贊同唐寧街限制歐盟人員自由流動。」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所在的法國。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因素來看，法國都要對今天的難民危機負主要責任。這個前殖民大國在阿拉伯之春時，積極帶頭推翻了卡扎菲政權。但在利比亞成為亂局之後卻甩手了之，不聞不問。最荒唐的是，當匈牙利建立鐵絲網和邊界牆以阻擋洶湧的難民潮時，法國竟高調指責，外交部長法比尤斯稱這是「可恥」行為，是對歐洲價值觀的不尊重。這當然引發匈牙利的強烈反彈，稱這種說法是「令人震驚和毫無依據」。
雖然有許多難民留在了匈牙利，但畢竟他們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國、法國、瑞典等西歐、北歐更富裕的國家，匈牙利不過是過境之地。所以匈牙利此舉實是頂着壓力為整個歐洲做貢獻。不料法國如此「站着說話」，匈牙利自然也就放水應對：所有的難民通通綠燈。
可以說，在傳統左右政黨執政的情況下，這種治標之法無法完全實行。未來或者是歐洲充斥難民，或者在此背景下極右政黨上台，拋棄已經成為束縛西方的價值觀。法國2017年就要大選，極右政黨的命運某種程度也決定着歐洲的命運。
不過如果看看西方並不遙遠的歷史，採取自利的極端措施來應對危機也是有先例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西南部和中西部就強制驅離墨西哥移民，共計50萬到100萬人被驅逐，其中60%是合法移民。事實上面對這樣的難民潮，歐洲唯一自救的辦法就是重新展現昔日崛起時的本性。至於究竟是哪一刻，或者是否還有這一刻，世人不妨拭目以待。不過我個人感覺還是相當困難的。這倒不是西方文明又有了多進步，而是全球化時代、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對西方同樣是制約和挑戰。他們任何「本性複發」的行為會立即傳遍世界，不僅令自己處於道德譴責的處境，也會實實在在地損害它們的軟實力。更何況，歐盟擴張過快，但決策機制卻依然維持一票否決，使得歐盟實際已經喪失了行動力。比如東歐、南歐各國都不是難民的目標，而且自己的國民也常常涌到西部尋找生活機遇，它們自然對限制難民興趣不大。假如西歐各國無法承受難民壓力而試圖採取措施時，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就無法實行。
不過即使歐洲度過這場難民危機，但更大的危機也會隨後爆發，這就是已經失衡的人口結構。在今天的歐洲，無論是百姓還是精英，無論是本土人還是穆斯林，都明白歐洲的全面伊斯蘭化即將到來。本人在法國的穆斯林朋友都在興高采烈的討論最早什麼時候出現第一位穆斯林總統。歐洲精英對此卻是束手無策。
其實辦法也不是沒有。比如對任何進入或已經生活在法國的外國人實行價值觀強制同化。再比如取消生育補助。還可以不信仰天主教者不能有投票權。但這些立竿見影的措施全都違反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沒有了這些價值觀，西方文明還有什麼？現在西方死抱着它的普世價值，大有不惜與之共存亡之勢。總之，面對這場西方一手導致的難民危機，它們根本無解，只是出於慣性來應對：接納，接納再接納。而這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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