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可能知道，筆者的主要研究範疇實際上是戰略理論，所以一直以來都在關注中外戰略理論的發展。近來讀了幾篇關於伊斯蘭國（ISIS）及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的文章，發現所描述的問題與情况竟與香港有幾分相似，值得各界，特別是中央深思。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想不透伊斯蘭國與香港究竟有何關係，但伊斯蘭國的崛起的確很大程度與美國長久以來，刻意維持中東地區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分裂與對抗（Sunni-Shia divide）有關，情况與中央維持香港泛民建制互相牽制的局面，以防任何一方過分坐大相像。
分而治之引來「黑天鵝」
美國於2003 年成功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後，誤打誤撞將伊拉克政權交了給什葉派，導致這政權的存在本身以及在其後面支持它的美國，成為了當地遜尼派不滿的主要源頭。眾所周知，阿爾蓋達（AlQaeda）與伊斯蘭國均屬遜尼派，兩者在中東的崛起與美國的伊拉克政策不無關係。
值得留意的是，伊斯蘭國的崛起不僅是遜尼派對美國的反彈，同時亦代表著遜尼派對阿爾蓋達的不滿與不耐煩。阿爾蓋達雖然曾在伊拉克叱咤一時，但其進展緩慢且乏善可陳，兼且太理論化，以致伊斯蘭國得以後來居上——它所能夠給予遜尼派阿拉伯人的，遠比阿爾蓋達的具體及可行——基本上可說是別無選擇，但時間一長自然就變得眾望所歸。
從這方面來看，伊拉克的情況與香港的管治情況具一定的相似性：中央向建制派傾斜的政策造成了一種「不自然」的狀况，而此狀况是需要中央釋出大量「能量」才足以維繫的，而在過程中這過多的能量又造成了許多「附帶損害」（collateraldamage），出來效果反而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儘管泛民長期佔有道德高地，可是在與建制派的角力中，卻一直徘徊於進退之間，嘗不到什麼甜頭，令民主運動的主導權逐漸從泛民移到本土派手中。這裡筆者絕無抹黑或貶低泛民和本土派的意思，但其演變過程，的確與由阿爾蓋達過渡至伊斯蘭國的情況近似。
認清鬥爭防「假性勝利」
那麼目前在中東被搞得焦頭爛額的美國，究竟學到了什麼教訓呢？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前戰略研究主任Robert C. Jones （下稱瓊氏）認清了像伊拉克、阿富汗這種戰爭，實際上並非兩個不同的管治系統之間的政治鬥爭，而是在同一個管治系統內的政治鬥爭——前者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單靠其武力便可取勝的戰爭，而後者則像越戰般，單靠武力只會愈搞愈糟的戰爭。如果把這兩種戰爭混淆了，將前面一種的打法誤用於第二種戰爭上面，那麼就會像美軍在越戰般，出現「為了拯救這條村莊， 我們必須摧毁它」（”We had to destroy thevillage in order to save it”）的荒謬景況。
瓊氏發現這兩種戰爭之間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的「戰略能量」或邏輯是以權力和利益為基礎的，而後者則是以權力和不滿為基礎——這一點可能會引起不少港人的共鳴，因為當權者普遍是以權力和利益的邏輯來思考的。但面對如伊拉克和目前香港的情況則必須改用權力和不滿的邏輯來理解，需正視民眾不滿的源頭，不能單以給予利益來解決問題。
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例子正好說明，往往勝利才是陷阱——無論是取得物理性勝利甚至道德上的勝利，只要一日不認清問題所在，對症下藥，情況只會日漸惡化，認知與現實之間落差亦會逐漸擴大，帶來更多本末倒置的措施。
中央和港府從以前不了解問題所在，到現在開始認識到其嚴重性，固然是好的發展，然而在雨傘運動後卻執意地只專注於取得勝利、乘勝追擊，滿以為贏了就一勞永逸，這樣其實跟美軍沒有兩樣，反而會延誤改善管治的時機。只要有風吹草動，則「春風吹又生」。
處處示強失人心
至於怎樣才可令伊斯蘭國不再為遜尼派阿拉伯人的唯一選擇，瓊氏所開出的藥方是美國須反躬自省，承認其研判和解決方案的錯誤與不足，同時需接受，確保自身利益不等於需要直接控制結果這一點，亦毋須刻意處處示強——這幾點出奇地十分適用於現今香港管治。
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言， 「在權力的各種表現方式中，有節制地使用權力最能打動人心」（”Of all the manifestations ofpower, restraint impresses men the most”），這是所有強權與大國的領導人最需緊記，卻最難實踐的至理名言。■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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