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文革後48年，一名頭髮灰白的女士來到北京師大女附中（現稱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讀出1500百字懺悔書，向文革時被逼害的師生致歉，她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
她的名字叫宋彬彬，中共元老之一宋任窮的女兒，文革時期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共產黨員、該校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任和紅衛兵首領，她最為人熟悉，就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她以代表身份給毛澤東獻上紅衛兵袖章，當時毛知道她的名字源於「文質彬彬」四個字後說了句：「要武嘛」，從此，全國上下不愛紅妝愛武裝，暴力狂潮掀起，殺戮此起彼落。毛的「要武」論廣傳後，單是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當中包括很多老師和校長。
其實，早在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走紅前的13天，一場殺戮已在她麾下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隊上演了。
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發起「打黑幫」活動，很多學生都湊興來參加，她們抓來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先往五人衣服上倒墨汁、戴高帽，在脖子上掛牌子、用帶釘子的棒打他們、用鍋爐房剛煮沸的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物……經過三小時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受不了昏倒地上，此時她已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處於瀕死狀態。學生卻把她丟進垃圾車，五小時後才有人發現把她推到醫院，可惜抵院已證實她死亡多時。
於是，卞仲耘副校長便成了文革中死在學生手下的第一位老師，此後，這類學生鬥死鬥傷師長的慘劇陸續有來。
當暴力被「正名」、或被合理化、甚至美化，要糾正、收回，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潛藏的惡魔跑了出來，人就會成為禽獸。卞副校長被她教育出來的學生一拳一腳打死，揮拳出腿的都是年輕少女，如此所為需要的不是勇武、力度，而是獸性。
十年文革，把一代年輕人的獸性釋放出來；香港79日佔領中環的後遺症也一樣，黃傘兵對不同顏色陣營的恨、對陌生人無緣無故的惡，除了獸性，沒法解釋。至於滅絕獸心要多久才能變回惻隱人心，以宋彬彬公開道歉的經驗來說，是48年。
所以，當很多人以為雨傘暴動陰霾已過，那是太樂觀了，看兩個月前香港大學學生對付李國章、盧寵茂兩位教授時的張牙舞爪，我想，如果當時沒有護衛、如果當時無人擋駕，兩位教授的下場，隨時跟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副校沒兩樣。
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發號施令叫示威者衝入公民廣場，當「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聲嘶力歇叫市民公民抗命，當港大學生會會長理直氣壯叫學生「以武抗暴」，效果就如同當年毛澤東那句「要武呀」，把犯罪行為美化，把罪惡感壓抑，以理想砌出貞節牌坊，擋住所有執法的路。雨傘暴動的最大禍害，就是釋放了人心的惡魔。
細心觀察，這年來，大家粗言多了，憤懣多了，看不過眼的事也多了；這年來，社會價值觀倒塌，道德敗壞，尊卑失了，尊重沒了。這一年，香港人心糜爛，如同當年文革。
黃傘兵依然拒認自己是紅衛兵，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認識文革；二是他們認為文革是一場大洗腦，被洗腦者，如同嗑藥，成了一班舉著小紅書的喪屍，跟他們今日追求民主自由不可同日而語。
我想大家冷靜回想，雨傘暴動的日子，無論畢業也好、頒獎也好、講座也好、上課也好、爬山也好……總有人室內打起黃傘，或者扯起黃幡，如同嗑藥喪屍，喃喃唸著「我要真普選」。那黃傘黃幡就像當年的毛語錄小紅書，是革命靈符，高舉了，就什麼道理都不用說，什麼話也聽不進耳。其實傘兵一樣被洗了腦，他們信奉的是民主邪教。
還想一提，是那位紅衛兵頭目宋彬彬的下場。投身屍橫遍野的文化大革命，紅了的領頭人事後沒有被控告、問責，反而在1980年赴美留學，並取得美國國籍，從此定居美國，在環保局工作。
對黃傘兵投鼠忌器地仁慈
今日香港的雨傘暴動領導者無一受刑、無一被控、無一認罪、無一承擔，一個個像宋彬彬那樣若無其事逍遙法外，如果，政府、執法者和司法界繼續對黃傘兵投鼠忌器地仁慈，那就是對守法市民的集體欺凌，我們不要等48年後的懺悔，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頭戴民主光環的傘兵也例外不了。■
《亞洲週刊》2015年10月4日 第29卷 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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