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應重新專注學術討論，而非凡事扯上政治，否則只會淪為無止境的鬥爭。
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紛擾多時終有結果，但預料學生、校友、政黨等會繼續有互動，樹欲靜而風不息。如果把這次高等學府領導人的任命抽離政治，以事論事，而不視之為佔中餘波，或者更能理解港大校委會的決定。
在港大這所百年學府中，這位副校長的職責是專責學術及人力資源事務，照常理推斷，其學歷及學術水平應要符合基本要求。
據悉，陳文敏並沒有博士學位，亦鮮有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其學術論文在過去五年更被指只曾被搜尋四次；沒有學歷，又鮮有研究成果或學術水平的證明，若以上屬實，要他出任一所百年學府、專責學術及人事的領導層，確有不妥。
大家可能認為學歷或學術研究不代表甚麼，但這正是高等教育機構或學術界「遊戲規則」的客觀事實，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排名近年屢高於港大，就是以這客觀標準去爭取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筆者極少寫學術論文，不過42年前，筆者不才，曾與鄭艾倫、謝家駒及黃紹倫幾位，發表過《英文何價？教學媒介與香港教育：與社會人士報告書》一書，痛論殖民地教育重英輕中的情況。
這篇文章後來成為了教育「文獻」，被人引述的次數相信不會太少，若寫於互聯網年代，必不至五年才錄得四次搜尋！
幾十年來，筆者就知道學術論文之所以能被人多引用，是：一、能成一家之言，可以「啟後」。若只「承先」，即只是做抄寫、撮要的工夫，大學一年級生或還可接受，若讀到大三、四還「承先」，就嫌沒出息了。二、有大量研究或實驗的數據，供後來者做「研究踏板」，憑論文內容的基礎，在那個學術範疇上更進一步。若不能做到以上兩點，就等同筆者的老翻遊戲文章，未可被稱為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固然有學術界的要求，而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層同樣要符合教學及學術研究的要求，以營造一個刺激思考、充滿學術氣息的學習環境。若大家可理性地從職位本身的要求看看，便不難理解校委「以港大長遠及最大利益為依歸」的決定。
有人或質疑校委會中的「外人」因受政治壓力，干預校政。
其實，即使是「外人」，若可憑獨立思考，以院校利益作決定，又有何不妥？正是這些「外人」才可旁觀者清，就像上市公司也有非執董這類外人作理性決定，更何況校委中其實不少也是港大校友？硬要分親疏裏外，正是陰謀論者在今次風波中顯出其狹隘的眼光。美國知名學府史丹福大學得以創校，不也是因哈佛大學排擠「外人」—一對老夫婦捐獻的結果？
大家試再看看，物色委員會只向校委會提交唯一的候選人而硬要校委通過，校委會豈不成了橡皮圖章？權力制衡的作用正在於此，而且校委表決是經過「理性而詳盡」的討論，但當輸了、不合意又要人交代，苛求所謂「開誠布公」，這類「勇武」思維簡直不可理喻。
今時有些人傾向「合我意者留，不合我意者鬥」至於道理，可以不「理」。這是我們更想要的嗎？■
原文轉載自《晴報》 201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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