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歲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格斯 · 迪頓 ( Angus Deaton ) 12日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迪頓是一名微觀經濟學家，主要研究分析人類的消費行為，及後擴大至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對健康造成的影響等方面。在近年的著作《勝利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闡述了人類如何擺脫病痛和貧困的歷史，在美國引發了巨大反響。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聲明中稱：
要設計促進社會福利、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我們必須首先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沒有人比安格斯 · 迪頓更多的增強了我們對此的理解。通過連接詳細的個人選擇和聚合結果，他的研究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兩年前，迪頓出版了一本名為《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的書。
在書中，安格斯 · 迪頓討論了如下諸多問題：不平等導致了哪些問題？不平等到底是有益發展還是有害發展？我們所談論的各種不平等中，哪些是至關重要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是否對社會有好處？如果沒有好處，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規則和制度是否正確？
要公平還是要自由？這是一個不斷引發爭議的話題。一般來說，資本方更願點贊自由，他們爭辯說：最大的平等是機會平等。但事實上，機會平等仍只是一個神話。不平等，不僅是一個倫理問題，還是一個經濟問題。人類需要不平等，否則就會喪失競爭動力，但又要警惕過度不平等，因為它將抑制創新、取締競爭，造成整體僵化與崩潰。
那麼，該怎樣把握這個度？
安格斯 · 迪頓在書種展示了其獨特的思考：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理解為「大逃亡」的歷史，借市場之力，發達國家率先逃離了貧困、疾病和不幸，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仍在「大逃亡」 的道路上。
前現代社會人均壽命僅 30-40 歲，男性平均身高低於 1.60 米，他們一生中都有挨餓的經歷，其中 80% 的人屬赤貧階層。這其中，有制度因素、科技因素、商業因素、文化因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有的發展中國家已改變了這個局面，有的卻依然如故。
怎樣把人均壽命提高一倍？其實，前現代人並非活到 40 歲就死，而是兒童死亡率過高，拉低了整體數據，只要推廣廉價的抗生素，局面就能改觀，可誰來做這件事？同樣，身材過矮往往是因為童年營養不足，只要攝入熱量充足，就會大大改善，可僅靠市場夠嗎？
必須正視這樣的現實：現代人一生下來就被注射了各種免疫針，就有足夠的食品，這是作為前提接受的，我們並沒選擇過，換言之，我們得到這些基礎性的東西，因為有政府保障，而不是因為有市場。這恰好說明：逃離貧困，政府有責。
現代化不只是市場的成長史，也是公權力的成長史，只有它不斷擔負起新的責任，傳統社會才有了「逃離」的條件。
以下為《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書書摘。
社會進步的動力何在？
如果我們的祖先有足夠的想象力，他們肯定會喜歡我們如今擁有的東西。這一點毫無疑問。與此同時，我們也毫無理由認為，過去的父母們會對子女夭折的現象熟視無睹。如果你不同意這個觀點（對於此事，實際上有很多不同觀點），可以去讀讀珍妮特 · 布朗的書。她在書中詳細描述了查爾斯 · 達爾文在眼睜睜看着兩個孩子死去時的痛苦。逃離苦難是人之天性，但是這種欲求卻經常無法實現。
新的知識、新的發明、新的行為方式是社會進步的關鍵所在。有時，靈感常常源於那些孤獨的、幻想着弄出點前所未有的東西的發明家們，但是更多的時候，創新不過是其他東西的副產品。比如，識字能力的普及是因為新教徒必須讀《聖經》。
同樣更為常見的是，社會經濟環境會導致新的東西被創造出來以滿足需求。帝國時代的繁盛使得英國人的工資水平提高，而高工資加上英國豐富的煤礦資源，為發明家和工廠主提供了發明創造的動力，而發明創造是工業革命的引擎。英國的啟蒙運動，以其對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為即將出現的發明創造提供了肥沃的智力土壤。19 世紀的霍亂刺激了細菌致病理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而今天，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的艾滋病研究，解開了病毒的秘密並研製出了新的藥物。儘管這些藥物還不能治癒艾滋病，但它們已經大大延長了被感染者的壽命。當然，世界上還有很多問題依靠靈感是解決不了的，而強烈的需求和動機也未能激發出神奇的，或者哪怕是一般的解決方案。比如瘧疾已經使人類遭遇了成千上萬年的痛苦，甚至可以說它貫穿了人類歷史始終，但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徹底有效的預防或者治療方案。需求或許是發明之母，但是沒有什麼能保證有需求就必然有發明。
不平等也在影響發明創造的進程。這種影響有時候是正面的，有時候則相反。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會推動人們去尋找新的可以填補貧富差距這條鴻溝的方法。這是因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於不幸，那麼不幸本身就不應存在。口服補液療法的發現就是一個佳例。20 世紀 70 年代，口服補液療法在孟加拉的難民營中被發現。因為這種廉價而又易制的方法，數百萬遭受痢疾折磨的兒童得以避免脫水以及可能引發的死亡。
不平等也會阻礙發明創造。新發明和創新的生產方式會對既得利益者造成嚴重衝擊。經濟學家認為，創新的時代會掀起創造性破壞的浪潮，新的生產方法會橫掃舊的方法，從而毀滅那些依靠舊秩序生存的人和他們的生活。今日的全球化已經出現了此種情勢。從國外進口更便宜的商品如同一種新的製造商品的方式，而那些在國內生產這些商品的人則大難臨頭。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擁有強勢的政治地位，會因為利益受損或者因擔心利益受損，而從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緩它們的出現。中國的皇帝因為擔心商人會威脅到他的權力，而於 1430 年禁止了海上航行。結果，鄭和下西洋就變成了一次絕唱，而未能成為嶄新的開始。無獨有偶，奧地利的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禁止鐵路修建，其理由只是擔憂鐵路會輸入革命，威脅王權。
為何要重視不平等？
不平等會促進發展，亦可能阻礙發展。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值得重視？哲學家兼經濟學家阿馬蒂亞 · 森曾說，即便是那些相信社會應存在某種形式的平等的人，也會對應實現何種平等而各懷己見。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他的觀點。部分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就爭論稱，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除非是為了實現某些更重要的目標。比如，若是政府讓所有公民的收入都變得一樣，那麼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就會大幅降低，這樣的結果是，最窮的一部分人可能會變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區的窮人還窮。與對收入平等的重視不同，另外一些學者則強調機會平等。但實際上關於何為機會平等，依舊眾說紛紜。還有人強調比例公平：每個人得到的，應該和他的付出成正比。按照這種觀點，則通過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來實現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
在本書中，我會將討論的重點放在以下方面：不平等導致了哪些問題？不平等到底是有益於發展還是有害於發展？我們所談論的各種不平等中，哪些是至關重要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是否對社會有好處？如果沒有好處，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規則和制度是否正確？富人會不會限制窮人對社會運行管理的影響力，以保證自己的利益？健康不平等是否和收入不平等有相似之處，或者二者是否存在某些差別？這些不平等真的總是不公正的嗎，還是它們會帶來一種更高層次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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