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庭判兩宗案件上訴得直，雖然彰顯了香港的法治，但同時也凸顯了法律觀點可因截然不同的演繹而導致迥異的裁決，若法治真正做到「公道」，才是社會之福。
陳志雲及其助手違反《防賄條例》原獲判無罪，但經律政司再度上訴，終獲裁定上訴得直；另一案件中，羅逸庭因「干預汽車」罪成而被判囚六周，上訴至終審法院才獲判得直，但他服刑期滿，冤獄已成，今時也只能還他一個清白。
從以上兩宗上訴案例可見，法律訴訟可能真如部分人所形容：只是一場在庭上的辯論比賽。因為普羅大眾看不清其中奧妙並不出奇，但法律界專業人士，包括控辯雙方資深大狀，甚至各級法官，對案情及法律條文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演繹，而導致判決有天淵之別，就不能不使人去怪法律是否有個普遍真理，而人言人殊，官判官異？當然，大前提還是不服原審裁決者是否有能力上訴。
陳志雲案，律政司自然有能力上訴，但羅逸庭則要靠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及其學生義助上訴，才可得直，這也是香港這個法治社會發展到現階段最常被人詬病的地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對某些人、某些階層、團體來說，就特別「平等」。那些人或階層的「能力」，包括財力及對法律專業知識的理解，都可製造出不公義的裁決，小市民也容易蒙上不白之冤。羅逸庭初審選擇自辯，「用自己把口，據理力爭」，可能就正因沒有聘請律師以法律觀點，提出抗辯理由，而在法庭上吃虧，但上訴得直也因「干預汽車」罪的定義不清晰，而未構成控罪元素，可見法庭上的「公道」，恐怕還取決於一場辯論。
因此，各級法庭有時是否可用「一字咁淺」的道理去審視案情？例如陳志雲就以無綫曾多次默許他取酬作為辯護理由，其實，默許未必代表接受，正如電訊商再不能以「客戶沒有明確反對」為理由，就可照樣收費一樣。
法治社會應離不開一個「理」字，即使陳志雲再上訴，也不能不在他收受利益的合法性上辯解，而羅逸庭案終審裁決的法理關鍵，又竟是條例的定義，這都是對法治在道理上的諷刺。
中國法治的傳統相對薄弱，不少家喻戶曉的「案例」，公道都要訴諸人治或「天理」，例如包青天和竇娥就是，竇娥冤故事更有些神秘色彩兼「厄爾尼諾」現象式的公道：被斬首血濺白練而血不沾地；六月飛霜，降雪三尺而掩其屍，再加當地大旱三年等，這類雪冤的思維，不應再有。
不過，若有人以為精通法律就可知法踩界或走法律罅，同樣像以上思維般不切實際。香港重視法治，也講法理情，但總離不開一個公道。 ■
原文轉載自《晴報》2015年10月28日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