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其新書《世界秩序》中曾論述，當今世界的複雜程度超過了冷戰時期，面臨著多樣的挑戰，包括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烏克蘭局勢、伊朗核計劃等。而其中，最直接挑戰之一來自「伊斯蘭國」。他認為，美國應加強對極端分子的打擊力度，「我們不能讓那演變為另一場我們不知道如何結束的戰爭。」
以下是基辛格在著作《世界秩序》中的具體闡述。
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國」
伊斯蘭教不同於有史以來的任何其他社會，它具有擴張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極端的平等主義。它規定每日頻頻禱告，把信仰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它強調宗教和政治權力的一體性，從而把伊斯蘭教的擴張從一項帝國的事業變成了一項神聖的義務。在他們眼中，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宗教，又是一個多族裔的超級國家和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蘭教征服的地區或受伊斯蘭教控制並進貢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區，被視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單元，即「伊斯蘭之家」，意為「和平之地」，由哈里發統治。而「伊斯蘭之家」以外的地區都被稱為「征伐之地」。伊斯蘭教的使命是把這些地區納入自己的世界秩序，從而實現世界和平。
實現這一普世體系的戰略被命名為「聖戰」，即所有信徒有義務通過鬥爭傳播自己的信仰。「聖戰」包含了戰爭之意，但又不僅僅是一項軍事戰略。這個詞還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贖他人並傳播伊斯蘭教的教義，比如通過信仰追求或建功立業來弘揚伊斯蘭教。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強調的重點因時因地有很大的差異。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顆心，他的舌頭，他的一雙手抑或利劍」投身「聖戰」。
早期的伊斯蘭國家向其周邊傳播教義。它曾一度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統治了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社會，對世界其他地區構成潛在的威脅。自從那時以來，情況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伊斯蘭與非伊斯蘭社會之間的交往歷經滄桑，既有和諧共處的時期，也有勢不兩立的時候。貿易往來把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更緊密地連在一起；雙方也常常為了共同的重大目標攜手合作，在外交上結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論並載入其憲法，也是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數族裔武裝組織的戰鬥口號，和世界各地幾個活躍的恐怖主義團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以下簡稱「伊斯蘭國」）——信奉的意識形態。
「聖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領土解決方案認可的世俗現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眾多穆斯林私下裡痛心疾首。學識淵博、充滿激情的宗教學者兼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形態理論家賽義德·庫特布對這一現狀宣戰。庫特布認為，伊斯蘭教是給予人類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體系。他的同代人大多對他宣揚的暴力手段望而卻步，然而一批堅定的信徒——如同他設想的先鋒隊——開始形成一個核心。
對於一個自認為已經超越「歷史」上的意識形態衝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庫特布及其信徒的觀點顯得太極端，無法贏得足夠重視。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於想象力貧乏，覺得這些革命者的激情難以理解，於是認定他們的極端言論要麼只是空談，要麼是討價還價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極端主義者眼裡，這些觀點代表了一種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規則和準則。
過去幾十年裡，這些觀點成了中東及其他地區極端分子和「聖戰者」的戰鬥口號，並得到了基地組織、哈馬斯、真主黨、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權、「伊扎布特」（「解放黨」，在西方國家極為活躍，公開鼓吹在一個伊斯蘭教統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發帝國）、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敘利亞的極端民兵組織「努斯拉陣線」和着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建立哈里發國的「伊斯蘭國」的呼應。這些觀點也代表了1981年暗殺薩達特的埃及極端分子信奉的好戰信條。他們重拾「被忽視的聖戰責任」，稱與以色列媾和的本國總統為叛教者，指控他在兩個問題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認了猶太國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們認為）同意了把自古以來屬於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讓給了一個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體系幾乎完全顛覆了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純之又純的伊斯蘭主義認為，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國際體系的出發點，因為國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國家在演變成為一個規模更大的宗教實體的過程中，充其量也許可以獲得某種臨時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能成為一個指導方針，因為對國家的忠誠偏離了真正的信仰，而且「聖戰者」有義務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蘭教的人居住的世界。聖潔，而不是穩定，才是這一世界秩序觀的指導方針。
基地組織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國心懷不滿的子孫之一、參加了阿富汗反蘇「聖戰」的賓·拉登回國，宣布要開始一場新的鬥爭。賓·拉登及其追隨者遵照庫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個先鋒隊組織（基地組織），通過它進行全面「聖戰」。該組織的「近期」目標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區夥伴國，「遠期」目標是美國。基地組織辱罵美國扶持中東不遵守伊斯蘭教教義的國家政府，並在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隊玷污了伊斯蘭教。依賓·拉登之見，真正的信仰與異教徒世界之間的較量已經開始，而且事關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義已經達到了用和平手段無法解決的地步，現在需要採用暗殺和恐怖主義手段，從而讓基地組織的遠近敵人心寒膽戰，喪失抵抗鬥志。
基地組織野心勃勃的計劃，從襲擊美國及其盟國在中東地區和非洲的設施開始。1993年對世貿大廈的襲擊顯示了該組織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的攻勢登峰造極，襲擊了世界金融體系樞紐紐約和美國權力的政治樞紐華盛頓。「9·11」事件是迄今為止最致命的一次襲擊，短短几分鐘內2977人喪生，遇難者幾乎全部是平民，還有數千人在襲擊中受傷或身體健康受到極大損害。
賓·拉登在襲擊前宣布了基地組織的目標：將西方及其影響逐出中東，推翻與美國結成夥伴合作關係的國家政府，解散它們的政治體制。賓·拉登嘲弄這些國家是「紙糊的蕞爾小國」，其政治結構是為了西方大國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個新的伊斯蘭哈里發政權將取而代之，再現公元7世紀時伊斯蘭教的輝煌。一場圍繞世界秩序的戰爭就此拉開帷幕。
這場衝突的戰場橫貫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組織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圖失敗后，沙特阿拉伯成為基地組織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沙特阿拉伯皇室家族認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國家利益繫於和西方保持建設性的關係以及參與全球經濟。
然而，作為伊斯蘭教的誕生地和伊斯蘭教聖地的保護者，沙特阿拉伯又無法偏離正統的伊斯蘭教。為了對付激進的伊斯蘭教普世主義，它先聲奪人，建立了一個現代國家體制和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係與伊斯蘭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許最濃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體，並在國際上出錢扶持它，結果有時在本國內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與美國結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導一種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教，與非伊斯蘭世界形成了潛在衝突。通過資助在世界各地宣揚嚴苛的瓦哈比派信條的宗教學校，沙特人不僅履行了自己作為穆斯林的義務，還把它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如此一來，鼓吹瓦哈比派信條的人紛紛跑到國外去傳教，而不是留在王國境內。這一政策產生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是助長了「聖戰」的狂熱，最終將對沙特阿拉伯這個國家及其盟友構成威脅。
美國的反應
沙特阿拉伯面對着中東地區兩類不同形式的內戰：作為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成員的伊斯蘭政權，與認為現代國家和現存的國際秩序機構同《古蘭經》勢不兩立的「聖戰者」之間的內戰；以及在這一地區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內戰。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變宗教信仰的舉動（無論多麼無心）起了為這兩場內戰煽風點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別被視為對立雙方的頭領。
這場爭奪的背後還有另外兩場較量，二者都是對地區秩序的考驗。一是美國採取軍事行動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亞可憎的獨裁政權，同時在政治上施加壓力，實現「改造大中東計劃」。二是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再起，在伊拉克戰爭和敘利亞衝突期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局勢的發展證明，在以上每一場較量中，都很難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國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葉派的伊朗視為一個帝國加宗教現象，在地區領導權、均勢和教條理念之爭方面感覺受到了伊朗的威脅。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蘭領導的什葉派群島（從伊朗與阿富汗邊界橫穿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實力及影響力日盛，與沙特領導的（由埃及、約旦、海灣國家和阿拉伯半島組成，同土耳其結成謹慎的夥伴關係）遜尼派秩序針鋒相對。
因此美國如何對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個簡單的均勢考量問題或民主化問題，而必須把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間已經持續千年之久的宗教紛爭考慮在內。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小心行事，因為這一地區釋放出來的壓力會對支撐這一王國和管理伊斯蘭教聖地的種種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產生影響。沙特阿拉伯若發生動蕩，將對世界經濟、伊斯蘭世界的未來與世界和平產生深遠的影響。根據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革命的經驗，美國不能假定有一個現成的民主反對派，且它將依據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則統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遜尼派「聖戰」和什葉派「聖戰」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戰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無論多麼迂迴隱蔽，都對於促進這一地區的建設性演變至關重要。美國必須與它達成共識。
在一個自殺式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時代，必須把滑向泛地區教派衝突的現象視為對世界穩定的威脅。所有負責任的大國，都需要根據某種可以接受的地區秩序的定義攜手應對。如果無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區就有可能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隨後蔓延至其他地區。在這一嚴峻的形勢下，世界等待美國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國家提煉出一個新的地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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