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巴黎慘案負責？

誰該為巴黎慘案負責？看到這個疑問，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自然是殘暴的伊斯蘭國。可是問題來了，伊斯蘭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那麼究竟是誰為伊斯蘭國的橫空出世創造了客觀歷史條件呢？

大國介入帶來的中東混亂

第一個為伊斯蘭國誕生做出巨大貢獻的自然非當今世界頭號民主強國美國莫屬。2003年，美國以偽造的情報為依據，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理由，欺世盜名，不顧世界各地的反對——包括極少干預現實政治教皇的反對，繞開聯合國，一舉推翻了薩達姆政權。

由於伊拉克政治權力平衡和結構瞬間被外力打破（被打破的還有中東脆弱的力量平衡），同時過於理想化的美國一方面把前政府人員遣散（而不是加以利用進行平穩過渡），另一方面立即把它的制度模式強加給伊拉克，以為還能複製出第二個日本，結果最終陷入無政府混亂狀態。每天登上世界媒體的伊拉克新聞都是恐怖襲擊、暴力衝突。美國投入上萬億美元、付出死亡數千人的代價，也未能換來伊拉克的穩定和秩序，最後不得不一走了之。然而，權力真空總是會有力量填補的。薩達姆倒台和隨後的民主失靈、美國不負責任的脫身，為伊斯蘭國的崛起掃除了第一個障礙。

當然，美國只是第一責任人，另一個重要的國家則是英國。好在英國當時的戰爭首相布萊爾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終於在2015年10月接受CNN採訪時承認揮軍伊拉克是錯誤的，稱該決定可能是伊斯蘭國崛起原因之一，並為當年情報失誤、計劃失當和沒顧及推翻政權的後果致歉。總算還是有一點政治良知。當然，英美到今天還都依然為推翻薩達姆辯護，認為是推翻獨裁、建立民主。

應該說，伊拉克戰爭時期，法國是明智和富有遠見的，當時的希拉克總統不顧同屬西方盟國，不顧法美傳統友誼，不顧對美利益的損害，堅決站在反戰第一線，並和中國、德國、俄羅斯共同組成反戰同盟。很可惜，希拉克之後，法國連續兩位總統都背離了他的路線，不僅沒有吸取美國眼下的教訓，反而重蹈它的覆轍。                                                                                                         2011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發。一開始，法國一直務實、堅定地站在突尼斯獨裁者本·拉里一邊，不

源源不斷地提供鎮壓民眾示威的防暴武器，而且當時的外交部長還在國會裡提議法國應該派警察向突尼斯政府傳授對付群眾抗議的經驗。直到本·阿里政權垮台，法國才放棄對他的支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當阿拉伯之春來到利比亞時，法國卻突然扮演了急先鋒，最終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

結果歷史再度重演：外部力量瞬間摧毀現有政治權力和架構，同時又把西方的制度立即移植，結果竟是比伊拉克更為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伊拉克不管怎麼樣還是有一個政府的——儘管非常軟弱無能，但利比亞則是連一個政府都沒有，內戰中崛起的各派力量擁兵自重，為爭奪地盤長期混戰大打出手，甚至美國駐利比亞的大使也死於非命。

當忠於卡扎菲的衛兵放走最後一名西方記者時，曾發出這樣絕望的呼喊：利比亞完了，一定是血流成河。難以想像的是，一個普通衛兵都明白的事實，何以堂堂的老牌法國就不明白呢？而卡扎菲在滅亡前也向法國呼籲，如果他倒台，將會導致大量難民湧向歐洲。此前，卡扎菲曾和意大利政府達成了一項協議，阻止難民把利比亞作為偷渡歐洲的中轉站，協議執行效果很好。

今天的事實已經證明了卡扎菲預言的一切，只是現實遠遠比他的預言殘酷，由於他的倒台而失控的利比亞成了伊斯蘭國的又一個催生婆。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伊拉克亂局而產生的各極端伊斯蘭武裝在2006年10月整合成功，正式建立了伊拉克伊斯蘭國。顯然，他們根本就沒有引起西方的注意。而當伊斯蘭國壯大之後，利比亞東部城市德爾納宣布效忠伊斯蘭國，成為伊斯蘭國首個海外據點。

就在法國還在攻打卡扎菲時，敘利亞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波及。由於敘利亞背後有俄羅斯和伊朗的支持，大國在介入敘利亞時都保持了相當的謹慎。但還是法國採取了激進的政策：第一個與敘利亞斷交並承認反對派是唯一合法政府，隨後向他們提供經援和軍援。但根據聯合國的報告，政府軍和反對派均犯下了包括謀殺、法外處決、酷刑等侵權行為。雙方實質上又有多少區別呢？法國的支持又是根據何種神聖理由呢？隨着各種外部力量的強勢介入，敘利亞陷入全面內戰。

也就在此時，伊斯蘭國開始由伊拉克進入敘利亞，並藉助敘利亞的內戰，迎來自己的黃金髮展期，迅速崛起成為全球頭號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有多殘暴，可從發動了「9·11」的基地組織對它的立場得以認知：2014年2月，基地組織宣布該組織過於極端、殘忍、野蠻，切斷了與它的所有聯繫。本·拉登的高級幕僚曾在21頁信函中，譴責該組織的惡行：包括多次炸毀清真寺、違背《古蘭經》教義展開血腥種族清洗、使用氯氣進行毒殺、在巴格達的天主教堂里屠殺信徒，基地組織應與其劃清界限，以免形象被拖累。

然而，如此危險和極端的恐怖組織崛起，西方卻視而不見——事實上，2013年4月美國才將伊斯蘭國的前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列入恐怖組織行列，仍然一致要求相對溫和、世俗而且反恐的阿薩德政權下台。非常諷刺的是，2014年6月24日，一批敘利亞戰機越過國境，轟炸「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控制的區域，從而成為第一個空襲「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對伊斯蘭國開戰的國家。而美國最終空中打擊伊斯蘭國，則是要到2014年8月8日。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時的奧朗德政府也決定軍事捲入敘利亞的是非窩。當時真正採取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有利益相關方美國、伊朗、敘利亞（伊斯蘭國不僅反西方，也要消滅什葉派，迫使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什葉派執政的國家聯合起來並進行反擊）。其他西方盟國均只提供援助或者道義譴責。

雖然2014年10月，澳大利亞也參與了軍事打擊行動，但澳大利亞和法國不同，它遠離中東，還是個四面環海的孤島，極難被滲透。而且其移民政策一向嚴謹，國內的穆斯林移民極小。這和法國地緣上接近、自身地理容易滲透、本國擁有數百萬穆斯林完全不同。

如果說美國和英國是伊斯蘭國誕生的第一個功臣，法國則是第二個。當伊斯蘭國壯大之後，法國又是第一個在與本國利益無關的情況下，直接軍事捲入，更成為第一個被伊斯蘭國襲擊的西方大國。

制度缺陷帶來的決策失誤

看到這裡，大家或許困惑的是，何以統治世界數百年的西方竟然疊出昏招，既損人也損已？這恐怕就要從西方現行的制度找原因了。

福山曾對中國的制度有過這樣的評價：中國最早建立現代非人格化國家，擁有高質量的政府是其特點，但不足則是缺乏法治與權力制衡。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則三者全有。然而，小布殊發動的兩場代價高昂的反恐戰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還缺乏程序正義，何以就無人能阻擋？反對黨、民眾以及國會都站在了小布殊一邊。看來，要麼西方這種制度模式的制衡作用被誇大或神化，要麼這種種作用已經退化。

不僅這兩場反恐戰爭，我們都知道西方財政預算自認為非常透明，國會也能有效監督，但何以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赤字累累，債台高築？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日本超過240%，美國達到100%，歐洲整體上在90%以上。請問，如此監督，如此制衡，何以就是無法解決寅吃卯糧的現狀？這種靠借債維持的模式誰都明白是不可能持續的，根本就沒有未來。

不僅如此，犯下如此巨大錯誤、給美國帶來如此損害的小布殊竟然還能連任，而且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包括後來的美國金融危機進而席捲成全球經濟危機，也沒有哪個高官為此負責。那麼什麼是西方民主所自詡的責任政府、契約政府呢？

顯然，當執政者無需為他的錯誤承擔責任時，所謂的有效監督也只是幌子時，怎麼可能不導致嚴重的決策失誤呢？

當然，最不可思議的還是法國。介入利比亞戰爭是薩科奇總統的決定，介入敘利亞內戰打擊伊斯蘭國則是奧朗德的決定。一個來自右派，一個來自左派，兩黨均犯下同樣的錯誤。原因其實也是這套制度設計有關。

薩科奇是因為選舉到了，而他的支持率長期低迷，除了世界經濟危機和他張揚的性格外，還有為了應對危機不得不推動的不受歡迎的改革。因此，推翻卡扎菲不僅對外贏得道義優勢，改善因支持本·阿里受損的國際形象，也可以報復卡扎菲在購買法國軍事武器上的出爾反爾，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國內的支持率。

奧朗德則是因為執政以來一直無法有效解決法國面臨的問題，失業率只升不跌，其民意支持迅速跌破第五共和的紀錄。而對外戰爭則可以顯示自己的魄力，贏得民眾支持。但從國家利益來講，法國根本沒有介入的必要，那時的伊斯蘭國還不曾把法國當作敵人。更重要的是，奧朗德忽視了法國先天的兩大不足：過於接近北非中東、開放的地理條件、無法控制的邊界以及國內龐大的穆斯林群體。這都使得法國根本無法徹底防範伊斯蘭國的反擊，一年之內巴黎兩次慘重遇襲，花都變慘不忍睹的血都。

本來，大國是應該有其承擔的國際責任，但這首先要在確保自身安全、不損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有意義。如果自身難保，何來國際貢獻？美國雖然是世界警察，到處伸手，但畢竟都遠離本土，而且難民危機雖然有它的一多半“功勞”，但卻不願承擔接納難民的義務。甚至在反恐戰爭中抓獲的、關在關塔那摩基地的囚犯，即使釋放，也絕不放到本國，而是全球安放。

現在看來，西方推翻薩達姆和卡扎菲以及還要推翻的阿薩德，是多麼的愚蠢。他們畢竟都是世俗伊斯蘭社會掌權者。雖然他們面對政權挑戰者也殘暴，但卻沒有宗教狂熱和宗教愚昧，在價值觀上還是認同西方倡導的現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離、世俗法律，而且他們還是抵禦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現實壓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協和讓步。薩達姆就接受了聯合國的核查，銷毀了全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卡扎菲就放棄了發展核武器，承認洛克比空難的責任並進行了國家賠償。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後關頭也放棄權力，承諾實行民主選舉。就是今天仍然為生存而戰的阿薩德政權也交出了全部化學武器。

西方的制度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已是常態。為之辯護的人認為，只要制度好，人水平高低並不重要。但制度好的一個標準就是能給優秀的人才以施展的機會。

西方這種制度的弊端不僅表現在製造問題，還表現在當危機爆發后，本應該團結一致的各政黨卻仍然是選舉利益至上。法國12月就要舉行大區選舉，於是在野黨沒有一個黨派明確支持奧朗德呼籲的全國團結，都竭力避免讓奧朗德通過處理恐襲案獲得選舉優勢。極右派更是火力全開，譴責政府的移民政策，抨擊政府支持歐洲共同聯合建設的主張。右派前總理費永此時則批評奧朗德對敘利亞局勢的干預——這個批評顯然是很有道理，只是批評的時機由不得人進行聯想。由於執政黨在這次襲擊中有太多的失誤，必將隨着選舉的臨近而成為反對派攻擊的口實。

如果做個結論，今天的巴黎悲劇，其根源就在於西方自身。領導人的無能、自私、短視，再加上不受約束的權力以及制度的內在弊端，最終一手製造了地球上的無妄之災，不僅害了中東各國百姓，也給自己的人民帶來了血光之災。中國有句話，破鏡難以復圓。中東力量平衡和政治格局已經失序化和碎片化，伊斯蘭國如同潘多拉盒放出來的惡魔，再也收不回去了，西方將不得不長期品味自釀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