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練文化

區選落下帷幕，選民的選擇告訴我們，市民現在最想要的是什麼。原以為各位議員政客會就此明白，放下無謂之爭，讓社會重回務實之路，誰知「為反而反」之風不減，這一次，給「打造」成箭靶的是TSA；在某些政客和議員的炒作之下，「踢走TSA」由單純的教育問題上升為表現自己政治正確的工具。

任何政策法規均須在實踐中不斷修改優化，類似TSA的學生整體學習能力評核，在英、美、澳洲等地都有推行，TSA取消或優化，當然可以商榷，但現在卻有人刻意引導，把TSA歸罪為孩子沒時間玩、沒時間放假的唯一兇手，甚至上綱上線，指政府要逼死孩子。

在上周日（11月29日）的立法會公聽會上，有家長聲淚俱下代孩子控訴功課太多，一臉稚氣的小三學生訴說自己每天玩耍一個小時的時間也沒有，恐怕不少市民已給打動；只是，倘若TSA真的取消，這些孩子就能放假去玩了麼？

從小操練孩子的怪獸家長，本港從來不缺，而且操練遠早於小三便開始。為了孩子贏在起跑線，升上名牌小學，三四歲的小孩已須參加各種面試班；小學之後，更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報讀各類興趣班、輔導班，參加各項比賽來贏取證書，為升中鋪路。香港家庭教育學院2013年的調查指出，高達七成受訪父母每周為子女安排逾3個小時的補習或興趣班；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2012年的調查亦顯示約有一半家長擔心子女及不上他人，近半家長要子女每周參加3至4項課餘活動。

公聽會結束後，其中一位出席的孩子回到家中，父母沒有讓他休息，要他繼續做功課。家長捫心自問，若然小三TSA真的取消，孩子騰出來的TSA操練時間，家長真的會讓子女自由玩耍？可以預見，大多還是會珍惜寸陰，利用多出來的時間安排其他操練和補課。所以稍加思考，不難發現香港的操練文化決不能僅僅歸咎於TSA。

近幾年文革式的政治文化早已把香港變成一個民粹主義橫行之地，「為反而反」者在極端民粹中找到養分滋生，TSA只不過是病毒的其中一個載體。操練文化也不限於TSA，部分政客和媒體操練有素，見縫插針，凡事把政府妖魔化，利用天真無邪的孩子達到反對政府的目的，這又豈是第一次？從國教、佔中到TSA，孩子們何曾逃脫成為政治砝碼的命運？■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