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地區涉及到中、美、日、俄四大國之間的關係，對中國而言，核心是中美關係。中美目前看似對手，但從戰略層面上看，中美應當是朋友。這里需要註意的是美國歷來只以打不敗的對手為朋友，無原則尾隨它後果必然是被拋棄，從吳庭艷、蔣介石、達賴，乃至葉利欽、薩達姆和最近剛下台的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都先後被美國利用和拋棄。日本也是早晚要被拋棄的，所以日本對美國總是懷著不信任的感覺。日本沒有歸宿感，它無力單幹，又不知道跟誰幹。李登輝想把台灣送給日本，日本人真想要卻又不敢馬上要，李登輝本質是要當一個日本人，但一時半會做不到。中美之間的地理相距很遠，今後雙方也會有一些較量，但20世紀1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大凡亞太地區遇到重大的政治災變，都是在中美合作下解決的。
20世紀初，歐洲一些國家要肢解中國，美國堅決不同意，今後美國也不願意看到中國徹底解體，而更願意看到的是-比如「雅爾塔秘密條約」中所要求的那種-有限分裂，美國必須保證亞洲有-比如「雅爾塔秘密條約」中所要求的那種-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中國這個板塊的存在。如果中國垮下去，亞洲就出現了一個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會起來，俄羅斯力量就會南下，美國就無法收拾局面。看看20世紀40年代日本在中國所做的版圖切割，就知徹底肢解中國歷來是日本的戰略，現在又加上了李登輝及其「台獨」死黨，李登輝寫的《台灣的主張》中的重要觀點之一就是消滅中華民族和肢解中國。因為他太知道在亞太地區，中國和俄國不垮，日本就不可能再重溫「大東亞」舊夢，而日本如起不來，「台獨」就永無指望。
最近有個「對日新思維」[1]，說日本必然走向強大[2]。這句話本身就沒有前提，大國較量不僅是比經濟總量及人均GNP，要是這樣的話，瑞士也就成大國了；也不能單純比軍事力量，如果有軍事力量而無這種力量發揮的地理空間，那這種力量就會因國家狹小的地理條件而大打折扣。所謂國際格局，實質都是大國安全空間分配後的格局。大國的存在必須有其相互默認的安全外圍地區。從拿破侖戰爭之後的維也納體系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雅爾塔體系，都是圍繞著戰勝國，特別是其中大國間的外延安全空間如何分配而展開的。兩個人坐得太近會覺得就不舒服，國家，尤其是大國之間也是這樣。大國之間小國多，這有利於緩衝大國矛盾。
日本的地緣政治條件四面掣肘，極其脆弱。在北方，俄國人踩著「北方四島」後尾。南方還有美國在沖繩島牽著日本的韁繩。美國人既然對日本那麽好，為什麽不支持日本把北方四島收回來？美國人從來沒這樣說，更沒這樣做，相反在這個問題上，倒是中國曾在60、70年代支持過日本。可見美國人對日本是不放心的。日本一直盯著中國台灣地區，中間有美國的阻擋，美國不會把台灣給日本；當年正是因為日本在甲午戰爭後拿走了台灣，才有後來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日本巴掌大的地，夾在中、美、俄之間，東南亞國家還不買它的賬，因此，它沒有任何地緣政治空間，更談不上安全外延空間。所以它無法成為大國，除非中、美、俄用「新思維」讓出一些地緣利益，以更「博大的胸懷」和更「高的戰略視野」來給日本崛起創造條件，那樣日本就有可能真的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和軍事大國。
日本人明白，沒有外延安全空間，日本是不可能崛起的。20世紀40年代，日本搞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在近衛內閣時，日本已經將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拿下了，處於最有利狀態。如果日本按近衛內閣的政策，組成汪精衛傀儡政權後，就不要向南觸動英美利益，更不要打珍珠港，那今天的日本就很難說是什麽樣的。歷史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多做一點兒和少做一點都會前功盡棄。現在李登輝希望與日本一起肢解中國，他只想要當時汪精衛的地盤。如果李登輝的企圖變成了現實，那麽，未來的西太平洋地區就是以日本和台灣為鐵盟，以日台為軸心並以美國為依托的反制大陸的政治格局。屆時中、美、俄三家就會同時感到，目前有人提出的「對日新思維」與用體溫暖蛇的農夫思維並無兩樣。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看看當時日本是怎麽起來的，就會知道它未來的可能走勢。18至19世紀初，中國為世界大國，日本根本沒有向中國挑戰的念頭。19世紀40和50年代，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被打敗。這令日本人吃驚。1854年美國武力強迫日本打開門戶，此後日本相繼與美、英、荷、俄、法等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日本人在民族危機時沒有膽怯，而是積極進取，銳意改革：1866年開始明治維新，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軍事上海軍效法英國，陸軍效法德國，結果只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扭轉了困局。1895年甲午海戰日本打敗中國，1905年又打敗了俄國。中國和俄國力量退出東北亞後，日本在亞洲迅速崛起，其外延安全空間迅速擴大。1910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日韓合並條約》，正式吞並朝鮮。1927年日本召開「東方會議」，決定侵略中國。此後日本國內政策迅速軍國主義化，並從30年代始日本以扶持傀儡政權的方式逐步侵佔中國東北、華北和華中地區。1941年10月東條英機組閣，突破近衛政府的有限擴張政策，進一步將戰爭引向東南亞英美勢力範圍並突襲珍珠港。這導致美國參戰並同中國結盟。自此日本開始衰落，1945年戰敗後，日本從哪來又回到哪去：其地緣政治利益回到一百年前即明治維新前的狀態。
有觀點說貿易帶來和平，這種觀點大可商榷。據統計在1873-1875年間，日本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312.5萬日元，這是中日關係比較和平的時期；1886-1890年間，增長為1723.6萬日元，而在1891-1895年，中日進出口貿易總額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為2335萬日元，可就在此間中日之間爆發了甲午海戰。同期日美進出口貿易總額分別為752.2萬日元、2723.5萬日元、4654.8萬日元，[3]可此間日美之間關係卻是最緊張的時期，50年代雙方還發生過數次海上衝突。另據美國學者孔華潤（Warrn I. Cohen）提供的數據表明，1940年美國對中國及日本的出口分別佔美國出口總額的1.9% 和5.6%。[4]但是隨著日美貿易的增加，雙方政治矛盾也在上升，政治矛盾如無法調和，到最後只能用軍事力量來解決。40年代初，日本打過了北緯30度，闖入東南亞英美利益範圍。同期中美之間沒有什麽貿易量，相反中美後來倒結成了盟友關係。美國還將中國拉到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先生一下子成了政治明星。[5]那個時候，美國人對中國的要求就是拖住日本。[6]中美聯合解決了日本問題，雅爾塔體系在遠東地區就是把日本推回到明治時期的起點。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日本在近衛政府時期就將戰爭停止在北緯30度以北地區，不要進入英美利益區，那美國就有可能不在軍事上介入遠東問題，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抗日戰爭的後果很難說是怎樣的。[7]
接下來是蘇聯人。20世紀70、80年代，蘇聯的咄咄攻勢把美國在世界範圍逼得節節後退，美國經濟也一路下滑。1960年美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為25.9%，到1970年下降為23%，1980年繼續下降到21.5%。而與此同時，日本、中國等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則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間，日本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從4.5%增長到9%；中國從3.1%增長為4.5% 。[8]幸虧尼克松及時調整美國外交政策，與中國結盟，結果才有效地遏制了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和美國的衰退。可以斷定，在未來的世界上，美國人仍不能單獨解決亞太問題。最近美國又開始找中國，因為它在亞洲又陷進去了，伊拉克成了第二個越南：在伊拉克，美軍每天都有死亡，且規模愈來愈大。小布什臉色不好看，拉姆斯菲爾德精神也低落了許多。
今天中美之間的矛盾類似19世紀美國與英國的矛盾。從表面上來說是地緣政治矛盾，這是直接的。如果從更深的角度來說，是對世界資源的配額的矛盾。中國經過20多年的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中國國內支撐經濟的資源已近枯竭。中國已不能再在國內大規模「採掘」下去，不然，西北的黃沙就不僅是飄到北京，明天還會飄到杭州和廣州。大自然報復是很厲害的，我們看一下衛星地貌圖，在中國許多地方是黃色而非綠色的。所以，中國現在要參與世界資源的分配，沒有資源，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沒有物質支撐。昨天的美國人在反霸中成功地參與並與霸權國家分享了國際資源利益，那麽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也不會有別的更好的出路。
但長遠看來，中美戰略上應是朋友。只是中國要知道和美國打交道的前提，即在它打你的時候，如不還手，你也至少要讓它手疼。中國在亞太地區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對台灣的主權是事關中國生死存亡的國家利益。這些都是作為一個大國不能妥協的方面。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正在如法炮制兩百年前英國限制美國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排擠中國的海上利益，台灣問題是中國安全利益的底線，但這卻不是美國要求中國讓步的底線。面對這樣的苛求，想必即使美國人也不會接受，也會起而抵制。
台灣問題牽涉亞太戰略格局
對亞太大國而言，台灣問題牽扯到地區格局問題，其中，釣魚島是格局變動的關鍵。釣魚島問題的要害不僅在於它「自古」就是誰的領土，更為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上它是可能出現的台日鐵盟關係的「七寸」所在。而實現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則是打斷台日鐵盟聯繫的關鍵。如果「台獨」得逞，台灣與日本必成鐵盟。這就是為什麽李登輝否認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地位的深層原因。[9]李登輝明白，徹底與「台獨」份子誌同道合的並不是美國，而是日本右翼份子。歷史上日本一直需要台灣，而台獨份子在未來更需要由右翼組閣的日本。李登輝們知道，一旦台灣回歸中國大陸，不管再有多少「新思維」，日本右翼也起不來，「台獨」也只有死路一條。所以釣魚島問題不完全是一個學術的問題，而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是亞太地區地緣政治格局問題。
日本問題本質上是遠東雅爾塔體系問題，因此，它本質上是中、美、俄三國與日本關係問題。而台灣問題本質上是中國在雅爾塔體系中恢複對台灣的主權後內戰遺留問題，但自從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開始及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台灣問題又被迫卷入冷戰格局之中。[10]蘇聯解體帶給世界的重大變化，是雅爾塔體系在歐洲隨華約解散和科索沃戰爭及北約東擴而瓦解，但在遠東地區卻大體完整保留。但是，如果說是科索沃阿族人的「獨立運動」造成了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的終結，那麽，在遠東顛覆雅爾塔體系的導火索可能就是今天以李登輝為「教主」的「台獨」活動。從這個視角看，本來不屬於但後來又被強迫卷入冷戰格局的台灣問題將牽動遠東大國格局。這就是目前美國、俄國一致反對台灣「獨立」的重要原因。
在台灣統一的日程表上，台灣陳水扁當局正在與中央政府展開時間博弈。中國中央政府希望有較久的時間來等待台灣多數民眾認識到「台獨」的危險性，並與中央政府一起遏制「台獨」勢頭，最終達到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目標。而台灣當局，從李登輝起就加緊策劃「台獨」的步驟。2003年11月11日陳水扁表示，希望在2006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新「憲法」的內容。就在台灣陳水扁提出「公投制憲」的時間表前不久，日本首相小泉則（11月4日）再次表示要修改戰後和平憲法第九條，使自衛隊成為「名副其實的軍隊」。現行日本憲法明文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拒絕「以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2003年12月12日，即66年前日軍侵佔南京的前一天，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事務所舉辦了天皇生日招待會，不顧中國反對，邀請台灣當局「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等出席。2004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決定給李登輝發訪日簽證。12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就李登輝赴日問題發表談話時指出，中國政府對日本當局此舉表示強烈不滿，將保留進一步作出反應的權利。當日李登輝持日本政府發放的入境簽證抵日。2005年1月2日李登輝結束一周的「訪日」行程，返台在中正機場對接機者說，感謝日本政府核發簽證，台灣和日本的「外交」關係是「無聲」的進行，他將繼續在國際上推動台灣「正名」運動，並希望「今後日台能建立更沈靜且強力的連帶關係」。在日期間，李登輝在以主張肢解中國言論出名的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墓前獻花致意。1月4日李登輝從日本返台後立即驅車到了「總統府」與陳水扁會談。[11] 2005年1月 15日，日本防衛廳對尖閣群島（即釣魚島）以及沖繩本島以西的其他島嶼制定了一套「西南島嶼有事」（各種形式的「入侵」）對策方針，表示要堅決、徹底地打擊「侵犯」西南島嶼的外國軍隊。該計劃決定，當西南諸島有事時，防衛廳除派遣戰鬥機和驅逐艦外，還將派遣多達5.5萬人的陸上自衛隊和特種部隊前往防守。該方針中所說的西南諸島包括中國釣魚島。[12]
這幾個前後緊跟的重要信息透露出未來幾年日台互動將浮上東海水面並會緊鑼密鼓地拉動亞太地緣政治變局。日本因素將日益明顯介入而不只是用所謂「周邊有事」 [13]含混地影射「台灣問題」，是一個值得中國和亞太其他國家密切關註的新變化。
台灣問題關乎中國現代化全局
研究地緣政治要抓主要矛盾，中國的亞太地緣政治的核心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不僅是中國主權的問題，還是中國海權及現代化全局的問題。
台灣是中國尚未統一的地區，同時也是中國出入太平洋，實現其海權利益的東海前沿基地。統一台灣，中國就徹底突破了自冷戰以來美國在西太平洋構建的意在封鎖中國的環島鎖鏈，其意義遠比美國獲得夏威夷的意義巨大。統一台灣，中國北可遏制日本軍事對中國東北再次覬覦的可能；南可將其與海南省一道對中國南沙主權諸島嶼形成巨大的鉗型保護，並由此對通過馬六甲海峽的中國海運安全產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擴展中國東南安全空間，對中國東南沿海黃金經濟帶形成前鋒拱衛。
另外，中國的統一進程還與中國的海權實現進程相一致，這決定了統一台灣是中國發展不可繞行的門坎。台灣不回，南沙群島則不保。如果說南中國海地緣政治的關鍵是馬六甲海峽，那麽，對中國而言，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南沙諸島則是中國實現南中國海海權利益的關鍵。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南中國海區必然要有自己的海上基地。如果釣魚島和台灣回歸祖國，則中國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安全利益就有保障。與甲午海戰時不同，日本航空母艦在衛星制導時代對於東海作戰沒有多大意義。歷史上日本在東北亞崛起的前提是俄國和中國的衰落，在太平洋地區崛起的前提是中美俄的衰落。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解體，但是俄國又頂住了；中國今後只要不垮下去，一看地圖就知道在可預見的將來，日本不可能成為大國：它北部有俄國踩尾，南部有美國牽韁，中間還有亞洲國家不斷敲打日本右翼們的脊梁骨。問題是，現在倒是我們自己有人要搞對日「新思維」，要幫日本再次崛起。
應當將台灣問題看作是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有機組成部分。與20世紀50年代不盡相同，台灣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主權問題，它更是影響中國實現其發展權的問題。19世紀60年代，德國當時分成幾百個城邦，嚴重影響德國經濟發展。俾斯麥用鐵血政策七八年就將德國統一，而中國卻在這一問題上談了半個世紀。主權問題哪能是談出來的？台灣問題對中國而言，也是海軍問題。大規模地發展中國海軍是解決「台獨」的關鍵。應將李登輝及其死硬「台獨」骨幹拉到中國海軍邊防所，而不是什麽「國際場合」來談。台灣只有被抱在中國海軍的懷里，才會有台海的「和平統一」。在這方面，毛澤東同誌當年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大有可借鑒的地方。台灣好似當年的北平，其經濟成就也好似故宮珍寶，不要破壞，一定要安好無損地成為中國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此，非大規模地發展中國海軍則不可能。
台灣問題之所以不能回避，還在於它牽動著中國現代化全局。台灣是我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的前鋒保護屏障，失去台灣，海上威脅就會直逼中國產值，尤其是高技術產值增長的黃金地帶，這是任何一個大國都不會容忍的。當年毛澤東打朝鮮戰爭，部分原因就是東北有決定新中國命運的重工業和能源基地。國家安全一定要有外圍地區，何況台灣是在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地區。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未來的東北亞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與中央政府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掛勾。有人說，如果沒有朝鮮，中國的邊境貿易會增長多少，但他們也沒想，正是有了朝鮮，中國在東北減少了多少駐軍，朝鮮戰爭迄今，近半個世紀中朝邊界無戰事。地緣政治就得考慮安全外圍。
台灣問題牽動中國現代化的全局，還因為「台獨」一旦得逞，且不說南沙地區難免有連動效應，而且還會反向拉動中國東南沿海的離心傾向。如無國家約束，富人總不願跟窮人在一起。原始社會就是由於部落間的生產力增長而導致部落內部經濟收入差異拉大而解體的。如果中國經濟發展反導致中國分裂，那就不是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了。
在主權統一上，俾斯麥、林肯是中國的老師
20世紀20年代末，毛澤東說在槍桿子問題上，中國要學蔣介石先生；今天在統一台灣問題上中國要學19世紀德國俾斯麥和美國的林肯先生。台灣是中國主權利益所在，必須有不惜代價的「鐵血」決心。統一台灣是中國向世界的宣誓，也是中國信譽的承諾。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宣誓和承諾還不僅在於統一台灣本身，而在於統一台灣後，中國還要走俾斯麥盡可能與大國交好而不衝突，有實力而不炫耀實力，敢用武力而不濫用武力的道路。未來中國要大力加強國防力量，但要極謹慎地使用它。
在統一台灣問題上，中國還要學美國的林肯不懼霸權、敢於鬥爭與善於鬥爭的精神。美國獨立戰爭後，英國仍不甘心，1812年入侵美國，1814年曾一度打入華盛頓，試圖再次肢解美國，結果被美國人擊敗並被迫退回歐洲；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英國支持美國南方分裂國家，結果在林肯堅定的國家意誌前再次失敗。美國自此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的國家主權和統一的民族市場，才有了後來美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基礎。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已成為世界工業強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國內因經濟發展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並由此產生社會動蕩，這要求美國必須關註海外市場。為此美國必須打破英國等海上霸權國的海上封鎖。美國人說幹就幹，1898年一氣拿下了夏威夷、古巴、菲律賓。自此美國的海權邊界擴張到遠東地區。[14]
「多少事，從來急」，美國人一年內就打破了英國的霸權封鎖，實現了一個工業大國必需的世界地緣政治利益。反視中國，統一台灣的口號喊了50多年，台灣卻越走越遠。所以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要有俾斯麥的決心和林肯統一國家行動中的反霸勇氣。有人說，中國得先把國內的事情搞好。但問題是現在中國的問題已與世界問題連為一體，中國的利益已正在日益深刻地融入世界。大家查一下歷史，19世紀80年代的時候，美國人的社會問題比今天中國多得多，厲害得多。到了20世紀初，美國打破「西方」海上封鎖，大量海外利潤回流到美國後，美國反倒走入福利國家行列，國內開始有了註重保護消費者、提高教育投資等政策。為什麽？有錢了。錢從哪來，從海外高額利潤回流中來。再查一查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歷史：1949年10月，那時的國內百廢待興，按現在一些人的道理來說，更應該「把國內的事搞好」，「先把經濟搞上去」 ，但毛澤東恰在1950年初決定出兵西藏，年底決定出兵朝鮮，由此為新生的共和國安全奠定了堅實的國基。
中國現在有些人忘記了陳雲「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遺訓，不看資源供給允許的限度，一味埋頭於經濟發展。這樣的話中國就真麻煩。中國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的奮鬥目標，但背負著這個目標的卻是傳統和正在解體的小農業，是近10億收入日下的中國農民群體和日益匱乏的資源環境。民族的而非附屬於國際資本的現代化農業和豐富的資源供給是現代化國家工業的基礎。美國的農業已工業化和市場化了，美國又有來自世界的資源供給，所以它巨大的生產發展就是可持續的。中國農業不僅沒有經歷工業化和市場化改造，而且目前正面臨失去其民族性的同時又陷入拉美化困境的危險，這會極大制約中國工業可持續性發展。農業破產將造成大量農民蜂擁進城，其數量對容納外來人口能力極為有限的中國城市而言，將是災難性的。今天中國正在經歷美國一百多年前同樣的歷史進程，如果中國要實現其崛起的目標，大概也只有學習早期美國：在反霸中統一國家主權，在反霸中強化統一的民族市場，並在反霸中不惜用槍桿子扞衛主權國家本應具有的平等分享世界資源的權利。
[1] 時殷宏教授2003年發表的《關於中日關係的戰略性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3年第9期）和《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 2003年第2期） 兩文為「對日新思維」代表性的認識。作者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中提出五大方面的建議，筆者轉引於下：
中國為謀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麽？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大致滿足於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現非常嚴重的倒退；也就是說，將中日「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準官方宣傳。為此，對於這一加劇中日敵意和阻礙中日接近的最大問題，需要懷抱一種對於它最終能夠得到解決的歷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備從中國總體環境和總體利益出發的大戰略全局觀念，連同戰略分寸和輕重緩急次序意識。也就是說，必須念念不忘前面已經強調過的戰略集中原則：集中應對美國，集中致力於台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為此爭取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繞開或緩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處理的牽制和障礙。
第二，從平衡戰略需求與經濟需要、協調中長期實惠與中短期利益的原則出發，依靠積極和強有力的政府政策促進和調控，在可行限度內爭取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對華進口和對華投資，以達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財界和公眾深切感到大有助於日本緩解經濟長期衰退的地步。為此，中國或許應該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佔的比例。與其同時，從爭取中日接近的戰略需要出發，在中日貿易摩擦中采取比較能夠適當地忍讓的態度和策略。中國政府還應當由最高領導人出面，以足夠的力度和頻度，感謝日本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提供的大量對華經援。
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誇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我們的戰略基點，是不受「中國威脅論」的幹擾，在國家大戰略的主導下，以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為壓倒性的首要任務，「少說多幹」和只爭朝夕地加速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現當代化。在日本軍事力量乃至整個日本問題上，我們說話要有分寸，過頭話有弊無益，做事要講求實效，無效的事堅決不做。還要積極地以各種方式盡可能構建中日兩國間、乃至中國與美日軍事同盟間的一定軍事互信氣氛和機制，對此既不懷抱幻想，也不無所希望和無所作為。與此相關，在堅決大力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設的同時，反複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眾輿論說明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絕無擴張主義意圖，說明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對台動武。
第四，在有關東亞地區國際安全、政治合作、經濟穩定與繁榮的重大多邊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中國應當使日本政府和公眾得出一個比較明確和經久的結論：中國將日本當作大國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區域經濟大國，也是明日的東亞政治大國，並且本著大國協調與合作而非大國權勢爭鬥的根本原則，處理中日在東亞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關係。就此，在近期內特別重要的是兩件事：第一，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大大加強雙邊和多邊框架內同日本的協商與合作，以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國就朝鮮半島進行權勢競爭和爭鬥的悲劇性歷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與東南亞形成自由貿易關係和經濟較高程度整合的過程中，采取盡可能與日本協調而非競爭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論家最近所說的「東京和北京之間就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爭奪領導權的鬥爭」。7 這兩個問題同上面第三點合起來，都屬於中日戰略性關係問題，它們應當是急需開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腦級戰略會談和部門性系統磋商的基本內容。
第五，在聯合國安理會體制改革問題上，從政策聲明和實際態度兩方面「一視同仁」地看待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願望，即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條件。或者更進一步，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2]「日本的軍力和軍力使命確實在增長和擴展，而且確實包含著既不應誇大、也不容忽視的危險性。我們需要有警覺，但同時也要調整某些思想方法。要問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麽辦？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麽辦的時候就不能沈溺於情緒。要切實地加強我們自身的力量建設和妥善地進行全局應對，以此來真正落實應有的警覺。我們對日本軍力的增長、日美同盟的加強和日本國內的右傾傾向，要外表適當大度與內心充分警惕相結合，區別實在的與潛在的，現實的與可能的，主要的與次要的，既有兼顧也有側重。」《對待中日關系要有戰略性的新思考》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9期。
[3] 資料來源：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日本經濟史》第3卷，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頁。
[4]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 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複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頁。
[5] 美國學者達萊克就史迪威赴華問題作了評述：羅斯福決心推行「歐洲第一」的戰略，近期內不給中國以大規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國能夠繼續抗戰；另一方面通過給予它的地位使它的幻想得到滿足，但又強調長遠的利益來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下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75頁。
[6] 在1942年上半年，美國的全部問題就是如何使中國拖住日本，不使其大規模增兵太平洋和西進印度。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指令就是：第一，增加美國支持中國政府從事戰爭的有效性；第二，支持促進中國軍隊有效戰鬥。參見：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頁。
[7] 1940年5月底，鑒於德國的勝利，為了使日本不乘機南進，羅斯福對摩根索說：他「願意同日本聯繫，想法締結一種聯合公約來維護太平洋的和平。」羅斯福維持與日本談判的想法不是「根本改變日美關係，而是爭取時間……如果情況允許，就一直拖延到把希特勒打敗以後，國際形勢的變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變政策，而不必進行戰爭 。」1941年11月17日，羅斯福授意赫爾擬就為期6個月的「臨時協議草案」。提出：美國恢復同日本的經濟關係，並促使中日談判。作為交換，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滿州國」邊界或任何南部地區（荷屬、英屬或暹羅）增派軍隊，日本同意在美國參加歐洲戰爭時，不援用「三國條約」的規定。美國國務院也擬就了自己的「臨時妥協」條文。參見：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1、55、61頁。
[8] 詳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3頁。
[9] 台灣《中國時報》2003年10月26日報道，李登輝25日在為「李登輝學校」上課時表示，依照歷史，釣魚島既不是台灣的，也不是大陸的。釣魚島的主權問題是從1971年開始的，以前沒有人說釣魚島是屬於中國大陸或是台灣的，因為那一年大陸在海底發現了石油。他還批評台「行政院長」遊錫堃指釣魚島屬於台灣宜蘭縣，是不懂歷史。
[10]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中堅持台灣問題的雅爾塔體系的立場，稱：「在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中國最高領導人宣稱，他們的宗旨是，日本從中國竊取的領土（如福摩薩）應歸還中華民國。美國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簽字國，該公告宣稱，《開羅宣言》的各項條款應得到實施。」朝鮮戰爭發生後，東亞冷戰驟然升級，6月27日杜魯門再次發表表明，將台灣問題納入冷戰格局之中，稱：「對韓國的攻擊已毫無疑問地表明，共產主義者已經不限於采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將使用武裝入侵與戰爭的手段。這種做法公然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發出的命令。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軍隊占領福摩薩，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以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為此，我已下令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任何進攻。作為這一行動的應有結果，我已要求在福摩薩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中和海上作戰行動。第七艦隊將保證此項得以實施。」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4頁。
[11]李登輝持簽證抵達日本 中國政府表示強烈不滿。
[12]日防禦西南諸島計劃首曝光 範圍包括釣魚島。
[13] 2003年6月5日，日本國會參議院有事法制特別委員會通過了《周邊有事法》，該法案前一個月在國會眾議院通過。《周邊有事法》包括了日本受到武力攻擊時作出反擊的《武力攻擊事態法》、《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訂案》和增強自衛隊活動及能力的《自衛隊法修訂案》三項法律。
[14] 參閱[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 ·馬斯洛斯金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美國軍事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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