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正走上一條通往戰爭的危險道路

從很多跡象看，東亞正走上一條通往衝突乃至戰爭的危險道路。無論是域外大國還是區域內較小國家，大都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於是，各方都打著「和平」的大旗來對付中國。美國大張旗鼓地「重返亞洲」，說是為了通過「平衡中國」而維持區域和平。日本想通過「國家正常化」來抗衡中國力量，並在這樣做的時候淡化甚至合法化其發動亞洲戰爭的歷史。

因為日本是針對中國的，無論是西方還是區域內的一些政治人物，儼然把日本的“國家正常化”視為正常甚至正義之舉了。而區域內更多的小國家也可以隨意拉著域外大國來平衡中國，在一些領域甚至挑戰中國。

很多研究發現，區域內軍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場軍事競賽變得不可避免。不過，軍事競爭最終必然是一場零和遊戲。既然很多國家視中國為「敵人」，中國也必然會做出回應，並且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中國也有足夠的能力來回應。這樣，未來東亞可能會出現兩種局面：要不是冷戰，就像當年美蘇冷戰一樣；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區域性衝突。無論哪一個局面，對東亞社會來說都會是災難性的結局。

實際上，在過去將近40年的時間里，直到現在，東亞地區既是世界上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區域。上世紀90年代初起，中東開始亂局，到現在出現越來越多的失敗國家，恐怖主義力量迅速崛起，危害到世界各國。歐洲經歷了從柏林墻倒塌之後的政治巨變，到東歐地區局部戰爭，再到今天的難民潮，而日益加劇的恐怖主義活動(無論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使得往日世界民主典範的區域今非昔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時發生這樣那樣的內部和外部衝突，而社會經濟發展更是停滯不前，充滿危機。

東亞地區是如何實現和平的呢？這個問題是西方主流社會一直回避的問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學術界、政策界和政治界盡管表面上對東亞穩定表示了高度的關切，但似乎並沒有什麽興趣來回答東亞和平的問題。但對東亞社會來說，必須回答「東亞和平是如何取得的？」這個問題，因為通過回答這個問題，可以意識到和平的來之不易和今天東亞所處的危險局面。至少如下幾個因素深刻影響了東亞的和平。

本區域的主流話語

第一，全球化。1980年代開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個角落。美國在其中大力推動。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本來就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自然成為東亞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第二，自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僅使得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內在部分，而且中國也通過改革自己的體制和世界體系「接軌」。第三，在過去的數十年里，本區域內部各國政府都聚焦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第四，在這段時間里，經貿話語是本區域的主流話語，戰略話語居於次要位置。

在安全方面，在這段時間，中國不僅和平地解決了同俄羅斯、越南等國家的陸地邊界問題，還形成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和「六方會談」等區域多邊組織，加入了包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等多邊協議。這些都有利於區域的安全。在經貿方面，中國東盟(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從談判和締結，帶動了整個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貿關係，形成了東北亞三國和東盟之間的三個「10+1」體系及其「10+3」體系;同時中國和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飛躍般的發展，形成了一些美國學者所說的「中美國」。

為什麽沒有多少年東亞局勢就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呢？這里也有幾個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國的崛起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這是一種自然的而非人為的結果。傳統上，東亞社會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所謂的「朝貢體系」。這個體系就其本質來說是一個和平貿易體系。儘管它是封建的(「叩頭」)，但在當時是中國以犧牲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利益來維持區域秩序的，人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論述朝貢體系。

不管這個體系的利弊如何，它畢竟存在了數百年。這一事實至少說明了一點，大國和小國之間盡管事實上不平等，但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大國和小國經過互相調適之後，形成了一個自然的區域秩序。數百年里，中國沒有產生出類似近代以來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中國周邊那麽多小國，沒有一個成為中國的「殖民地」，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東亞的局勢變化是否是因為中國的外交從「韜光養晦」走向了「有所作為」，或者如西方所說的從「溫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見得。中國的崛起自然會對區域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和中國領導層的意向沒有多大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說，本區域的現存秩序是近代以來，尤其是冷戰以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向東亞的一個「延伸」。近代以來，中國被帝國主義打敗，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緣政治利益；現在中國崛起了，又自然會影響其地緣政治的利益，和基於這種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國領導層所能做的就在於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過程。這方面，中國的領導層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識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國爭霸)的「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隨著中國的崛起，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一直高漲，但中國領導層並沒有毫無責任地鼓動和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即使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也一直處於被動應對的局面，直到最近才變得主動一些。

國際社會一直緊盯著中國行為的每一細節。對中國來說，這既是一種巨大的壓力，也是好的壓力，可以促成中國避免犯不必要的戰略錯誤。不過，域外國家和區域內一些國家的行為更需要檢討，而這樣的檢討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出現。

各國缺乏反躬自省

在中國被普遍視為是「威脅」的情況下，域外大國和本區域其他國家的行為，往往在不被檢討的情況下被視為「正當的」甚至是「正義的」。實際上，東亞局面的出現是各國之間互動的結果。如果域外大國和本區域國家不能檢討自己的行為，就會犯重大的戰略錯誤。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角度來檢討。

首先是美國的戰略誤判。東亞局勢在沒有美國和有美國、美國是持中立的立場還是「選邊站」的立場的情況下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美國，或者美國持中立的態度，本區域國家就自然會知道如何向一個崛起中的中國進行政策調適，形成一個比較自然的區域秩序。

盡管中國在崛起，但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要挑戰美國。中國並沒有自己版本的「門羅主義」，沒有想著把美國趕出東亞。恰恰相反，中國希望美國繼續當世界警察，希望美國當一個好警察。不過，在中國看來，美國沒有做到。中國和美國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相反，中美兩國之間至少在經濟上高度互相依賴；並且在眾多的區域和國際層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美國的問題在於其同盟戰略問題。同盟是冷戰的產物，是針對第三方的。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沒有改變同盟戰略，反而開始把中國視為其競爭者甚至「敵人」，也就是同盟的對象。

其次是日本統治精英把內部問題外部化，也就是把國內問題的困難轉化成為外部問題。例如，小泉在其任總理期間多次祭拜靖國神社，但他當總理之前沒有去，卸任總理之後也沒有去。現在的安培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責中國1990年代初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認為這是導致中日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從來沒有檢討，自己的行為是如何惡化中日關係(也包括日韓關係)的。

其三，區域內一些小國家任意「挾持」美國，隨意挑戰中國。例如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儘管人們可以「同情」一些小國家包括菲律賓和越南，而譴責中國，但這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小國家也同樣負有責任，因為他們或者主動地或者受其他國家的鼓動，而挑戰中國的事實。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儘管中國和這些國家一樣，一直在主權問題上不讓步，但自鄧小平開始的歷任中國領導人，都持開放和靈活的態度來處理主權問題。但所有聲索國並不理會中國的倡議，轉而向域外大國的幫助來制衡中國。這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開始。

其四，從外交政策的話語看，本區域的主流外交話語已經從以經貿為中心的話語體系，轉變成為以軍事防衛為中心的體系，這種轉變也在深刻影響著各國的軍外交戰略。

現在各國似乎已經走上了預防戰爭的階段。但預防戰爭和準備戰爭又有什麽區別呢？這里沒有明確的邊界。預防戰爭很容易演變到準備戰爭，準備戰爭很容易演變到戰爭。

這也是今天人們對東亞局勢普遍持悲觀態度的主要原因。難道東亞的衝突和戰爭一定不可避免？當日本等本區域大國陷入西方戰爭邏輯的時候，中國則在拒絕和抵制，盡力避免陷入戰爭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顯示的，大國之間的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則是「非常態」。作為本區域最大的國家，中國的責任就是追求這個「非常態」。追求這個「非常態」，要求中國不能對環境做出簡單本能的反應，而是要用大歷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來處理。

對待美國，中國既不能學前蘇聯，也不能學今天的俄羅斯。中國具有來自其長文明傳統的足夠耐心。美國相對衰落已經很多年了，也很難挽回這個趨勢。如果美國不改變今天這樣的戰略，其衰落的速度會更快。只要中國不直接挑戰美國，美國就很難找到一個真實的「敵人」，其「回歸亞洲」除了浪費巨大的人財力資源之外，不會有其他更實在的收獲。中國所需要的僅是加快和強化國防現代化，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國更沒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國家的挑戰，因為這些挑戰構不成對中國的致命威脅。舉個比喻來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大河上的一條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隨意改變方向;如果隨意改變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駛了，搞不好會弄翻小船。中國這條大船應當穩步前行，讓其它小船來逐漸向自己調適。唯有這樣，中國的崛起會是和平的崛起，也是東亞地區持久和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