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剛至,中美已經在南海、朝鮮問題上兩度交手。美國軍艦來到沒有多少主權爭議的西沙群島,提升了中美在此領域對抗的烈度。而在朝鮮問題上壓中國經濟制裁則是一箭數雕:中國如果聽從,則破壞中朝關係,而且朝鮮有可能不穩定,中國作為鄰國,首當其衝;中國如果拒絕,則破壞中韓關係,美國在東亞由於日韓矛盾造成的(針對中國的)缺口將會被填補。
自從尼克松訪問中國以來,中美關係一向起起伏伏,但今天的波瀾已經和過去有了質的不同。因為今天中國已經取代歷史上的蘇聯和日本,成為全球老二。二戰以後的歷史已經表明,美國對於「第二」這個挑戰者向來是格外關照,不管雙方的制度是否相同。所以,今天中美兩國已經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不同於過去具體的、局部的摩擦,比如最惠國待遇、人權等等,而是國家最根本的戰略利益博弈期:雙方爭奪誰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雙方爭奪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它所賦予的世界領導權,當然這自然也包括誰是最後的世界貨幣。
客觀而言,儒家中國傳統上就是一個內向的、非擴張性的民族,中國也沒有挑戰任何國家的主觀故意。但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迅速發展,必然導致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比如,過去西方統治世界依靠的是對資本、工業產品、原材料定價權的壟斷。中國崛起後,這三個壟斷紛紛打破,這自然動搖了西方的統治基礎。站在西方立場來看,中國自然是威脅。所以中美雙方在這個級別的博弈不存在雙贏。要麽中國如同當年的蘇聯和日本敗下陣來,要麽美國是第二個英國,交出世界領導權。因此,在中國進入崛起最後一公里的十到二十年間,將面臨美國的全面戰略挑戰。不僅中國,人類歷史也隨之進入一個驚心動魄的、難以預測的大時代。
由於中美都是核大國,這基本就排除了雙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更何況還有時時枕戈以待、希望火中取栗的俄羅斯。
其次,由於中美雙方巨大的經濟利益以及某種金融「恐怖平衡」——中國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雙方也不太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經濟戰爭。這和美國借口烏克蘭危機而制裁俄羅斯完全不同。
所以,中美雙方的戰略博弈將完全不同於此前的人類歷史。然而刀光劍影更勝真槍實彈。
從遏制、干擾中國崛起的角度,美國的第一張牌就是亞洲盟國。包括日本、菲律賓、澳洲以及由於領土爭端而向美國靠攏的越南。所以,世人非常容易理解何以近年來在東海、南海突起爭端。
美國的第二張牌則是經濟牌,包括公開反對中國推動成立的亞投行、力推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以及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施壓人民幣升值,試圖重演日本「廣場協定」一幕。美國數年拒絕提高中國在IMF的投票權也是這種心態和戰略的反應。
第三張牌則是臺灣、達賴流亡集團、熱比婭為代表的分裂勢力等。雖然這些牌的功效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幹擾作用。
從徹底擊敗中國的角度,則是價值觀之戰,也就是冷戰後俗稱的顏色革命,這是釜底抽薪之舉。其做法一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令中國自我解體,不戰而潰;一是全力向中國知識精英滲透西方的價值觀。
從目前看,目睹蘇聯解體悲劇、成功走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道路的中共已經吸取了蘇共的教訓,西方唯一的著力點就是利用中國可能出現的失誤,以自己影響和支持的知識分子為工具,達到顏色革命的目的。如果說過去知識界自由派僅僅是某種信仰的話,現在則至少客觀上成為美國和中國進行戰略利益博弈的工具。當然,十八大以後新一屆領導集體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回應,包括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意識形態上旗幟鮮明的亮劍,有效地改變了過去被動和混亂的局面。
對於中國而言,在戰略上應該明白,在知已知彼的今天,韜光養晦不僅無效也無可能。2009年美國的「亞太轉移」戰略已經挑明。中國過去示弱以圖未來的策略對西方已經行不通,只能直面這場對決。那麽這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兩強碰撞,誰將笑到最後?
對於中國而言,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是要繼續促進經濟發展,成功轉型。道理都明白,實力取決於發展,穩定也取決於發展,解決問題也取決於發展,最終決定勝敗的還是自已的表現。當年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曾深有感觸地說:「百姓對一個制度好壞的感受來自於能從超市買到什麽」。二是要繼續有效地回應民意。十八大以來,反腐、整軍、治吏、深化改革、變革計劃生育政策、完善大病醫保、及時處理各種突發災難及事故,已是一脈相承。三是理論創新,爭奪話語權。徹底改變自己有理也說不出、「講不好中國故事」的不利狀態。四是提出國際關係的新設想,佔據道德高地。當年美國崛起過程,先是有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再有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雖然都充滿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法國一戰時的總理克里孟梭就曾輕蔑地說上帝也才十誡),歷史證明也走不通,但卻把美國推到了道德精神高地,做到經濟崛起,精神也崛起。中國已有這方面的嘗試,比如提出的和諧世界,但仍需繼續完善和豐滿。
第二個變量就是國際局勢。目前看,仍然是有利於中國的崛起。一是俄羅斯和西方的對抗不僅日趨激烈而且將長期化。戰場主要在烏克蘭和敘利亞。除非西方放棄烏克蘭或者以反恐名義轉而不反對阿薩德政權。但這顯然都是政治不可能的。二是極端伊斯蘭勢力在全球迅速擴張,矛頭直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三是西方深度介入的國家正處於失序狀態,但又不可能像對待過去殖民地一樣一走了之。這主要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以及也門。美國在伊拉克撤軍的後果就是伊斯蘭國家的壯大,美國也即將撤離阿富汗,其結果也將是塔利班的卷土重來,到時都將逼迫想脫身的美國再度重返。利比亞和也門既有陷入極端伊斯蘭勢力之手的危險,也有出現大規模人道災難的可能,任何一種結局,都使得西方不能袖手旁觀。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切亂局中,還不排除另一個9·11性質的事情再度發生。
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國自身的問題還未找到解決之道,其歷史性的衰落難以改變。
經濟上看,雖然美國經濟已經開始複蘇,但借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沒有改變,寅吃卯糧肯定無法持續。今天美國的國家債務佔GDP的總量已經超過100%,換成其他國家如希臘早就破產。但正如2006年就成功預言了美國經濟危機的經濟學者彼德·希夫所下的結論:當世人對美元不再有信心而要求回購自己的財產之時,即美元的清算日,美國就會崩潰。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何以美國如此懼怕其他貨幣包括人民幣取代美元的地位。
政治上看,美國的制度日益退化。當初美國的制度設計是發生在前工業化時期,到現在兩百多年了,美國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了,但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多少改變。現今的制度已經越來越制約美國的發展。
縱觀人類歷史,任何制度產生之後,都會有退化現象。美國主要體現在一是金錢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帶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黨利益高於一切,政黨惡鬥成為慣例。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額的限制,如今,還取消了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最高限額。金錢與政治的聯姻,一個後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過去9次總統大選中,有7次出現過來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頓家族的成員。
本來西方民主政治向來推崇「忠誠」的反對黨,發揮的是監督和制衡的作用。但經濟危機之後,極端政治力量崛起,如茶黨,意識形態壓倒黨派甚至國家利益,為反對而反對成了常態,雙方圍繞債務上限、醫療、教育等事項,或者對簿公堂,甚至鬥到即使政府關門也不善罷甘休。不僅國內如此,事涉外交也同樣。在伊朗核談判的最後階段,眾議院議長博納繞開奧巴馬總統直接邀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到國會發表演講,公然反對。隨後,幾十名共和黨參議員又聯名致信伊朗領導人,警告伊朗政府奧巴馬2017年初任滿之後伊核協議將被否決。
面對如此現實,一向鼓吹西方民主制度是歷史終結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政治總體衰朽的大趨勢」、是「日漸腐朽」,認為美國「不再是一個唯才是舉、唯賢是用、充滿活力、高效運作的組織」,已經變成「否決政治」。他最後的結論是:「國內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直至外部震蕩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團,並付諸實施」。
另外還有兩大危機如果無法解決,也將直接終結美國制度的未來。
一是種族上創造美國奇跡的傳統白人正在成為少數,其他族裔的崛起,必然會改變這個國家的價值觀以及美國的民族特性。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的數據,1950年歐洲和北美佔世界總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將下降至12%,且平均年齡為五十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到2042年,美國傳統白人將第一次被其他族裔超過。一向對美國肯定有加的世界級華人政治家李光耀在其最後一本書《光耀看天下》中,認為種族結構變化將是威脅美國未來命運的唯一挑戰。可以說,只要中國頂住壓力十年到二十年,種族問題就令西方再無能力和中國對抗,相反將極有可能不得不和中國合作,以應對自己的危機。
二是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第一次成為少數,最富有的和最貧窮的人口數超過50%。「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這是著名的西方民主理論。福山也認為當年馬克思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無產階級變成了中產階級,現在中產階級萎縮的趨勢如果無法改變,美國的制度也就無法維持。美國之所以出現中產階級萎縮的現象,一是由於全球化,一是由於金融、互聯網產業取代了傳統的制造業。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在本國之外尋找更多的利潤。蘋果手機的研發在美國,但生產制造卻在發展中國家,結果獲得暴利的僅僅是少數高端的研發人員。金融和互聯網行業也是類似,獲利的也往往是少數群體。可以說,如同當年無產階級變成中產階級是歷史必然一樣,今天中產階級的消失也是歷史的必然,人類進步的必然。這個必然也就決定了美國制度的未來。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上述因素都是動態的,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這對雙方政治精英的宏觀掌控能力、微觀應變能力都是嚴峻的考驗。李光耀曾形象地說中國有20%的出錯概率。而假如美國仍然如同反恐戰爭那樣,還非理性地搞出次貸,中國的勝算率恐怕會更高。
雖然這場博弈只有一個贏家,但結局未必是災難性的。如果中國吸取昔日挑戰者日本、德國和蘇聯的教訓,美國借鑒同文同種英國「禪讓」的經驗,中美將成為偉大歷史的創造者。
在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西方乃至在全球都享有盛譽、中國老朋友基辛格和施密特的看法。2012年11月29日,在德國漢堡舉辦的中歐漢堡峰會上,兩位老人聯袂登場,語驚四座:中國不會背棄自己和平發展的傳統,西方也不必為中國崛起而產生恐懼甚至對抗的思維;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在新的國際體係中佔據了更多主動地位,而西方則走向了衰落,對於西方人而言,首先應該做的不是指責中國的崛起,而是應該首先反思,自己做錯了什麽,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兩位世紀老人的睿智和用心良苦是否付諸東流還需要歷史來檢驗。我們只能說,未來的十年和二十年,中美最後的博弈將成為全球的主軸。這不僅決定著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更決定著未來人類文明的走向。曾經幾千年引領世界的中國,已經到了再度領航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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