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與「第三條路」

上回（1月16日）筆者指出近年香港的青年抗爭思潮與運動很大程度與美國19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相若。反文化運動全面衝擊主流文化和現存制度，對社會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但其後續發展及對政治所帶來的影響非但同樣值得我們留意，亦令人聯想到今日香港。

美國社會的動盪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最為劇烈，作為激進的自由主義分子的「新左派」趁勢大力鼓動學生全面反戰、反傳統、反文化，對美國社會採取了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

反文化運動催生新保守主義

面對着新左派激進分子的反文化反傳統的行動，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紛紛出來抨擊，對於學生反政府的行動，他們認為大學為自由學術的殿堂，應該以理性和辯論為引導方針，並反對過激主義，認為會導致負面的結果。而新崛起的青年反文化運動（搖滾樂、藥物、同志運動、性解放運動、嬉皮），亦使他們認為會造成美國社會和道德的敗壞、走向虛無主義，於是他們與激進的自由主義分道揚鑣，導致自由主義陣營的全面分裂，令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新保守主義者。所以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厄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將當時的新保守主義者形容為「被現實所打擊的自由主義者」（”a liberal who was mugged by reality”）。

儘管今時今日新保守主義只會讓人聯想到小布殊時代美國的窮兵黷武，但那只是新保守主義後來向外交方面的延伸，與它1970 年代出現時的含義已大相徑庭。新保守主義之所以被稱為「新」，是因為當時提出這種主義的主要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背景者，不少也是首度接觸保守主義，因此雖屬保守主義思想，卻有別於傳統保守主義，一定程度擔當着「第三條路」的角色。

後佔中新勢力冒起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美國當年激進與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分道揚鑣，其成因與過程與香港的抗爭運動與中間派的出現相近：香港的民主主義分子原本熱切期待香港「民主回歸」的來臨，但「民主回歸」的幻滅卻令民主陣營分裂。其中一群人非常失望，促使他們走上激進與抗爭之路，大力抨擊政府與中央，同時開始對香港的制度產生懷疑，這一派就是現在的激進本土派。而另一派民主主義分子則是以持平的立場來看待「民主回歸」的失敗，他們承認「民主回歸」在理論上的確有不足的地方，但其失敗未讓他們走向極端，而是以更審慎的態度來面對往後的改革，這一派就是中間派。

同樣跟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情况相似，後來香港屬於中間派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一開始也是支持青年與學生的，但他們在學生中看到一種浪漫的激進主義，認為這種激進主義是弊大於利的，因而令這一群接受傳統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走入社會中，藉由創辦智庫或組織政黨乘時而起，反對激進派的盲動，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並逐漸發展出他們的基本立場與主張——這很大程度也是「民主思路」誕生的歷程。

抗爭力量難逃被主流吸收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與反文化有關的抗爭思潮與運動，隨着美國從越南撤軍以及總統尼克遜的辭職，逐漸化整為零被主流吸收，沒有發展成一股政治力量。相反，新保守主義在1970年代後期及1980年代卻愈趨活躍，1979 年英國新保守主義的戴卓爾夫人出任首相，1980年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列根當選為總統，這是英美戰後新保守主義首度同步成功。

誠然，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時期的新保守主義已變得相當經濟性，但也足以讓我們了解新保守主義在政治動盪過程中崛起，並且在日後成為一股政治勢力的可能性；反而在美國動盪時期叱咤一時的「新左派」，到後來卻逐漸回歸主流，差不多銷聲匿迹。由此可推斷，香港的激進本土派和傘後組織亦很可能會像美國當年的「新左派」般叱咤一時，但長遠而言基本上沒有存續的條件，難逃被主流吸收的命運，而香港新保守主義的來臨應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泛民日趨激進化，而本土派卻反而溫和起來，很可能正反映出一個反文化回歸主流的過程，同時顯示出泛民只是純粹被激進本土派牽着走，以致慢了幾拍和搞錯了走向也不自知。

深化「第三條路」理論

筆者也希望在此透過指出新保守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別，找出與前者相近的「第三條路」的具體意義。除了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基礎外，克里斯托爾亦舉出了新保守主義的一些特點，以區別於傳統保守主義：相較於傳統保守主義的反動與陰鬱態度，新保守主義者從其自由主義基因中已繼承了「向前看」的特質；新保守主義者具備一種改良性的態度，會提出替代的改革方案，而非單純地攻擊社會自由主義的改革措施。

將新保守主義與香港「第三條路」掛鈎的重要意義，在於可以使中間路線擺脫目前夾在建制與泛民之間而徒具相對性，並且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卻喪失了其獨立價值的尷尬狀况，有望將之昇華為人們可以信賴、具建設意義的理論工具。在這「工程」完成之前，「第三條路」或者尚未具備改變政局的力量。

姑勿論新保守主義的內涵是否與香港的「第三條路」完全脗合，但香港目前正迫切需要這種對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以及兩者在香港的實踐進行反思與檢討，並且能夠優化現有保守主義勢力的人與力量——這不僅是時代的需要，也是為促進社會求同存異，打破當前困局的重要條件之一。■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6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