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騷亂後，說香港已進入暴力和極端主義時代是言之過早，反而網上的論述戰宣傳戰卻早已開打。
筆者向來研究反暴亂作戰（counterinsurgency），之不過換到香港現時的情況與環境，數碼反暴亂作戰（digital counterinsurgency）似乎更為管用。
暴力激進主義 網上宣傳合理化
數碼反暴亂作戰主要是西方國家為對付伊斯蘭國（ISIS）的網上攻勢所設——這裏筆者不是要將本港的激進本土派與伊斯蘭國相提並論，只是無論是伊斯蘭國也好，激進本土派也好，社會運動也好，他們的網上行為和宣傳其實都大同小異，故甚有相互參照及借鑑的價值。這些暴力激進主義者在論述和宣傳上有不少共通的地方，當中他們的第一步通常都是論述的正常化、合理化，這對他們往後的暴力激進行動、意識形態框架和招募過程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們也看到在旺角騷亂之後，暴力激進一方的網上宣傳機器全力開動，設法使其暴力激進行動正常化、合理化，這一做法碰上慣以「各打五十大板」心態來評價事情的港人，可謂一拍即合，短時間內令不少人覺得暴力衝突也不無道理、值得同情，為之後新界東補選的得票打下基礎。
將行動賦予文化含義，是暴力激進主義者的另一常見做法，而在香港最手到拿來的非本土主義莫屬。這樣除了有助加強組織參與者的身份認同和向心力之外，最重要的是令暴力激進行動的文化、社會、政治的分野逐漸模糊，使當局更難以單純的政治辯論與對話，來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
當局打壓組織 增加受害意識
在這情況下，一般而言當局會用更大力度，從經濟、政治及文化方面對暴力激進組織作出區別與針對（discrimination），但這樣一方面將加強暴力激進組織的不滿與受害者意識，另一方面亦會促成其意識形態框架的構建，間接幫助他們認清當前問題，賦予他們對未來的憧憬以及行動方針。
由此可見，數碼反暴亂作戰的出台是各方都看清了數碼和網絡世界在反暴亂作戰中的關鍵作用，而以數碼和網絡世界作為主戰場的，亦自然是一場論述戰，美國特別為此成立了戰略反恐通訊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Counterterrorism Communications），專門應對這些問題。
當局論述欠願景 變反對派彈藥
根據他們的經驗，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找到一個強而有力的反論述（counter-narrative），足以抗衡伊斯蘭國那些能帶來情感的牽動與共鳴的論述，這無疑是一個極嚴重的狀況。他們發現他們的反論述是不完整的，通常只包含一半信息——只帶出了甚麼是錯以及不能做的，但欠缺另一半的正面信息，指出該做甚麼——這樣是無法打動受眾的。相反，盡管伊斯蘭國宣揚暴力，然而其論述卻普遍能滿足支持者的期盼、夢想、身份認同、信仰及自我實現——這正是正面信息的威力，對年輕人尤具效力。
這一點對中央與港府而言乃一當頭棒喝。一直以來，他們都沒有好好檢討其反論述為何經常失效，箇中原因除了是家長主義與國家尊嚴之外，就是當局的宣傳與論述從來沒有提供足夠的道義、道德及情感吸引力（ethical/moral/emotional appeal），對未來的願景亦同樣欠奉，又未能說服市民，政府是照顧市民的整體利益的。這樣搞論述非但不能達到本來目的，更令當局發放的信息成為了反對派的「彈藥」及招募工具，甚至笑柄——如不檢討並設法扭轉這劣勢的話，當局只有捱打的份，將永遠無法轉入攻勢。
當局亦必須了解，很多時候其實不是社交媒體的威力，抑或激進本土派的論述精湛，才令年輕人離心——激進派和反對派是在利用一個充斥着不滿、不快、經濟逆境和缺乏意義的「市場」，而非創造出這樣的一個市場——他們也沒有這能耐。
即使利用比起創造來得容易，但亦代表着這些被利用的因素是可以減輕或消除的，成功與否就要視乎當局的造化了。
激進本土戰立會 恐失主動權
相對於其他地方，香港的暴力激進主義者比較獨特且耐人尋味的做法，就是轉戰議會，追求選票。筆者認為此舉在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也不是不能理解，而沒錯，激進本土派亦成功將其行動轉化為選票，甚至成功轉型。可是如此一來，其成敗將極受選票影響，不但從此可將其支持度量化和具體化，而且各派亦可藉此來打擊他們，這種「圖窮匕見」式的演化實際上將本來蘊藏的戰略可能性與將來性，一併抹殺掉，一旦氣勢轉弱，將可能無力回天。
即使現在激進本土派形勢不錯，但轉戰立法會這種性質上的改變，將給予對手很大的操作空間，而當其攻勢越過頂點後，主動權亦會隨之喪失，陷入被動，到時候就是各派的用兵之時。■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201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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