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比利時政府搜捕嫌犯的時候，恐怖分子還能從容不迫地在當地發動宣傳戰。布魯塞爾莫倫貝克區和其他地區的北非裔年輕人竟然收到煽動性短信，信息是用法語寫的：「我的兄弟，為什麼不和西方人作戰？為你的生命做出正確的選擇。」不久之後，在Facebook上又出現一段視頻，當地年輕人在視頻中「慶祝」發生在布魯塞爾的恐襲。這段視頻現在已經被刪除。
而比利時當局的表現也讓人詫異，先是有消息稱抓獲最大嫌犯，又因為證據不足釋放了。
如果說歐洲是初次遭遇恐怖主義挑戰，那還情有可原，但事實並非如此。
一直到9·11為止，美國都是全球頭號恐怖主義襲擊的目標，歐洲則相對是安全的靜土。然而這種狀況很快就被完全逆轉，歐洲大規模的恐襲一波接一波：2004年（恰是9·11之後的第911天）馬德里火車遇襲，十次連環爆炸導致191人喪生，2000多人受傷；2005年倫敦地鐵和公交爆炸，52人喪生；2015年，法國在年初和年末發生兩起恐怖襲擊，近兩百人喪生；最新一起則是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恐襲，到目前為止已經造成兩百多人傷亡。這還不包括2012年至2015年每年爆發的孤狼式襲擊事件。與此同時反觀美國，除了個別的單一事件之外，則成功地保持了本土安全。
短期內如此巨大的轉變，首要的就是歐洲和美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
過去，美國總是衝在和伊斯蘭社會對立的第一線，到處以軍事手段干預他們的內部事務，還是以色列最堅定的盟友。歐洲則完全相反，不僅經常譴責以色列，不以武力介入中東事務，還堅定地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其中尤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
但當以正規戰應對「游擊」戰的反恐方式遭遇全面挫折后，美國開始收縮。而此時的歐洲卻開始積極的以武力扮演美國曾經的角色。如利比亞之春、敘利亞內戰、馬里內戰以及中非、科特迪瓦。尤其是，當伊斯蘭國僅僅把目標針對美國、敘利亞和伊朗時，法國卻主動對之進行空襲，完全改變了自己的傳統外交戰略。
其次，地理因素的巨大差異。
美國東西面被兩大洋環繞，北部是同文同種發達的加拿大，南邊則是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前殖民地墨西哥。也就是說，唯一能滲透進入美國的通道只有墨西哥。雖然每年確有大量來自該國的非法移民，但仇視美國的極端伊斯蘭分子卻難尋其門。
和美國相比，歐洲的地理安全則是極大的劣勢：與北非只不過隔着窄窄的地中海，整個歐盟成員國自由流動，還有申根國家免簽證。每個國家的簽證政策又是獨立的，審核尺度沒有統一標準。從安全角度講，整個歐洲實際是不設防開放型的狀態。這也是歐洲過去何以十分謹慎的不介入中東亂局的原因。
第三，對待鄰國的方式不同。
美國雖然地理安全條件優越，但仍然高度重視鄰國的穩定。1994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美國迅速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名投入500億美元巨款救助就是一例。其目的自然是避免墨西哥崩潰引發的難民潮。2010年海地大地震，美國軍艦迅速到達——但不是為了救援，而是防止難民湧入美國。
但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則相反，先是英國和西班牙追隨美國（西班牙在恐怖襲擊之後宣布從伊拉克撤軍），緊接着以法國為主導軍事推翻了近鄰利比亞卡扎菲政府，非常主動地把自己這個鄰國搞成無政府狀態，隨後又介入另一個近鄰敘利亞事務，卻演變成持久的內戰，造成二戰後最大規模的難民潮。並和伊拉克戰爭的錯誤一起，給伊斯蘭國的壯大創造了條件。
其實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內戰引發的大規模難民危機也是類似原因造成的。剛剛統一的德國第一個參與肢解南斯拉夫，率先承認克羅地亞的獨立。如果整個歐洲當時冷靜處理，先不外交承認，穩住塞族激進派，再以時間換解決方案，何致會釀成如此大的人道悲劇？何致會以如此高的代價解決？
第四，國家型態不同。
美國是聯邦制主權國家，有統一的邊界管理、統一的政令和情報系統，可以協調一致應對挑戰。而歐盟則是邦聯性質的主權國家結合體，歐盟各成員國，有的在申根區內，有的在歐元區內，有的是北約成員國，基本上是各自為政。所以當襲擊巴黎的恐怖分子乘車逃亡時，法國警察雖然攔截到，卻由於不掌握任何信息，只好將其放走。襲擊巴黎的恐怖分子來自比利時，也藏於比利時，甚至做案的爆炸物、槍支、汽車也來自比利時。法國既無法有效事先防範，更在遇襲時一頭霧水。
當然政府玩忽職守和無能不在此例。布魯塞爾爆炸案主犯之一2015年7月被土耳其驅逐出境，並通報比利時司法部門和內政部門此人是激進分子，結果根本沒有引起任何重視。目前這兩位部長已經辭職，只是僅僅更換兩個人就能解決問題嗎？
第五，穆斯林的比重不同。
穆斯林當然不等於恐怖分子，但由於各種原因，穆斯林在歐洲基本是邊緣群體，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醫療水平低，失業率卻很高。這種不平等再加上歐洲外交政策的失誤，穆斯林社會與歐洲傳統社會相互敵視和仇恨，就為境內外的極端伊斯蘭主義提供了土壤。在歐洲有相當數量的恐怖主義同情者、支持者，發動恐怖襲擊的難度很低，還便於隱藏、逃亡。
而且，很多穆斯林移民很可能在來源國就已經對歐美產生了敵意。英國ITV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曾經合作，讓調查記者帶着攝像機潛入美國長期以來的某個主要中東盟友拍攝紀錄片。面對鏡頭，一個小朋友表示，「學校教我們說：所有基督徒都應該收到懲罰，應該對他們趕盡殺絕，他們都應該被斬首」。
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西方世界中穆斯林的比重就有了特殊意義。
美國是移民國家，但穆斯林的比重只佔人口的1%左右。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美國只青睞接收兩類移民——富人（投資移民）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這兩類人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而且這兩類人往往較為理性，不易被激進思想所洗腦。雖然同歐洲一樣要面對低端勞動力缺口，但美國邊上就是墨西哥，可以提供足夠的「非法移民」，無需引入穆斯林人口。
二是美國歷史上沒有在伊斯蘭教國家建立殖民地，穆斯林沒有辦法通過這種前宗主國的特殊關係進入美國。
三是美國由於支持以色列，一向和伊斯蘭國家關係緊張，也知道自己是他們仇視的對象，所以在接收移民時，往往對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移民申請格外限制。
但歐洲不同。由於各種原因比如歐洲的前殖民地許多是伊斯蘭教國家，土耳其則由於一戰時和德國是盟友，有大量人口移居德國，穆斯林在歐洲已超過五千萬，比重超過10%。英國、荷蘭是5%左右，法國則超過10%。另外還有波黑（51%）、科索沃（91%）、阿爾巴尼亞（70%）、馬其頓（30%）、土耳其（幾乎100%）等伊斯蘭信仰為主的國家。
正是這五大原因，令歐洲取代美國成為恐怖分子的頭號襲擊目標，把一度美好的歐洲一次次變成人間地獄。應該說「9·11」只不過是美國的疏忽和大意，它所具有的內外稟賦還是有能力對抗恐怖主義對本土的襲擊。但歐洲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後天決策失誤，根本無力應對。在投入全部警力反恐的情況下，15個月內在核心地帶還是發生三起大規模傷亡慘重的襲擊，恐襲已成為歐洲難以改變的生活新常態。
要想解決面臨的挑戰，僅從治標層面，歐洲就必須立即採取果斷甚至非常措施。
首要的是在重啟邊界檢查的同時，必須（暫時）廢止申根條約。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隔絕外部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滲透。這樣做的另一個直接好處是有助於留住即將脫歐公投的英國，畢竟首相卡梅倫「留在歐盟更安全」的理由現在看起來是多麼的可笑。
二是立即在利比亞和敘利亞重建和平與秩序。這既要強迫利比亞各方必須立即建立統一的政府，恢復國家正常運作，也要承認阿薩德政府的合法性，並以他為主導重建國家。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恢復秩序后，立即遣返所有難民。
第三，歐洲的穆斯林大都生活在自發形成的社區內——這和歷史上美國強迫建立的印地安人居留地、希特勒建立的集中營不同。所以在外部極端勢力的滲透路徑之後，各國立即各掃門前雪，進行全面、不留死角的大搜查，查抄所有暗藏的殺傷性武器。未來歐洲右翼極有可能上台，如果出台對穆斯林社區的歧視性規定，我們當然也要反對，但目前更應該關注在穆斯林社區執法鬆懈的問題。像在比利時，警察巡邏時竟然因為害怕而繞過穆斯林區，這顯然是不行的。
第四，立即以安全和接納能力為由宣布不再接納任何難民。
比利時恐襲之後，波蘭已經這樣宣布了。斯洛伐克則更明確宣布一個穆斯林難民也不收。沒有宣布但實際這樣做的則有遠在北美的加拿大：它接收的第一批難民全都是基督徒。
美國作為西方大國，也是難民悲劇的主要責任人，但2014年只接納了132名難民，敘利亞內戰四年來一共接納1400名。雖然奧巴馬後來在土耳其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表示：「對敘利亞難民關上大門將背叛我們的價值觀」，並決定2016年要接收（不過區區）一萬敘利亞難民（已登記難民接近500萬），結果眾議院立即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法案，要求暫停接收難民，對赴美伊拉克和敘利亞難民的身份進行背景核查。美國正常審查時間為18個月以上，新法案更給難民篩選增加了「不必要和不切實際」的要求，形同廢止。與此同時，至少十名以上州長宣布拒絕接納難民。
還有的國家，比如在全球在最民主國家榜上排名第三的丹麥（也被認為是最文明的國家）雖然沒有設限，卻要求所有難民把貴重財物交出，用做接納他們的費用，如此的乘人之危和火中取栗——要麼是發難民財，要麼是變相的驅逐。歐洲的另一個大國英國從難民危機一開始就沒有加入歐盟的難民配額系統。不僅如此，連歐盟成員國國民之間的正常流動都要限制，匈牙利則早就建起175公里的鐵絲網。
儘管如此，國際社會上卻沒有多少批評之聲，媒體也沒有炒做。更重要的是，拒絕接受難民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法國三分之二的民眾反對接納難民；美國53%的民眾反對接納難民，就是敘利亞的基督徒，也只有11%的民眾願意接受。既然號稱「民主國家」，自然要遵重、服從民意。所以2014年10月，打算競選下屆總統的法國前總統薩科齊表示，「移民威脅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歐洲難民申請數暴增44%的2014年，法國是極少的申請者負增長的國家（-1.2%）。
以上四點雖然有很大難度，但還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事實上歐洲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實施了。比如重啟邊界、在穆斯林社區進行搜查、推動在利比亞和敘利亞重建秩序，但力度還很不夠。如果這四條能得到果斷、徹底的執行，還是有可能迅速治標的。
但上述措施要治本，則還遠遠不夠。可治本之策難度太高，未必能夠被民眾所接受，而且歐洲目前的政治精英也缺乏執行的魄力，更重要的則是必須觸動價值觀和制度。
一是要協調中東各國共同徹底剿滅伊斯蘭國，甚至在有必要時派遣地面部隊。這也是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恢復長久秩序的一個條件。否則，伊斯蘭國只要存在一天，就能把這三國攪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寧，所謂的秩序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要這三國不安，難民問題就會一而再地重複出現，極端勢力也藉助難民潮輕鬆地進行滲透。只是派地面部隊，連特朗普這樣的大嘴都不敢講，更何況現在的傳統政客。而且，派地面部隊確實有可能製造出更多的敵人。可迴避能解決問題嗎？
二是伊斯蘭國被擊敗后，西方要放棄長期以來的霸權做法，撤出中東，不要再出於私利干預伊斯蘭社會的事務。這幾十年的經驗教訓西方實在是應該吸取了。推翻薩達姆的結果是迎來了一個遠比薩達姆殘酷的現實，而且也喪失了一個國家最基本的穩定和秩序，不僅害人更是害己。對以色列，美國政客們也不要出於選票的需要而繼續無條件地偏袒下去。只是，五百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西方的「基因」，怎麼可能去改變呢？
三是採取嚴厲措施懲治涉案或宣揚極端思想的穆斯林。比如實行「連坐」制度，全家驅逐。2011年倫敦騷亂的時候，英國政府就用過類似的辦法：凡是參與騷亂的人員，只要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全家都被趕出去。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遏制恐怖襲擊。但英國敢，歐洲大陸未必敢。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寧可餓死絕食的9名囚犯，也絕不給予他們政治犯的待遇。當時為了鎮壓煤炭工人的罷工，一年內抓捕了11300礦工，打死9人，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這些強硬而有效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英國傳統使然，歐洲大陸國家學得了嗎？
四是歐洲內部要建立真正有效的治理機制。
目前歐洲各國之間，可以說是該民主的地方不民主，該集中的地方不集中，後者的表現就是各國之間不能形成合力。前者的表現之一就是，德國統一后，對涉及歐洲的事務已經兩度自行其事。一是率先承認克羅地亞，推動了南斯拉夫以內戰方式解體，造成了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道災難。二是獨自向敘利亞難民敞開懷抱。德國雖然由此一度佔據了道德制高點，但後患無窮。從歷史上看，德國強大后帶給歐洲和世界的都是戰爭，現在再度強大的德國雖然不能和其他正常國家一樣建設國防，但弔詭的是，依然具有極大的「損害性」，至少到目前，德國的政策並不利於歐洲的安全。
就算是出現奇迹，西方治本之策也得到實施，也會給歐洲帶來和平，但仍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根據出生率，移民及其後裔將在不久的未來成為歐洲主體民族，原來的「歐洲人」將變成少數族群。假如一人一票的制度不改，歐洲將迎來信仰、文化、傳統習俗都大相徑庭的新統治者。就如同南非，實行民主后，黑人就憑藉人口優勢壟斷了選舉的結果和權力。
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加速進行中，西方會拋棄民主、自由和人權，強制同化嗎？會用特定的標準，剝奪部分人的投票權，或者將他們驅逐出境嗎？或者針對特定人群，減少甚至取消育嬰福利？——但這都是不可能的。
比利時恐怖襲擊發生后，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評：「勿讓恐襲危及歐洲價值觀」。西方更多的文章不是擔心恐怖襲擊本身，而是擔心為了反恐，將發生多大的制度扭曲。法國第一大報《世界報》的首頁漫畫竟然認為，強化的安全措施比炸彈還要過分！
不管歐洲最後是不是會被穆斯林「接管」，西方做好一件事總是不會錯的。那就是在成功阻隔極端伊斯蘭勢力滲透和影響的前提下，盡量培養一個溫和的穆斯林社會，同時壓制試圖不擇手段挽救本土文明命運的極右勢力。如果歐洲沒有被「接管」，這樣做起碼能夠恢復原來和平的生活；如果伊斯蘭化不可避免，也可以最終和平交出主導權，建立一個類似於馬來西亞那樣的溫和型伊斯蘭國家。希望這不會是現在的「歐洲人」對人類文明的最後貢獻。■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