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戰爭是一場非對稱戰爭，也是一場以濫用藥物著稱的戰爭。隨着興奮劑成為美軍士兵的必備之物，藥理學與有組織暴力聯手，其後續影響數十載難消。
一部分歷史學家稱越南戰爭為「最後一場現代戰爭」，另外一部分學者將其定義為「第一場後現代戰爭」。無論採用哪種分類，越南戰爭首先是一場不對稱戰爭。換言之，它不是一場有前線、有後方、有敵人調動部隊發動攻擊或攻克並佔領陣地的傳統戰爭，相反，在東南亞叢林中，以往的戰略和戰術準則統統不適用。越共游擊隊用出乎意料、迷惑性極強的方式消耗美軍的力量，然後抓住後者暴露出的弱點，實施規模不大卻致命的打擊。
這場戰爭明顯突破了人們的認知水平。除了曠日持久，更少為外界所了解的是，它還被專業人士視為史上第一場「藥物戰爭」，因為「美國立國以來，參與越戰的軍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質』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蘭國際政治學者盧卡什·卡明斯基(Lukasz Kamienski)所述，越南戰爭是「藥理學與暴力的決定性交點」。
軍人「嗑藥」獲官方支持
以人們耳熟能詳的安非他命為例。卡明斯基在上個月面世的新書《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中指出，二戰後，幾乎沒有權威研究詳細論述此類藥物如何對士兵的表現產生影響，美軍卻毫不猶豫地將這種俗稱「快快」的非處方藥物送往越南。典型的例子是，「苯異丙胺丸」通常會被發放給那些執行遠程偵察和伏擊任務的部隊。
美軍對神經類藥物的使用一直有內部標準：在準備戰鬥的48小時內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這項標準很少被落實。一名老兵告訴卡明斯基，軍方發放安非他命就像給小孩發糖那樣，從不理會政府機構推薦的用藥量和頻率。《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一書還援引了1971年美國眾議院特別犯罪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提醒讀者：1966年至1969年，美軍共使用了2.25億片興奮類藥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種衍生品，比二戰時期增長了1倍有餘。彼時，美國海軍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興奮劑，空軍每人每年是17.5片，陸軍「僅有」13.8片。
埃爾頓·曼祖恩(Elton Manzione)曾是一名偵察兵，他說：「我們得到安非他命很方便，正宗的政府渠道供應。」他記得，同僚曾饒有興趣地向他解釋：「這種葯可以讓你變得勇敢，任何景象和聲音都會被它大大強化，你將感到精力充沛，有時候真覺得自己是刀槍不入的。」
據《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披露，戰爭期間，美軍派往老撾執行秘密任務的士兵會得到一個醫療包，裡面除了其他物品，還有12片達爾豐(一種鎮痛葯)、24片可待因(從鴉片中提取的止痛劑)，外加6丸安非他命。進行遠距離且艱苦的行軍時，特種部隊的士兵還會注射類固醇針劑。
興奮劑成為常規軍需品
當時有研究顯示，被派駐越南的士兵中，大約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藥過量。還有人試圖將統計數字提高到5.2%。簡而言之，美國軍方對興奮劑濫用持默許態度，無論這可能誘發何種結果。事實上，老兵們普遍意識到，安非他命會強化人的攻擊性和戒備心。一些人記得，每當「快快」的效果消失，他們就會焦躁，感覺自己像「在大街上開槍掃射那樣」。
精神刺激類藥物不僅能增強戰士的戰鬥力，還有助於降低連續戰鬥對參戰者情緒造成的不良影響，避免士兵因心理壓力而當場崩潰——五角大樓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如以色列作家、和平主義者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所言：「越南戰爭是第一場現代藥理學的力量被直接用於控制士兵的戰爭。」諸如葛蘭素史克公司生產的氯丙嗪(一種治療精神病的處方葯)等化學品，第一次被作為日常軍需物資，投放戰場。
據此，卡明斯基在其專著中指出，如此大規模地使用精神類藥物，加上大量徵用心理醫生等因素，有助於解釋為何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軍人遭遇「戰鬥創傷」的幾率如此低：二戰時，美國士兵的精神崩潰率高達10%(每千人中有101例)，朝鮮戰爭時期的精神崩潰率是4%(千人37例)，而到了越南，這個比例只有1%(千人12例)。
以葯代醫如同飲鴆止渴
如果你為這樣的數字而欣喜，那無疑是目光短淺的。抗精神病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暫的，若不輔以適當的心理治療，則過量服藥只能減輕或一時半會兒壓制問題，讓問題牢牢「嵌入」當事人心靈深處。幾年以後，戰地綜合征會以幾倍的力量爆發。
多數精神類藥物並不能根除導致壓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一樣，可以緩解癥狀，但疾病還在。明確了這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之前的戰爭相比，越戰中很少有士兵因為在前線精神失常而被後送治療;另一方面，越戰老兵在戰後卻被規模空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困擾——很大程度上，這是將矛盾往後拖延的必然結果。
《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一書提到，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困擾的越戰老兵的確切數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間統計者認為，數量在40萬至150萬人之間。1990年發布的《全國越戰老兵再調整研究報告》稱，在東南亞地區經歷過作戰行動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折磨。
究其原理，如果人體在經受刺激時獲得藥物安慰，體內原本起效的對抗機能就會受到抑制或被取代，從而導致外部壓力帶來更加長久的傷害。從道德層面上講，在越戰中發生的一切，就好比對一個受了傷的士兵施加催眠術，然後再把他送回槍林彈雨中那樣。■
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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