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釋今日中東白熱化的派系鬥爭，一種相當常見的解釋是「這是遜尼派（Sunni，或譯素尼、順尼）與什葉派（Shia）的宗教鬥爭，且其起源自約1400年前穆罕默德繼承人的鬥爭，並不斷持續至今。」然而，這種論述，就如同穆斯林與猶太人敵對超過千年一樣，只是一種迷思。
支持上述迷思的論述，多著重在遜尼與什葉的教義差異、伊斯蘭早期的分裂史，接著就直接跳到20世紀後之後的政治糾紛。而其最大的盲點在於，這些理應互相廝殺的不同宗教派系，是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渡過了上千年，卻到了20或甚至21世紀，才開始相互廝殺，中間的兩派關係史也幾乎不被提及。
奧圖曼治下的教派互動
首先，我們先檢視一下時間點最接近近代的伊斯蘭帝國——奧圖曼帝國是採行了何種宗教政策，讓今日中東許多地區仍有遜尼與什葉並存的現象。奧圖曼帝國在宗教政策上採用了相當務實的作風，即便帝國的官方信仰是遜尼伊斯蘭，願順服的非遜尼派教徒多被接納，甚至被賦予地方的自治權；不願順服者則遭到打壓。以下列舉幾個奧圖曼治下非遜尼派教徒的歷史。
信仰德魯茲派（Druze），且聽命於奧圖曼帝國的馬安氏族（Ma’an dynasty）得到了奧圖曼帝國的認可，並得了黎巴嫩高地的自治權。馬安氏族統治了黎巴嫩高地達180年之久，最後因陰謀反叛帝國而被推翻，改由德魯茲派推舉的希夏卜氏族（Shihab dynasty）來統治黎巴嫩高地。
埃米爾法赫爾丁‧本‧馬安（Emir Fakhr-al-Din ibn Maan）是馬安氏族最具影響力的統治者之一，他擅自與義大利托斯卡納大公國（Granducato di Toscana）結盟、引進印刷術，並鼓勵天主教士開設學校。法赫爾丁驟增的影響力以及與歐洲的友好關係，引發奧圖曼政府不滿。奧圖曼最終出兵俘虜法赫爾丁，並將黎巴嫩高地統治權過渡給其姪子。
而在安納托利亞信奉什葉阿列維派（Alevi）的奇茲爾巴什（Qizilbash）部族，則因夥同伊朗薩法維帝國對抗奧圖曼帝國，多次遭到殘酷的打壓與屠殺。相反的，什葉拜克塔什派（Bektashi）卻成為奧圖曼禁衛軍（Janissaries）的官方信仰，在奧圖曼禁衛軍被解散後，拜克塔什派也跟著被禁止，理由是「異端信仰」。
在伊拉克，由於什葉派多接受奧圖曼帝國統治，奧圖曼並不干涉伊拉克地區的宗教信仰。在18到20世紀，伊拉克有許多部族皆從遜尼改宗什葉，什葉派比例不減反增。但統治階層仍為遜尼派壟斷。
在黎凡特地區的阿拉維派（Alawite），因受到當地遜尼統治者忌恨，而不被奧圖曼帝國承認是穆斯林。阿拉維派一度被打壓，但最終被給予了自治權，但是奧圖曼帝國不允許阿拉維派居民離開自治區，違反者即遭處刑。阿拉維派也如基督徒一般被課徵重稅，但可靠從軍或擔任奧圖曼官員來免除不平等待遇。在19世紀中，奧圖曼與埃及爆發衝突時，一些阿拉維派選擇支持奧圖曼帝國。
從上述的例子不難發現，奧圖曼的宗教政策所考量的是「政治」而非「教義」。不在清真寺禮拜、有自身宗教經典的德魯茲派，雖與奧圖曼官方信仰教義差距甚大，但因德魯茲派在地方是強勢族群，又願意接受奧圖曼統治，而被帝國賦予了較高的地位。相較之下，教義比較接近奧圖曼官方信仰的阿列維派與拜克塔什派，都先後因為政治因素遭到打壓。
更確切地說，在政治上，這些「教派」最重要的意義並非教義，而是「族群認同」，就如同本省人、外省人、香港人、漢人或是中國人一樣，而不同族群間的關係就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會是合作還是衝突。
由現代伊拉克看「教派衝突」
舉例來說，在Z國中主要有A、B、C三個族群，A族佔了約60％的人口，而B、C兩族各佔約20％的人口。在歷史上，B族一直是該國統治階層。某天，Y國入侵並打垮了Z國，Y國決定在Z國執行民主政治。A族自然是毫無意外的贏得大選，但A族領導人暨貪污又無能，還不喜歡用B、C兩族的人當官。更糟的是，Z國還有兩個鄰國不斷煽風點火，其中X國支持A族，而W國支持B族。試問，該國不發生派系鬥爭的機率有多少？該國發生武裝內亂的機率有多高？
很明顯的，Z國＝伊拉克、Y＝美國、X＝伊朗、W＝沙地阿拉伯。A族＝什葉派阿拉伯人、B族＝遜尼派阿拉伯人、C族＝庫德人。多數信仰遜尼派的庫德人，仍被獨立成另一個群體，而沒有融入遜尼派阿拉伯人中，再次突顯了「族群認同」的重要性。「教派」與「民族」一樣，都是族群認同的分界線指標。我們也可以看到，奧圖曼帝國所遺留下一些具多元信仰或是民族的地區，其暨有的政治平衡一旦崩解，不同族群就開始爭奪資源與權利。
今日，伊拉克與科威特成鮮明對比的遜尼、什葉關係，再次佐證了決定遜尼、什葉關係的並非教義因素，而是基於政治。宣稱中東派系鬥爭是遜尼與什葉教義之爭的論點，往往也忽略像科威特這樣的反例。而且在阿拉伯革命後，許多國家原有的政治平橫也被瓦解；加上他國政治勢力介入，就算沒有多元信仰，也有可能發生激烈的政治鬥爭，甚或內戰－埃及的政變與利比亞的內戰都是如此。
在利比亞內戰中，同為遜尼派的沙地阿拉伯、埃及、阿聯、約旦、卡達、土耳其與蘇丹卻支持不同的陣營，理由自然也是基於政治因素，而非教義。
激烈政治的鬥爭，加上多國勢力的煽風點火，造就了今日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紛亂。這樣的現象，在黎巴嫩名音樂家加迪與烏薩瑪‧拉赫班尼兄弟（Ghadi & Oussama Rahbani）作曲，希芭‧塔瓦吉（Hiba Tawaji）演唱的《國家在我心中》一曲中被深刻的描繪。影片中原本無色的人民，在政治家的鼓吹或煽動下，個個給自己穿上不同顏色的服裝，並開始相互廝殺。回顧伊拉克的例子，伊拉克的遜尼與什葉派是不是就這樣被政治家與他國勢力染色了呢？
敘利亞
在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也是世俗政府，個人信仰在政治上本來也非重要議題。唯一的例外在於，軍事領導階層多由與阿薩德同屬阿拉維派的人來擔任。從現在的局勢來看，阿薩德也確實有理由這麼做，至少從阿薩德家族的角度來看是如此；而在敘利亞佔絕大多數的遜尼派，在內戰之初也很自然地成為叛軍的主要組成。
也因為敘利亞的人口組成，敘利亞叛軍要得勢最簡單的方式，也就是號召其他遜尼派加入。反對阿薩德的西方與海灣國家媒體，或是其他不懂實際狀況的媒體，常將敘利亞內戰給簡化成「遜尼－什葉之爭」，然而事實卻非如此簡單分明。
事實上，從內戰開始到現在，敘利亞軍的主要組成都一直是遜尼穆斯林，阿薩德也得到許多遜尼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支持。而反對派的遜尼穆斯林多是低收入階層或政治異議人士。也因為有諸多遜尼穆斯林的支持，人口以遜尼穆斯林為主的首都大馬士革，一直都沒有落入叛軍手裡。若全敘利亞的遜尼穆斯林真的都反對阿薩德，很難想像阿薩德能撐得過一年，或至少要被迫撤離至阿拉維派的分佈區。但這些都沒有發生。
與阿薩德同屬阿拉維派的敘利亞人，在內戰中幾乎是別無選擇，因為許多叛軍對阿拉維派仇視，只能選擇支持阿薩德。而叛軍對阿拉維派的仇視，很大一部份是源自政治上對阿薩德的反感。敘利亞基督徒因害怕遭叛軍迫害，也多支持阿薩德。
再一次，我們在敘利亞看到了相似的演變，遜尼派阿拉伯人、阿拉維派、遜尼派庫德人與基督徒等等宗教族群的認同，不斷被政治色彩所「染色」。
黎巴嫩
同樣的「染色」過程也兩度發生在黎巴嫩，在1860年的黎巴嫩內亂中，法國支持當地的基督徒，英國支持當地的德魯茲派，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不均導致兩派激烈的衝突，戰火還一度擴大到敘利亞。該衝突最後由法國協助弭平，而奧圖曼帝國也新增黎巴嫩行政區，並指派基督徒首長，才解決了當時的政治糾紛。
1975年，由於不滿黎巴嫩的基督徒前總統卡密拉·夏蒙（Camille Chamoun）壟斷漁市，西頓（Sidon）市的人民發起抗議示威，但在和平示威結束的當下，西頓的穆斯林市長馬阿魯夫‧薩阿德（Maarouf Saad）竟遭暗殺。這樣的政治糾紛當然又再度牽動各族群的緊張關係，並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伊朗與敘利亞等國介入下演變成全面內戰，共歷時15年才結束。
新興的極端勢力
或許有人會問，新興的極端勢力，諸如伊斯蘭國（ISIS）或蓋達（基地）組織與其他族群的衝突，是否也可歸因至教義。由於這些勢力對教義的解釋非常不同於其他穆斯林，我們姑且稱他們做IS派或蓋達派，同時來看看他們與其他族群衝突是因為政治或教義。
蓋達派最早崛起於阿富汗，由沙地阿拉伯扶植來對抗蘇聯入侵，而與沙地關係友好。在1990年，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賓拉登甚至向沙地皇室提議，由他來組織民兵防衛沙地。但沙地皇室斷然拒絕，並讓美國介入，憤怒的賓拉登開始批評沙地政府，並被迫流亡海外。接著，我們就看到蓋達派逐漸成為美國與沙地的敵人。
蓋達派與他們的沙地老祖宗雖然在教義上相似，但最後還是兵戎相見，而原因一樣是因為政治。
至於ISIS，大家會認為他們是因為教義歧見，還是覺得自己翅膀夠硬了，才脫離老東家蓋達派自立門戶？大家在ISIS派的宣傳影片中，所看到的是教義訴求，還是政治外加一點宗教包裝？在敘利亞叛軍中的部份極端勢力，有著與ISIS派相類似的教義解釋，但為何仍與ISIS相互敵對？很簡單，因為政治考量。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ISIS派的教義只是配合政治存在的附屬品，他們只做出符合他們政治需求的教義解釋，並抹除所有不符合他們政治需求的教義解釋。
而在進入結論前，讓我們先簡略回顧其他一些關於遜尼與什葉穆斯林關係的歷史。
建於7世紀的伍麥葉王朝（Umayyad Caliphate），因與作為什葉穆斯林領袖的阿里氏族為敵，而打壓什葉穆斯林，並與基督徒聯手來鞏固其統治。因此，當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起而反抗伍麥葉王朝時，阿拔斯王朝決定與什葉穆斯林聯手，並承諾會給予什葉穆斯林相應的政治與宗教權威。
但是，在阿拔斯王朝得勢後，阿拔斯王朝卻背信打壓什葉穆斯林，以及其他不服從統治者的遜尼穆斯林，例如遭囚禁的知名遜尼伊斯蘭法學家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
北非
一些什葉穆斯林也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由於什葉穆斯林人口較少，打壓遜尼穆斯林的什葉王朝都很快就沒落了。但有些採取寬容政策的什葉王朝就經營得非常成功，例如北非的法蒂瑪王朝（Fatimid Caliphate）。
法蒂瑪王朝對遜尼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都採取了相當寬容的政策，這些不同信仰的族群也很有可能擔任高官。沒有歷史記錄指出法蒂瑪王朝治下有大規模的遜尼什葉派系衝突。相反的，法蒂瑪王朝的內亂來自其境內突厥人、柏柏人與非洲黑人的摩擦；其衰退也並非因為遜尼什葉派系衝突，而是地方將領的擁兵自立。
伊朗
伊朗在近代以前都是以遜尼穆斯林居多，在蒙古入侵後，舊有的遜尼統治階層瓦解，而與蒙古統治者關係密切的什葉穆斯林得到長足發展。
然而，真正的轉捩點發生在16世紀，伊朗薩法維帝國的創建者，沙赫伊斯瑪儀一世（Ismail I）有鑑於伊朗長期受到阿拉伯人、突厥人與蒙古人等外族入侵統治，外加薩法維帝國長期面臨信仰遜尼的奧圖曼帝國與布哈拉汗國（Khanate of Bukhara）威脅。伊斯瑪儀一世決定要為伊朗打造全新的族群認同，讓伊朗不會再被外族統治。
因此，伊斯瑪儀一世實行了前所未有的強硬宗教政策，逼迫其境內所有遜尼穆斯林都得改宗什葉伊斯蘭，否則一律處死。伊斯瑪儀一世的政策最終將伊朗轉型成什葉穆斯林國家，並也因為這與眾不同的族群認同，影響了後來伊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關係。
巴基斯坦
雖然巴基斯坦的人口以遜尼穆斯林為主，但巴基斯坦的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卻是什葉穆斯林。巴基斯坦的遜尼與什葉穆斯林都常擔任高官，並相互通婚。然而在1977年，作為遜尼穆斯林的將領穆罕默德‧齊亞‧哈克（Muhammad Zia-ul-Haq），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什葉穆斯林佐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政府，並頒布偏袒遜尼穆斯林的政策，導致國內的派系分裂，巴國派系關係也因塔利班與蓋達的崛起進一步惡化。
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的前身，德拉伊耶酋長國（Emirate of Diriyah）在以武力擊敗若干什葉穆斯林國家後，對被征服的什葉穆斯林採行高壓統治，這樣的政策一直被延續到今日。雖然沙地政府有緩慢放鬆對什葉穆斯林的迫害，但隨著伊朗崛起，以及沙地阿拉伯與伊朗的敵對，沙地阿拉伯持續推行反什葉宣傳，境內什葉穆斯林仍飽受歧視，政治異議也遭到打壓。
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政府以避免派系鬥爭為由，禁止馬來西亞人信仰什葉伊斯蘭與其他旁支伊斯蘭派系。然而，外國的什葉穆斯林卻得到平等的對待，馬來西亞也因此成為伊朗或阿拉伯什葉穆斯林熱門的移民選擇。
光是簡略統整古今遜尼與什葉穆斯林的關係，我們就能看到迷思所描繪長達1400年的派系鬥爭，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遜尼與什葉穆斯林時而合作、時而衝突，其決定因素往往在於政治。而今日我們在敘利亞、伊拉克與葉門所見的衝突，在穆斯林歷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而這些衝突多是沙地阿拉伯、伊朗、美國、俄羅斯、土耳其、卡達、英國與阿聯等多國政治角力的後果，派系只是撕裂當地族群政治認同的催化劑。
「為什麼我不能當壽司？」
以下為伊拉克導演胡妲‧雅赫雅‧阿爾蘇丹尼（Hoda Yahya Elsoudani）即將上映的紀錄片《為什麼我不能當壽司》（Why Can’t I Be A Sushi，壽司即「遜尼加什葉」之意）。在紀錄片中，10歲的妮雅瑪（Niamh）與8歲的索菲雅（Sofia）舉著上圖的牌子，並與英國的穆斯林社群互動。影片中，許多穆斯林成人對他們反應分歧，有人贊同，也有人不以為然。
在預告片中，索菲雅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討厭相對的一方？」或許，我們該回到這問題一個基本的層面——雖然遜尼與什葉伊斯蘭在教義上有許多不同，但這不代表一個遜尼穆斯林天生就討厭什葉穆斯林，反之亦然。就像一個臺灣人不會天生就討厭中國人，一個中國人也不會天生討厭日本人一樣。曾幾何時，我們開始將自己與他人的族群認同給染上了政治的色彩呢？
本文轉自：中東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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