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幾乎全球的反對和抗議聲中乾脆利落地擊敗十五位黨內強大的競爭者，成為2016大選共和黨唯一的候選人。這一此前誰也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結果震撼了整個世界。處於持續衰落狀態的西方之所以恐懼，並不是擔心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會如何肆意妄為，而是他出線本身！這不由得令人想起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名言：「真正讓我們感到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
特朗普挑戰的不是哪個階層、哪個政策，而是西方制度本身。西方無法解釋，何以發展到今天，儘管有着各種防範機制，激進的、極右的、排外的、民粹的特朗普仍然僅憑個人之力——而且是所有候選人花費最少的——就可以脫穎而出？
西方的民主理論發展到今天有一個不證自明的預設條件：擁有選票的民眾永遠是正確的。可就是他們，成了特朗普最強大的後盾。永遠正確的民眾與不應該出現、無法接受的特朗普居然有機的統一起來。
歷史上看，民主一詞長期以來在西方都是負面的，早在古希臘時代，民主就是柏拉圖譴責和否定的對象，其形象不亞於今天人人唾棄的極權主義，它往往就是暴民統治的代名詞。只是到了近現代，才逐漸正面起來，並挾西方優勢地位在全球流行起來，以致於不管什麼文化和社會基礎的國家，都紛紛以「民主」來命名自己的制度模式。有着輝煌、綿長歷史和獨特文化的中國也在自己發展的最低谷中接受了這一理念。
隨着西方的持續衰落和大大小小特朗普的出現（法國有勒龐、奧地利有科爾班、希臘的金色黎明、英國獨立黨、荷蘭新自由黨、瑞典民主黨、比利時佛萊芒利益黨、意大利北方聯盟），伴隨西方文明演變而被塑金身的「民主」，恐怕又將回歸到它在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定位了。那麼，對於中國而言，是不是也到了重新思考是否應該繼續借用「民主」一詞來定義自我了。
美國資深政治學家白魯恂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不僅一語道破中國的國家性質，更提醒了世人，以西方的理論來解讀中國的局限性、不適用性。這和使用源自西方的「民主」來定義中國是一樣的道理。事實上無論是從哪一個方面來看，西方的「民主」是無法定義中國模式的。
特朗普的崛起，正是西方民主理論衰落的標誌
首先，正如上文提到的，民主是西方的話語權。當今社會，只要提到民主，肯定會無意識的與西方聯繫起來，與西方認可的模式聯繫起來。民主的話語權並不在中國一邊。這就如同，當我們提到儒學，所有人想到的只會是中國，而不會是其他國家和文明。如果有人提出西方儒學，大概只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
今天類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在法國，台胞即使是泛藍的支持者，認同一個中國，但當法國人詢問他們來自何處時，也總是回答來自台灣。原因很簡單，「中國」或「中國人」，這個話語權不在台灣而在大陸，只要一提到中國，所有人會無意識地和大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繫起來，而沒有誰會想到台灣。本人在巴黎就親歷台北代表處的代表在公開活動中直接被主持人稱為中國大使——這就是話語權的威力。
其次，西方對於民主的話語權還表現在對民主的解釋權。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並不是這個國家能說的算，而是取決於西方的認可。但西方認可的標準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與否，而是和西方的關係和利益需要。例如，布什時代，委內瑞拉就被認定為專制獨裁國家，而奧巴馬時代，即使查韋斯通過終身總統的修憲案，仍然可以被美國肯定和祝賀，認為體現了公民精神，符合民主原則。再比如新加坡和俄羅斯，雖然是標準的西方民主模式，但卻不被西方認可。而瑞士，儘管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模式，沒有反對黨，是多黨聯合執政，但仍然是公認的民主國家。所以，中國用民主來定義自我，是否能夠得到承認，也並不是中國說了算，仍然取決於西方對中國的態度。
這也是為什麼，2004年5月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雖然庫珀對「北京共識」讚譽有加，但他顯然是把之作為西方「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而存在，也是作為西方制度的對立面存在的。
對於話語權，西方各國其實都有清醒的認識。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曾在波蘭發表公開講話時有這樣的論斷：如果一個國家將自己表達形式拋棄給他人，那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奴隸社會。可謂一針見血，振聾發聵。
第三，民主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民族傳統形成的一種價值觀。美國學者享廷頓就下過斷語：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這在當今世界價值觀多元並存的情況下，不同價值觀評價事務的標準是不同的。不同價值觀實質是無法相互類比。事實上，一種價值觀是沒有權利對另一種價值觀進行評判。比如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是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再比如中醫和西醫。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常被認為是中醫的兩大特色，中醫對疾病的認識屬於「生物-社會-心理」綜合型醫學模式。可以說是一個偏重實踐和主觀判斷的體系。而西醫則是以科學、理化試驗為基礎發展出來的一套客觀價值體系。如果我們用西醫「科學」的標準去衡量中醫，只能得出中醫必須淘汰的結論。
這裡需要說的是為什麼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產生西方這樣的民主。應該說，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文明，產生什麼的根源往往是它們本身的需要。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西方這樣的民主，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並不需要。中國文明在早期就出現了民本思想和打破世襲和血緣特性的科舉制度。相對於同一時期的西方文明，中國的百姓一方面無需通過激烈的抗爭來謀取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只有通過努力就可進入到更高的社會階層。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為民」的基礎上。西方路易十四那種「君權神授」、「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的意識在中國政治文明中是不存在的。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暴君隋煬帝，面對政變被殺的時候也知道說：「我有負於百姓，但給你們榮祿卻極厚，為何要謀反呢！」西方正是由於完全的「君權神授」和世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才使得社會最終通過革命性手段走向另一個極端「主權在民」。在中國，無需引入民主，建立在儒家學說基礎之上並受儒家政治倫理制衡的執政者必須考慮民眾的利益。但在西方，如果不引入民主，則對政治權力毫無反制的能力。
放到當代，雖然中國和西方分別通過自上而下的民本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實現了為民，但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民本可以制衡民粹，西方的民主卻必須迎合民粹。中國可以從國家和民眾的長遠利益出發，而西方則只能迎合民眾急功近利的訴求。
另外科舉制的一個後果是中國沒有穩定和固化的貴族集團，也就不會出現西方大憲章那種貴族和王權博弈的現象。
類似的政治現象在歐洲也發生過。我們知道歐洲啟蒙運動發生在當時最封建、最不自由、專制勢力最為強大的法國，而不是發生在政治更為自由、更為寬鬆、更為開明的英國。根源就在於英國已經不需要了，而法國則需要一場啟蒙運動來推動變革。
中國模式越來越取代西方民主理論，得到世界範圍內的認可
第四，實證表明，中國社會所理解的民主和西方不同。
2002年，美國杜克社會學系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在亞洲範圍內隨機選取被測試者，然後進行問卷調查。杜克學者在後續問卷中問了一個開放題：大家都講民主，對你來說，民主到底指的是什麼？發現只有不到12％的中國人表達的是程序民主；6.3％的人認為民主是制衡dictator（獨裁者）；22.9％的人認為，民主指的就是自由；而將近55％的人則認為，民主是政府在作決策的時候，時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徵求和聽取人民的意見，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
後來，杜克學者針對中國進行了新一輪調查研究：在新的調查問卷里把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分開提問。例如：下面兩個說法你覺得哪個更重要：第一，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由有規律的選舉產生；第二，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作決策的時候，時時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這二者是必須擇一的。結果發現，80%的人都說，程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質。
顯然，中國社會所理解的民主實質是自己傳統的民本，和西方的民主不同。
最後，西方民主理論很難解釋中國模式及其成功。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有成熟和固定的模式：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十年改革開放是找不到任何西方民主的影子的。如果再和轉軌並不令人滿意的東歐、俄羅斯相比，恐怕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採用西方民主所致。這一點西方學術界也是公認的，儘管他們依然用自己的理論體系去表述：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治，相反，而是由於這種威權主義統治所帶來的。」
應該說，現代西方的政治學原理並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的制度模式。今天的中國，權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襲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一是要取決於是否經過長期的基層一步步的鍛煉和檢驗，一是取決於黨內上層的投票評議（中央委員會或者政治局），三是元老推薦，是個人能力、黨內民主、元老經驗和智慧三方的綜合。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有權力退出機制。顯然，這樣的制度模式人類歷史上過去就沒有存在過，它既不符合專制的定義，但西方又不承認中國是民主國家，西方政治學理論完全失語。
當然從當前現實的角度講，我們不得不承認，民主做為一個概念，一個理念，一個詞語，一個有關政府構成方式的合理解釋，已經被廣泛接受。除非能夠說服民眾放棄這樣的觀念或者有其它的替代物。這就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最緊迫也是最主要的挑戰。好在歷史已經給中國創造了這樣的時機：不僅是中國的成功崛起與西方的持續衰落，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將成為西方的常態。當西方越來越無法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甚至不得不放棄之時，中國不僅要正本清源，還要有自己鮮活、有生命力和說服力的理論創新。這就是特朗普勝選對中國道路的積極意義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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