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經常會和歐美朋友一起討論，和我們經常見到的地緣解釋不同，西方人更願意從人文和政治的角度給予解讀。在吸收了各種思想和見解之後，我會從「自然——文化——政治」的遞進角度，從唯一一個可算統一的羅馬時代之後（中世紀早期）開始論述，嘗試完整詳細地給出答案。
地理因素：
地緣的角度，上述很多答案都已經提到了。中國的地形，是呈現一個三面封閉的格局：
東部和南部是亞歐大陸的盡頭，被太平洋包裹住。西邊有陸地最大的屏障——喜馬拉雅山脈隔開南亞次大陸，西南一帶也有茂密的叢林。唯一敞開的北部平原，本來是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最好的地勢，但卻被人造的屏障——萬里長城硬生生地攔截。整個地理環境，導致了中原可以在相對安全的空間內發展，唯一需要對抗的敵人，就是北部強大的游牧民族。
而在國家還沒有腐朽到行將就木的情況下，長城的霸道防禦足以抵禦最可怕的草原民族入侵。
相形之下，歐洲的地理就完全不同了。它呈現出一個近乎開放式的格局：南部的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亞平寧山脈，沒有一座可以稱之為安全的屏障，古典時期的迦太基名將漢尼拔都可以帶着人和戰象，翻越最高的阿爾卑斯山脈進攻羅馬。（你弄個大象翻越喜馬拉雅試試看。。）至於中部和北邊，那就完全是一馬平川的地勢了。只要游牧民族越過烏拉爾山，理論上就可以長驅直入，一直抵達大西洋。南部的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亞平寧山脈，沒有一座可以稱之為安全的屏障，古典時期的迦太基名將漢尼拔都可以帶着人和戰象，翻越最高的阿爾卑斯山脈進攻羅馬。（你弄個大象翻越喜馬拉雅試試看。。）至於中部和北邊，那就完全是一馬平川的地勢了。只要游牧民族越過烏拉爾山，理論上就可以長驅直入，一直抵達大西洋。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中亞乃至遠東的游牧民族一次次地侵襲歐洲，從上帝之鞭阿提拉，到阿瓦爾人（柔然人的後裔），馬札爾人（今天的匈牙利人），再到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無一不給歐洲留下恐怖的陰影。甚至難以想象，如果當初阿提拉沒有暴斃，奧托一世沒有在列席菲德擊敗馬札爾人，歐洲會不會又是另一番景象。
除此之外，歐洲的海岸線破碎而綿長，遠遠不像中國那麼齊整。外族可以從地中海的任意角落，甚至從波羅的海，從大西洋發起進攻，歐洲大陸的每一處邊緣，幾乎都處於可以登陸作戰的前線上。
那麼這樣的地理差異帶來怎樣的後果呢？
在中國，人民會有這樣的願望，希望有一個強大的集權政府，可以調動國家的資源和軍事力量，將兵力投入到北部防線，抵禦外族的入侵。所以秦朝能夠統一六國，漢朝能夠長盛不衰，說白了，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國力強，制度優越，而是從底層而言，就有這樣的需求。而短暫的秦朝，也的確不負眾望地將各國防禦城牆連接起來，鑄就了萬里長城，將北方最後的缺口堵上。當然，這樣高度集權的制度帶來的超級國力和資源調動能力，壓垮了人民，也徹底摧毀了這個短命的王朝。
人民的期望，是一個國家能夠得以形成統一格局的關鍵因素。這也是為什麼即便中國一次次四分五裂，卻最終又能統一起來的根本原因。而長期的統一帶來的繁榮，又反作用於人民，使亂世時代的他們，會希望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驅逐外虜到長城以北。
而歐洲呢，因為地理的因素，即便有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也很難面對強大的外族。衰落的羅馬帝國尚能抵抗北部森林中的野蠻人，而一旦更可怕的戰爭瘋子跨越中亞草原而來，就只有束手待斃的份了。所以，既然集權政府也不足以帶來防禦優勢，那麼人民自然也就沒有太多對統一的渴望了。
除此而外，地理因素還表現在另外一點：水源。中國的長江黃河流域，是文明的主要發源地，而且兩河相距很近，導致人口相對集中。而歐洲的水源非常分散，多瑙河、萊茵河、第聶伯河、頓河、易北河、盧瓦爾河、伏爾加河等，分散在各個區域，因此沿河而建立的文明聚集點乃至大型城市，也自然就分散在各個區域，沒有形成一個具有內聚凝合力的整體民族。
而這一點，就導致了下一個因素。
民族因素：
在古代中國，漢族是一個主體民族。而且，漢族具有很強的同化能力，在統一的非戰爭年代里，可以呈現出對其他民族非常強大的包容性。這一點，在唐朝時達到了頂峰。甚至在被統治的時期，漢族也可以憑藉先進的文明和幾千年來積累的統治管理能力，迅速逆襲統治民族。
但是歐洲的民族就比較複雜了。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就三分天下了，再加上凱爾特人、希臘人、馬札爾人、保加爾人等等，分散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各個角落。前三個歐洲的主體民族，始終處於一種微妙平衡的角力之中，這樣的抗爭就帶來一種各自為政的結果，即便彼此之間會經常通婚，但依然改變不了缺乏主體凝聚力的現實。
下圖中，藍色的區域主體是拉丁人（法蘭克那一塊是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兼有），綠色的區域是日耳曼人，紅色的區域是斯拉夫人。
由於缺乏主體民族，歐洲的各民族體現為誰也不服誰，各自為政的態度。就連日耳曼人，也更是細分為了：法蘭克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倫巴底人等等。。這些民族在後來民族主義開始出現后，就逐漸形成了各自的主體國家。
文化因素：
歐洲人的文化差異方面，可以說的就太多了。這裡集中於日耳曼人和拉丁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種族之間說一說好了。
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之間的文化差異，比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差異要大得多。長期在寒冷森林中的生活，給予了日耳曼人高大的體型，堅毅嚴謹的性格，粗野卻樸素的生活習慣，以及獨特的民族文化。
這一點，從他們的法律就可以看出：日耳曼部落民族的法律更遵循先例和習慣，也因此被稱為「習慣法（Common Law）」，這和以查士丁尼《國法大全》為核心思想的羅馬法有着巨大的差異。所以日耳曼人更傾向於「神明裁判（Ordeal）」以及升級版本的「決鬥制度（Trial by ordeal）」這種比較獨特的裁決方式。
略帶一提的是，習慣法和羅馬法分別發展形成了海洋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
日耳曼人還有一種獨特的習俗，便是「扈從隊（Comitatus）制度」。扈從隊是由原始的部落兄弟陣線發展而起的，由一位軍事首領率領的一支精銳部隊。這種扈從隊不參與生產，只參加作戰。扈從隊的首領，往往非常具有領袖氣質的。在戰鬥中勢必身先士卒，在撤退時必須留在最後。
這種扈從隊制度，就是後來騎士貴族制度的原型。而騎士精神也可以說很早就紮根於日耳曼民族的思想之中。這些文化思想在拉丁人看來，顯得格格不入。
這還只是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之間的抗衡，更不用說還有拜占庭的希臘文化，斯拉夫文化，還有曾經輝煌的伊斯蘭文化，整個歐洲一直在諸種文化的碰撞中走到現在。
而在中國，單一的主體民族帶來了較為單一的文化。這當然也歸因於秦始皇當初的焚書坑儒，以及漢武帝時的罷黜百家，明朝禁海令等等保守思維之下的政策。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中，除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滲透進入（並被極大程度地改造，再二手轉給東亞各國）之外，基本都保持着一個文化強勢輸出國家的地位，並未受到其他文化的過多影響。
單一的文化，給予整個區域內的人民一種強大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支撐下的文化又會隨着人口的增多進一步輻射，最終產生極其龐大的主體文化。這是歐洲所沒有的。
文化因素，又和語言因素互相作用着。
語言因素：
雖然整個歐洲都屬於印歐語系（北非有部分閃含語系），但彼此之間的差異都相當之大。即便在羅馬帝國的餘暉之下，大家都曾嘗試較為統一地使用拉丁文，但大部分日耳曼人都是文盲。他們只會說自己的部落語言，連書寫都不會。拉丁語從未在他們的地區真正傳播。
其實，即便在羅馬帝國時代，不同地區的拉丁語系，口音也存在着較大的差別。當帝國崩潰后，隨着各地區的相對獨立發展，西班牙、法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的口語的區別日益加大，最終在拉丁語系的基礎上，衍生出了各民族獨有的語言：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葡萄牙語和羅馬尼亞語等等。這些都屬於羅曼語族（Romance Languages），也便是拉丁語族。
由於相對羅馬而言，日耳曼屬於落後文明，他們的語言也就沒有取代拉丁地區的方言。（唯一的例外在英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語言基本取代了古代凱爾特語言）雖然沒有取代，但依然有所影響，再加上斯拉夫語等，帶來的結果就是，歐洲的語系非常分散。
除此之外，歐洲不同語系之間還使用不同的文字。比如斯拉夫語就使用的是聖西里爾和美多德兄弟創立的西里爾字母，而拉丁語系和日耳曼語系普遍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拜占庭還使用希臘字母。（早期拉丁字母非常難以辨識，在加洛林王朝革新為加洛林字體之後，才逐漸易於讀寫傳播）
對比一下中國，大家都使用統一的文字漢字。秦始皇時，全國統一使用小篆，到了漢朝時，隸書的推廣，讓全國各地哪怕說著完全聽不懂的方言，也能通過書寫漢字讓對方理解。而隸書的辨識度已經相當高了。
相對統一的語言和文字，讓中國各地區可以更容易地交流，這也促進了文化的包容和凝聚力。
制度因素：
從制度因素開始，逐漸從文化轉為到政治因素。
在歐洲，絕大多數的王國都採用的是采邑制度以及後來的封建制度。
采邑制度最初是「鐵鎚」查理·馬特在擔任法蘭克王國的宮相期間實施的。（在此之前的墨洛溫王朝，土地都是無條件分贈的）。所謂采邑制度，是將一塊土地及其上面的農民一起，作為采邑分封給有功勞的人，以服騎兵役為條件，供其終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襲。
到了他的兒子矮子丕平時，把大部分土地當作采邑分封給臣下。丕平的兒子查理曼也把通過戰爭奪來的土地分封給有功將領，這樣使得采邑遍及全國。（英國也是從征服者威廉開始也實行采邑制）
此後，國王下面的領主，也依樣畫葫蘆，把自己的土地作為采邑分封給下屬，而這些下屬又把自己的土地作為采邑分封給自己的下屬，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土地為紐帶的領主與下屬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領主既需要負起保護下屬土地的責任，而下屬也有為領主作戰的義務。
這也便形成了歐洲的等級制度：國王 – 有爵位者（貴族） – 騎士 – 自由農 – 農奴 – 奴隸。
擁有采邑的領主，在自己的土地內享有完全的行政、司法、軍事和財政權。到了9世紀以後，采邑逐漸變成了世襲領地，采邑制度逐漸被真正的封建制度取代。在封建制度下，每個領主都有着相當高的自主權，他們自行修建高大難以攻破的城堡，享有地方性的強大武裝騎士集團。
如果對此理解有問題的話，可以對比一下冰與火之歌。鹿家的勞勃·拜拉席恩是國王，下屬有狼家史塔克家族，獅家蘭尼斯特家，玫瑰家的提利爾家族等，這些都是封建大領主。而史塔克家族以臨冬城為自己的城堡，又下屬有波頓家族、卡史塔克家族等小領主。這就是標準的封建制度的體現。
在歐洲，封建領主有着非常大的自主權，一些龐大的家族，更是控制着整個國家的一舉一動。比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對於下屬的薩克森、波西米亞、巴伐利亞等公國和王國，只有着象徵性地統治權力。（除了在巴巴羅薩·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時，通過擴大皇權，強迫版圖內領主承認其統治權）
而腓特烈所在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和後來的哈布斯堡家族，更是幾乎包攬了所有皇帝的所屬。在英國，約克家族和蘭開斯特家族也是為了皇權爭奪，導致了「玫瑰戰爭」。可以說，領主和封建貴族，始終對皇權產生着巨大的影響，並虎視眈眈地想要推翻任何不穩定的皇權。（除此之外，還有更可怕的一股權力力量，在下文中會說。。）
而在中國，一切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國採用的，是高度集權的統治方式，除了王朝的末期之外，皇權始終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中國的地方貴族，在被一項項的政策削弱（削藩）后，所擁有的自主權力也隨着朝代逐漸減少。從漢朝的推恩令削藩，到唐朝的藩鎮制度，再到宋朝的兩府三省六部制度，明朝的內閣制度等等，一次次將最高權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更何況，古代中國還有着古代歐洲所沒有的兩大殺器：「科舉制度」和「文官制度」。
「科舉制度」徹底改變了漢朝以來的門閥政治，這一制度也直接催生了不以家族出身而論的一個獨特的階級：「士大夫階級」。而士大夫階級，也正是文官制度的核心。由於有着這一批懂得統治和管理之術，又對道德有着極高標準（至少從理論上而言）的文官階級，可以保證皇權的高度穩定性。因為文官階層和歐洲的貴族領主不同，他們對於皇帝的忠心要高得多。（忠是頭號道德標準）
相對比一下，歐洲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就少得可憐了。直到13、14世紀的法國，「美男子」腓力四世才逐漸起用了一批中產階級官員，以此來維護皇權，並對抗地方領主。
為什麼歐洲的官僚機構出現得如此之晚呢？因為他們的國王，實在缺乏地方性的管理人才，缺乏那些既有豐富知識，又深諳統治之術的那批文官階層。而導致這一人才缺乏的原因，正是因為下一個因素。
宗教因素：
這裡就不再贅述中國為何沒有產生獨立教權了，直接分析一下宗教對於歐洲的影響。
其實基督教在誕生的初期，和政治並沒有太多的瓜葛。早期的基督教，沿襲了斯多葛派的思想，認為宗教生活是一種個人化的，靈魂對於上帝的關係，而不是公民和國家的關係，更不是教徒和教會的關係。
但是通過一些著名聖徒的傳播（如聖保羅的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教的信眾人數逐漸擴大，並逐漸影響到了政治。當發現戴克里先那樣的肅清依然無效之後，君士坦丁大帝承認了基督教並皈依。這一政策和漢朝的尊儒政策異曲同工，都是最高統治者對全國範圍內的思想進行統一認證，兩者的影響都一直波及至今。
此後當羅馬帝國轟然倒塌之後，法蘭克王國的創始人克洛維（Clovis），也皈依了基督教。這象徵著日耳曼人也逐漸開始信教。基督教在一些早期的著名傳教士（比如，將基督教傳入愛爾蘭凱爾特人的聖帕特里克，將基督教傳入英格蘭的「坎特伯雷的奧古斯丁」等）的不懈努力下，開始在歐洲大地生根發芽。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聖本篤（St. Benedict）思想的影響下，開始創辦修道院。（此時的修道院大概就和中國古代的寺廟類似，並不過多涉及政治）真正將基督教的權威開始展現的，是格里高利七世，從他開始起，教權開始和皇權進行爭鬥。而格里高利七世的想法很簡單，他想建立一個基督教化的統一的歐洲，以教皇為最高領導者，統治整個歐洲。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了教皇的選舉制度，堅決排除皇帝的干擾，為此他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教爭鬥。所以，教會是和國王、貴族領主們爭權的可怕對手。
也許有人會問，歐洲教會階級既沒有戰鬥力，也沒有軍隊，何以能和俗世君主抗爭？沒錯，在中國這樣的事情就基本沒有發生過（如果你非要算上黃巾起義或者太平天國的話。。）
但事實是，第一，教會階級基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本身就有自己的地方勢力。
第二，教會階級就像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一樣，是唯一受到高等教育的階級。他們掌握了豐富的知識，特別是管理和統治的知識。從修道院，到後來的教會學校，經院哲學是教會階級的法寶。
第三，歐洲的君主們彼此勾心鬥角，教會非常善於利用他們之間的不合，幫助一方打擊另一方。這一點在中世紀屢見不鮮，像亞歷山大三世、英諾森三世這幾個教皇，都是玩弄權術的頂尖好手。
第四，在民眾間，甚至是君主本人的內心深處，都依然相信教會是掌握他們死後命運的關鍵。所以教皇可以肆無忌憚地開除某個君主的教籍，並號召人民反對他。
第五，在中世紀末期，教會可以維持無政府狀態的秩序，因此受到商人階級（特別是意大利倫巴底自由城邦商人）的支持。
所以，教會階級雖然沒有直接的軍隊，但是卻依然可以掌握武力，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教皇烏爾班二世和英諾森三世發動的兩次十字軍東征（第一次和第四次），便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教會階級最終也無法完成統一歐洲的夢想。
這是因為，俗世的君主們從始至終都在對抗着他們的這一夢想，他們從來不肯乖乖交出自己的權力。（國王和教皇之間各種撕逼、妥協再反悔打臉的事情簡直喜聞樂見。。）到了英國法國的國王逐漸開始實施國家教會，抵制羅馬教皇的統治之後，教皇們統一之夢基本就破滅了。
此外還有一點，教會階級內部也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教皇和主教、教會之間的鬥爭也沒有消停過。到後來教會甚至希望建立一個教會版的君主立憲制，以教會會議的制度，來取代教皇個人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還有阿維尼翁和羅馬兩個教皇互相開除對方教籍的撕逼大戰等等。。）
下圖為教會階層示意圖。左邊是神職人員，右邊是修士等。
再有就是，教皇為首的教會過多參與俗世事務，爭權奪勢，又滋生了腐敗，引起了底層教眾和平民的嚴重不滿，基督教的神聖地位也一落千丈。
所以，即便歐洲的教會階級曾經權傾天下，但最終也無法實現以基督教形式統一歐洲的願望。
外力因素：
這個因素其實是和地理因素息息相關的。歐洲自身長期面臨著外界的挑戰，而且力量是完全不均衡的。游牧民族的兩次重大入侵，都把整個歐洲按在地上打。伊斯蘭世界也一直在威脅着歐洲（還有後來的俄國、美國）。整個歐洲不但形成不了和外界的長期制衡的抗爭能力，還身陷內鬥的泥沼和黑死病的大瘟疫。
後期因素：
從中世紀後期到啟蒙時代，民族主義開始抬頭，主權國家的思想已經漸漸深入人心。民族國家互相之間劃分了邊界，任何挑戰主權的戰爭都幾乎會牽動整個歐洲。
再到工業時代后，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君主貴族階級完全陷入和中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無窮無盡的鬥爭中去，遠遠不可能再統一歐洲了。拿破崙和希特勒分別嘗試了一次，但最終都功虧一簣。
至於現在，德國想當歐洲老大，英國人第一個跳出來不甩，法國人也不答應。美國人更不可能坐視歐洲聯合做大。所以。。。（嗯，所以同理，試圖將中國四分五裂的企圖，亡我中華之心，同樣是始終存在的。。不可不警惕。。）
網絡上有提到經濟因素，這也必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對此我也一直在思考。但因為個人還沒有能夠把經濟因素的脈絡整理清晰，就不貿然寫出來了，等理解透徹後會再補充進來，讓答案更系統更完整。
最後寫了這麼多，還得說一句，中國能長期處於大一統時期，得多虧了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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