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的第一印象不錯：有活力，人人有幹勁，效率挺高。服務行業態度和藹可親，熱情滿面，積極主動。我到超市一問他們的工作時間，簡直驚掉了：早八點到晚十點。比勤勞的中國人還勤勞。據美國的朋友說還有24小時營業的超市。這和暮氣沉沉、安逸的歐洲對比實在懸殊。在法國這就叫違反勞工法。要麼工會會組織罷工，要麼司法部門找上門來，大加責罰。也怪不得法國不少學者過去對我講，中國太像美國：發展模式像，生活模式也像。如果說區別，中國人是為了工作，美國人是為了金錢。而且根據美國人自己的說法，中國的效率大約是美國的兩倍。
這一印象印證了自己以前的一個看法：歐洲、日本、俄羅斯都已經沒落，只有中、美還有未來。不過，美國的條件確實比中國好。一是地緣政治優勢中國望塵莫及。中國鄰國大國多，日本、俄羅斯、印度不必說，那些小國也都不是善茬。菲律賓一個仲裁舉動給中國帶來多大麻煩，耗費多大精力和國際資源。二是美國資源豐富，許多都能自給。還有資源更豐富、關係更鐵的加拿大。中俄如果也能保持如此關係，中國資源壓力會小很多。三是相對而言，美國只有3億多人口，其國內問題的複雜程度和規模遠小於中國。
本來，以美國的先天稟賦和民族的進取特性，21世紀只會把中國拉的更遠，而不是被中國迎頭趕上。出現這種局面，有人認為是小布什的失誤。可是奧巴馬8年也沒能改變局面。另一個觀點則認為是制度。畢竟他們都是這個制度的產物，僅歸於某一個人並不公正。更何況美國是標準的三權分立，個人因素無法主導一切。實是整個制度運作的結果。
確實，兩國民眾都勤勞、進取，美國的內外先天稟賦都遠超中國，卻日益被中國迎頭趕上，不是制度是什麼？
其實許多美國學者也認為根源在於中國的制度。只不過他們是這樣認為的：專制制度遇到好的領導人，表現會遠遠優於民主國家。但遇到不好的領導人，就會前功盡棄。福山就是這種看法，還提出中國如何解決「壞皇帝」的問題。
但中國早就解決了「壞皇帝」命題，一是最高領導人經過長期基層鍛煉和全國選拔——過去皇權只是在家族裡，也無基層經驗。二是任期制。假如有不稱職的領導人，也會和西方一樣定期改變。
解決了「壞皇帝」挑戰的中國，自然表現將遠遠優於西方這種民主體制。
說起來，西方等着中國出錯然後再超過中國不過是一廂情願。其實真正決定中美競爭結果的，是看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從目前來看，美國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奧巴馬八年把美國的國債從10萬億美元極速上升到近20萬億，也就是說他八年欠的債等於過去美國兩百多年欠的債！對外則是反對中國搞亞投行，在南海挑釁中國。7月12號美國官員、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康達竟然在智庫發布演講時聲稱：南海是美國最高國家利益（topnationalinterest)。真是無比荒唐和愚蠢。
美國不改革自身，總寄希望於中國自己失敗或被它搞下去，怎麼能贏得這場競爭？
我們不知道美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何以如此，但是中國的自由派或許功不可沒：他們一直忽悠美國是中國的學習榜樣，既然美國是榜樣，自然無須改革。看來中國沒有被忽悠，倒是忽悠了美國。
我到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才發現在機場命名上，新舊大陸可謂不謀而合：都喜好冠以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英國是希思機場，法國是戴高樂機場，華盛頓另一機場是前總統里根。機場還有里根的雕像。不知這算不算個人崇拜。這是我對美國的第二印象。我想，如果北京首都機場命名為毛澤東機場，也樹立毛澤東雕像，估計西方和海內外某些群體必群起而攻之。
對美國的第三個印象是它的宏偉建築。許多地方頗有紀念碑式的風格。至於林肯紀念堂等地標場所更是巍峨。這竟然一下讓我想到北朝鮮。不管雙方目的為何，但風格上頗為相似，給人的感受也一樣：產生畏懼感、崇敬感。
第四個印象則是警察多，報亭少。來之前就聽說美國街頭警察密集。一到美國，發現果然如此。一下飛機先看到警察，到了出關大廳、等行李的地方也到處是警察。從機場出來也是如此。街道上，無論白天還是晚上，警笛聲不斷。這讓我想起幾天前在布魯塞爾開會，兩小時就聽到六次警車拉着警笛呼嘯而過。見微知著，可知西方現在的狀態。
華盛頓沒有綜合性的報亭。這和北京、巴黎、台北隨處可見報亭的情景很不同。原因暫時無法知曉，估計是美國特色，但感覺確實非常不便。
美國一個讓我意外之處是出租車非常方便。簡直和國內一樣，大街上隨手攔車，隨到隨走。過去總說歐洲打車難、出租車極少是因為家用車普及。可是美國也是家用車普及，何以出租車仍如此方便？當然出租車都是黑人在開，職業和種族如此固定化，還是顯示了美國的問題。社會上下流動如果和種族出身有關，實是社會的倒退。
最後一個美國不同之處（當然是和中國比，和歐洲比），是家庭門口懸挂國旗的現象很普遍。歐洲即使國慶節，家庭掛國旗的也很少，更別說平時了。這可能和歐洲二戰後去主權化的歐盟建設有關。德國是因為二戰原罪。中國則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去政治化有關。只有美國，象徵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旗依然高揚。這也從一個側面理解何以如今美國民粹主義盛行，以至於出現特朗普現象。
第一印象往往敏銳而未必準確全面。下面就看和美國學者們的碰撞了。
我在華盛頓一共和三位美國學者交流了看法。這裡要特別感謝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老師。他在很短的時間就安排妥當。從中也可見，中美如果合作，必然高效、務實，易出成果。如果換作法國，沒有一到兩個月的時間是不可能的。
第一位學者是馬偉寧先生（BrendanS.Mulvaney），美國海軍學院教授，還是復旦大學的博士。剛和中國軍方著名作家戴旭合出了一本書。由於他下午還要趕飛機，我們在華盛頓一家快餐店見了面，雖是快餐，但也有些名氣。吃飯時有個細節，再次顯示了美國的「文化」。我們各要了一盒酸黃瓜。可是我發現既無刀叉，也無筷子。原來要下手吃！美國人穿着隨意的現象也隨處可見。我旁邊一位食客居然身着帶洞的衣服外出就餐。
徵得馬偉寧先生同意，我可以無保留髮表我們的看法。以下只是大意，並非原話。
由於時間緊，我沒有客套直接發問：中美是競爭對手，雙方爭奪的是什麼？
他答：中美不是競爭對手，只是競爭者。比如在經濟上。
我追問：競爭對手和競爭者很難區分。關鍵是競爭的目標是什麼。這是理解中美關係的關鍵。在中國，一些學者和我一樣認為，中美在今天競爭的目標有三個——誰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誰的貨幣是世界貨幣？誰的制度更好？這三個目標不可能雙贏。
他顯然不同意這個看法：中國經濟總量20年、30年會超過美國，但人均不可能。政治領域並不是競爭的關係，適合一個國家的，並不一定適合另一個國家。
我回應到：我理解你的看法。可是這種觀點無法解釋中美關係的現狀。比如南海問題。美國反對亞投行。
他的觀點令我意外：南海並不重要。並不是雙方必須爭奪的領域。至於亞投行，所有的學者都認為是美國的愚蠢行為。
我又問：那麼中國不接受海牙法庭的裁決，您認為是正確的嗎？中國認為，美國就經常不遵守國際條約。
他並不贊同這一說法：現在形勢不同了，過去能做的事，現在就不合適了。
我換了一個話題：您認為中國的模式可以持續嗎？
他回應：中國發展很快，當然也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污染。但我認為是可持續的。
我繼續發問：那麼未來中國不可能實現西方民主化了？
他笑了：政治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好說誰最好。從歐洲角度看我們有黑人問題，有死刑，也有其他人權問題。中國的制度其實有不少民主因素。比如人民的代表性。中國沒有皇帝，也積極回應民意。
從歷史上看，我們是一步步實現民主化的，先是白人有產者有投票資格，到後來一步步實現普選。
我立即發問：如果中國民主化，可否像美國一樣一步步來？先是男性有產者、受教育的人有投票權？
他再一次笑了：中國民主化是應該一步步來，選舉應該是一步到位。至於怎麼一步步開始，我也不知道。中國今天的制度就是試錯型的，發現問題就調整。
我問了個敏感的話題：您認為中國一黨體制下，反腐敗能成功嗎？
這個話題顯然他很熟悉：我知道許多人說中國現在的反腐敗是權力鬥爭，但我認為中國是真的在反腐，是為了拯救這個黨，這個民族和國家。當然一開始會有激烈的做法，但以後會制度化。腐敗是很頑固的，美國也有腐敗。
我插話：都是相對廉潔。法國和意大利就是西方較為腐敗的國家。新加坡和香港則做到了非常廉潔。
他最後的結論是：我希望中國反腐敗能夠成功，但我確實不知道答案。
最後我自然不會放過對西方制度的質疑：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沒有未來。有兩個原因。一是種族結構。根據出生率，歐洲二十年後就全面伊斯蘭化。二是中產階級日益萎縮，歐洲和美國都不到50%，已成絕對少數。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原因則是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這兩大歷史趨勢。這也是福山憂慮的。
馬偉寧先生贊同歐洲已沒有希望了，無法改變。採取措施也已經太晚了。美國仍然還有機會改變。因為這種現象以前出現過。當愛爾蘭人大量湧入時，美國驚呼要改變自身特性。當意大利人大量湧入時，也出現同樣的擔憂，後來是中國人，現在是拉美裔。每一次美國都找到了解決辦法。
美國大選在即，自然也是我們的話題。他強烈反對希拉里，認為她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壞。他認為政府當然有存在必要，但不能決定我們買什麼醫療保險，不能決定我們幹什麼。他屬於保守派小政府的立場。
我笑道：中國人都支持特朗普，他主張美國事務優先，不願意介入國際事務。他當選，什麼TPP、南海問題，都不存在了。
他也大笑道：這很好。
第二位學者來自華盛頓著名的智庫。他同意我不記名轉述他的看法。我嘗試總結如下。
他不贊同中美競爭三個目標說。認為國際貨幣是美元還是人民幣，取決於市場的力量。而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決定的。我反駁說表面上是取決於市場，但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實力、發展和穩定。如果一個國家的這些要素被破壞掉，也就喪失了成為世界貨幣的資格（比如南斯拉夫內戰，就令歐元大跌。還有烏克蘭危機，也令歐洲削弱，影響歐元地位）。不過這個話題我們各自保留看法。
至於經濟總量中國超過美國，也不可能擁有美國同樣的影響力。美國的軍事優勢，盟國優勢。中國無法企及。
總體而言，他認為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中國都不可能趕上美國，所以他認為中美競爭的目標不可能是這三個領域，中美衝突也與此無關。
但問題出來了。何以解釋目前緊張的中美關係？美國戰略轉移、反對亞投行、推動TPP和積極介入南海又是為何？我特別把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康達的話告訴他（即南海是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他非常驚訝和意外，他顯然也不贊同。他雖然承認康達的官方身份，但否認是美國的官方立場。因為美國馬上要選舉了，南海問題由新政府來決定。康達如此表態的另一個原因是向亞洲盟國表示支持。
他認為南海問題，歷史權益不好衡量，中國歷史太長，其他國家沒法和中國比，而且歷史是變化的。1946年，美國幫中國在南海宣誓主權，那個時代大家的理念不同。現在的形勢和做法已經和過去不同了。
對於亞投行，他也承認美國的做法愚蠢（stupid)。但究竟是反對亞投行這件事本身是愚蠢的，還是反對是正確的，但反對的方式是愚蠢的，他沒有解釋。
中美關係緊張，他的理解是根源於如下問題：中國競爭導致產業轉移、失業率提高；網絡黑客問題；產品傾銷；中國意圖挑戰國際秩序等。亞投行就被視為中國要挑戰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秩序。他倒是明確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威脅。而且人員和經濟的交流作用有限，對改善雙邊關係的作用不大。
我也承認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是一個威脅，但不是有意為之。中國崛起打破了西方在工業品生產、資本輸出、原材料定價權的壟斷。這直接威脅到西方在全球的統治。
當我問他中國政治模式是否可以持續，他很乾脆地回答道：「Can」。當我問他中國未來是否會民主化時，他反問民主的定義，我說：多黨、一人一票。他立即答到：不可能。
我最後一個問題是：美國仍然認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嗎？他笑了：中國已無共產黨，何來共產主義國家？
我也和他交流了我們認為的西方面對的兩個挑戰。即種族結構問題和中產階級成為絕對少數。
他也贊同歐洲已經沒有機會改變。美國還是可以的。至少美國有學者在公開談這個話題。比如亨廷頓寫《我們是誰？》。憂心傳統白人成為少數會改變美國賴以成功的特性。但在歐洲，是政治不正確，無人敢面對。
至於中產階級萎縮，他還沒有關注，但是非常驚訝。我的感覺是美國學者除福山外，很少有人意識到自己的問題。總認為改革是別人的事。
他也問了我一個問題：中國在美國大選后將在南海採取什麼措施？
我坦率以對：這取決於誰當選。如果是特朗普，中國的動作就比較大。如果是希拉里，中國就會比較克制。特朗普主張美國第一，不想介入全球事務。那樣的話，TPP、亞太轉移、南海、東海就都不是問題。
他插話：可是特朗普也主張過韓國和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
我回應：核武器有國際條約，日韓受約束。但南海等問題沒有。其實如果特朗普勝選，不用等中國出手，其他相關國家馬上就會妥協、退讓。因為他們知道美國靠不住了。就如同英國一脫歐，土耳其總統馬上向俄羅斯普京道歉。是同一個道理。
第三位學者的觀點和前兩位大同小異。比如他也不贊同中美關係惡化是源自三個競爭目標，他認為是爭奪規則制定權，是捍衛紐約——倫敦金融秩序。再一個就是地緣政治。雖然美國主觀上的政策並不是要摧毀中國，但由於地緣政治卻不得不遏制中國。
我隨後問：那麼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假如中國未來西方民主化，雙方仍然是敵對？他點頭同意。
雖然我一向認為中美是利益之爭，不管中國採用什麼制度都無法改變競爭甚至對立的關係，但由一位美國學者坦率承認還是很震動的。
在談到中國模式是否持續、未來是否有可能採用西方制度模式時，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和自由派群體認為中國只有經改而無政改很不同。而且以經濟發展換取政治穩定是很好、很聰明的模式。不過未來當中國中產階級成為主流時，有可能會民主化。
我隨後反駁道：可是很多國家沒有中產階級卻早就民主化，如印度、泰國。他們的主體都是窮人和農民。中產階級一定是民主化的必然條件嗎？
整體而言，這位學者明顯對中國是友好的，他反對美國在南海的做法，認為應該和中國坐下來談；也反對美國用大棒逼迫中國遵守國際法（指南海仲裁），美國不應該繼續當世界警察；雙方應該合作。
和三位學者交流下來，對於中國何以在如此之多不利條件下，仍然能夠迎頭趕上美國有了更大的信心。一是連他們也終於意識到中國模式是可持續的，中國不可能採用他們的制度。第二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他們都沒有意識到美國必須改革了，福山只是一個少見的特例。畢竟，誰能贏得中美世紀之競爭，最根本的還是在於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治理好自己國家。連問題都意識不到，連自己必須進行的改革都無視，何談解決問題，何談贏得競爭？這就是此次美國之行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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