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剛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結果的演繹，當然免不了各取所需的情况。而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下，會受到某些意外因素影響。事實上選舉中會滲入一些意外或幸運成分，只不過在不同的選舉制度下，這些意外或幸運因素會以不同的形態出現。而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下，同陣營的候選人得票差距太大就是其中主要造成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目前這個投票制度行之有年，所有參選的政黨和人士其實都已經對這套遊戲規則相當熟悉。如果以兩大陣營來劃分，總得票和贏得議席的數量，隨着時間的發展，是愈趨一致；直到上一屆，也就是2012年才出現較大的歧異。
票多席少欠協調政治關係成疑問
大家對這個投票制度已經非常熟悉，所以已經沒有再排「一字長蛇陣」的陣勢，大家都盡量分拆名單，減少扣除全額選票的浪費，而且同一陣營的候選人盡量平均分票。在2008年的新界西，泛民就示範出完美配票的運作。入圍的5名泛民候選人，最高最低相差只有3個多百分點，配票程度近於完美。但到了上一屆，也就是2012 年，就出現大幅度改變，票多而席少。到了今屆，也維持同一局面。
這種票多席少的情况，可以歸因於協調欠佳。這一個描述，當然不能說是錯，但卻不是一個全面而合理的解釋。我們起碼可以再追問一個問題：如果大家把泛民劃成或起碼定義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團體，那為何協調不了？在一些選區，甚至是近於全無協調，又或者協調程度甚低？我們認為某一群人是同一個政治組織，那就是指他們之間有某一種政治關係，而這些關係又存在某些政治倫理；但當面對選舉，這一群人只是各為選舉結果而各自為戰，那這種政治關係，就存在許多疑問。
立法會選舉出現碎片化，而在這一大堆碎片之上，如何再劃分整合，是一門非常困難的政治工夫。當冒起的那一群以本土派為號召的年輕議員，和那些死抱泛民主派招牌的傳統泛民，勉強劃為一類，其含義為何？功用又為何？是值得大家深思。
就算真的把立法會一分為二，那一條線又應如何劃分？真的要一分為二，其實也可以用多過一條線。舉例來說，去計全港得票時，王維基的得票，究竟應該劃入泛民，還是歸類建制，其結論就莫衷一是。
建制泛民以對中央態度劃界
個人在年前，其實曾經撰文，分析什麼叫做「建制派」。本人得出的結論，這個「建制派」的定義，其實不是以政策，尤其是香港以內的政策為劃分，而是以目前香港的憲政安排基礎，尤其是對中央政府，以及對中央政府權威的態度來決定。所以泛民主派，不止是支持本港民主，某程度上還是反共，又或者排拒北京的中央政府地位，又或者對中央政府就《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解釋演繹作出對立抗拒。所以「建制派」的定義，是以跟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來界定，而不是以香港特區政府，又或者某人當特首來界定。
建制內部有分別可用「非泛民」定義
如果以這個定義來界定，那自由黨就是建制派內的成員，儘管可以定位在比較邊緣位置，但還是在建制派之內。如果按照這種定義，那王維基的得票，也應劃入建制派之內。當然， 「建制派」的定義，未必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相同，按照以上的定義，就出現這樣的結果。如果對「建制派」的定義有出入，那就不妨用「非泛民」的概念來定義，那就省卻陷入對「建制派」這3個字定義上的爭拗。
議席的得失，往往受到選舉策略、運氣，又或者一些偶發性因素，例如「雷動計劃」的錯誤計算所影響。但如果按兩大陣營得票來計算，那就可以剔除這些運氣和策略上的影響；因為「雷動計劃」就算是錯，也只是把同一泛民陣營的票撥來撥去，朱凱廸意外地拿下8萬票當「票王」，但票多數是來自郭家麒和李卓人，對整個泛民主派而言，議席起落比較大，但票則相對穩定。
如果以廣義的「建制」對「泛民」，又或者「非泛民」對「泛民」，兩大陣營的總得票大致上是維持在四成五對五成五的比例之上，儘管投票人數多了40萬，投票率升了5個百分點，但所增的40萬人和5個百分點的成分，都和上屆的劃分同步上升。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邊際比率和平均比率不變，這就令到新的平均率維持不變。過去的理論，投票率愈高對泛民愈有利，就是認為建制的票是鐵票，是相對固定。投票率愈高，泛民的邊際得票比率就跟着上升，結果令新的比例改變，泛民得票比例就上升。但今次破紀錄的投票率，新增投票人數，泛民沒有佔便宜，只是跟建制同比例上升。「高投票率對泛民有利」的說法被打破了。
二元對立變三分天下政治格局改觀
另一個要思考的要點是，把香港劃成兩大陣營還是否合適？如果由二元對立改為「三分天下」，那建制派就由相對下風的四成半對五成半，變成相對最大。四成半對三成半和兩成，一大兩中，那又完全是另一個格局。■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6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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