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瀏覽Facebook或是推特的時候，經常看到人們持有這樣的論調：2016年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年：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寨卡病毒，警察槍擊案，敘利亞泥潭般的局勢，超熱的天氣，大衛·鮑伊和「王子」普林斯相繼去世……當然還有唐納德·特朗普。
總之，種種事件讓2016年的大事件日曆看起來令人格外悲觀，而它也確實像是人們所說的「糟糕的一年」。不過，2016年並不算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且不說今年還沒有結束，要下定論還有些早。事實上，有不少年份同樣可以列入「人類最糟糕的一年」的名單。況且，我們很多時候感到「事情變得糟糕」，其實只是因為世界各地的消息傳播前所未有地聯通。另外，如果我們咬文嚼字一番，「最糟糕」的對象也不大相同，這個形容詞是對美國人而言呢？是對人性而言呢？還是關乎我們這顆可憐的星球呢？
Slate網站日前訪問了11名歷史學家，讓他們給出了自己心目中「人類最糟的一年」的名單，同時提出了評選的理由，以下是這些年份的詳情。
大衛·貝克：公元前72000年
在宇宙中，總是有很多的「壞年景」。不過，對於人類來說，最糟糕的一年肯定是他們剛好成為「人類」的那段時間。具體來說，可能是位於今天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火山大爆發的公元前72000年。那場火山爆發釋放出的能量大約有廣島原子彈爆發的150萬倍，甚至將山丘夷為湖泊。石頭與岩漿齊飛，火山灰幾乎覆蓋了整個亞洲，平均厚度達15厘米。天空變得灰暗，而地球上的溫度也因此下降。
這場降溫持續了很久，算得上是人類史上真正的「長夜」，與今天人們設想的「核冬天」也有着相似之處。食物供給大大不足，而根據今日的DNA檢測，活躍在當時的人類一度只剩下了3000-10000人，就是這麼一些人類，最終繁衍為地球上存活着的70億人之多的大群體，並讓我們成為了宇宙中獨特的一份子。
大衛·貝克（David Baker）是《大歷史課堂》（Crash Course Big History.）一書的作者。
彼得·彼弗蘭克潘：1348年
不少人認為2016年是尤為災難性的一年，不過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來說，2016年只是對歷史上的一些蠢事的重複：人們爭權奪利，而無能的上位者想出來的蠢主意卻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今日的政治局面無非如此，遠沒有1348年可怕。這一年，黑死病（Black Death）席捲了世界。
這場疾病沿着絲綢之路爆發，通過商業往來迅速到達了地中海區域。在短短18個月的時間裡，它至少殺死了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意大利詩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Petrarch）曾經這樣寫道：「我們對於未來的希望/與我們死去的摯友一同埋葬」。在當時世人的眼中，黑死病的到來就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當時，不少人建議「不要與任何女性有肉體的接觸」，而其他人認為赤足苦修，鞭笞自己可以解決問題。大馬士革的一位作家在他的書中記錄下了這場災禍，稱每天都會殺死數千人的黑死病為「坐在王座上的君王，並肆意濫用他的權力」。而街上堆滿了病死者未來得及掩埋的屍體。
對我而言，這就是地獄的景象。與1348年相比，我當然覺得活在2016年還算不錯。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黑死病的出現反而（莫名其妙地）促成了一段黃金年代的誕生：瘟疫過後，百廢俱興，經濟迅速得到恢復，而藝術之花也隨之盛開。某種程度上，風暴之後帶來的是燦爛的陽光。
彼得•弗蘭克潘(Peter Frankopan)是《絲綢之路：一段新的世界歷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
彼德·舒爾曼：1492年
如何評價「人類史上最糟糕的一年」，這是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通過一些確切的標準進行衡量呢？比如說，死亡的具體數字；又比如說，遭受痛苦的地域範圍——如果我們使用不同的標準，那麼「人類史上最糟糕的一年」很可能有着不同的呈現方式。不過對我而言，這一個年份是比較確切的，它是世界現代史的開端，很少有年份能夠比這一年更糟糕。我的提名是1492年。
在這一年裡，西班牙信奉的天主教的統治者費迪南德以及伊莎貝拉完成了征服摩爾人的格拉納達的「事業」。在短短數年裡，大約有五十萬居住在此地的，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被屠殺，改信，奴役或是流放；與此同時，西班牙王國也流放了境內大多數猶太人，後者大多在羅馬世代就定居於此，但他們遭受的迫害與驅逐並未減少分毫。西班牙在這一時間的一連串行為，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個「基督徒的歐洲」，而這一行為導致了此後多年地中海兩岸政治實體以及宗教信仰之間的巨大差異。
1492年最重要的一個事件是哥倫布首次航行至美洲。事實上，哥倫布並非首個到達這塊歐洲以西大陸的歐洲人，但他的這次航行在世界上都廣泛為人所知。從此開啟的大陸之間的遠洋貿易以及殖民活動，促進了西班牙及其對手國家們的實力迅速增長。
大約從16世紀早期開始，舊世界的各種疾病開始陸續傳到美洲大陸，並且造成了數次可怕的瘟疫。直到19世紀中葉，美洲原生人口在某些地區甚至下降了90%，而他們自身的文化也被抹除取代。此後，歐洲人又將非洲人口販運至新大陸，以便彌補新大陸普遍的人手缺乏現象。這一影響仍然延續至今。
在人類歷史中，幾乎再沒有像這一年那樣充滿了災難與痛苦的其他年份了。
彼德•舒爾曼(Peter Shulman)是《煤炭與帝國：工業化的美國能源安全的誕生》（Coal and Empire: The Birth of Energy Security in Industrial America）一書的作者。
克勞狄奧·桑特：1836年
這一年裡，美國正在進行兩場戰爭：在佛羅里達州與賽米諾人交戰，在阿拉巴馬州與克里克人交戰。當年7月4日美國國慶之時，一位佐治亞州的志願兵因為「剝下了一個印第安人的頭皮」而被舉杯慶祝。到了該年的年末，美國政府軍隊做好了侵略徹羅基人的準備，並強制搬離了這一部族的居民。這場波及全境的驅逐移民大戲——這是現代史上的首次——讓人思考，究竟誰才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單說1836年或許有些不太確切，但是在19世紀30年代，（跨州）奴隸貿易達到了其鼎盛階段，大約有25萬被奴役了的人自陸路或海路到達了西部種地，而僅在數年之前，這些土地還歸原住民所有。1836年5月，由於「挺奴派」與「反奴派」的政治家在國會上反覆爭執不下，前者通過了美國首部種族隔離法案。對於美國南方白人來說，那或許算是一段不錯的日子，但那是在原住民的家園以及黑人的生命之上達成的。
1836年是美國黑暗面的集中體現：在這一年中，種族主義以及毫無節制的資本擴張在北美大陸上橫行無忌。而這一現象也導致了苦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數以百計的銀行遭到破產，數百萬美金的壞賬（當時的美元遠比現在值錢！）無法兌現。金融系統總有恢復之時，但原住民被流放，黑人遭到奴役的歷史永遠無法抹消。
克勞狄奧·桑特（Claudio Saunt）是《革命以西：1776年的另類史》（Revolution: An Uncommon History）一書的作者，他同時也在撰寫《原住民：混亂的流徙與通向印第安土地之路》（Aboriginia: Mass Deportation and the Road to Indian Territory）。
約書亞·羅斯曼：1837年
我將選擇1837年作為「人類最糟糕的一年」，主要原因是，這一年來，幾乎每個生活在美國的人都遭受着威脅。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從總統之職下離職，而馬丁·范布倫（Martin Van Buren）毫不費力地獲得了總統的地位。不過，范布倫在任期間，他迅速地將美國的經濟搞糟——這個國家遭遇了史上首次經濟蕭條。馬丁·范布倫迅速得到了「馬丁·范廢墟」（Martin Van Ruin）的綽號，而這場蕭條也被稱為「1837年大恐慌」（Panic of 1837）。
數百萬白人居民的保障金在此次危機中遭受重創，而黑人的遭遇甚至更糟：白人奴隸主為了挽回損失、償還負債，而大量銷售黑奴，通常他們為了儘快脫手還在奴隸交易中提供極為「優厚」的折扣。與此同時，不少白人帶着奴隸來到了得克薩斯拓荒，大量美國人的湧入為當地原住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幾乎沒人在1837年的蕭條中倖存。至於美國當地的原住民，他們當時已經遭受了白人多年來的侵略。美國對塞米諾人的戰爭仍然在持續，而契卡索族也在俄克拉荷馬西南開始於美國開戰。而與徹羅基人接下來的戰爭也帶來了非常多的死亡與痛苦。
同時，在美國中西部地區，伊利諾斯州的一小撮白人處死了當地的牧師及作者，持廢奴主義觀點的以利亞·洛夫喬伊（Elijah Lovejoy）。奴隸製造成的衝突從廣泛的騷擾發展到了暴力與謀殺。雖說歷史上有不少年份跟1837年一樣糟糕，但對於美國人而言，這一年完全是災難性的。
約書亞·羅斯曼（Joshua Rothman）是《泛濫時光與熱夜之夢：傑克遜時代的資本主義以及奴隸制度》（Flush Times and Fever Dreams: A Story of 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the Age of Jackson）一書的作者。
瓊恩·T·科爾曼：1876年
1876年是一個骯髒的年份，它導致了之後數十年種族衝突以及社會重創，也是史上最差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有一場分裂的總統選舉被完成，而社會重建在討價還價中草草結束。此前，無數美國人在南北戰爭喪生——對於美國而言，南北戰爭的幾年確實讓人難以忘懷，但戰後南方州種族問題的反覆，才是一個悲劇：無數美國良家子的鮮血白白流淌。
而1876年並非一帆風順，這一年，美軍在小大角河戰役（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的戰鬥中擊敗了印第安聯軍，而在大平原地區開展的捕獵野牛活動讓生態環境破壞頗多。如果以上這些理由都不能讓你討厭這一年的話，那麼1876年還有這些事情發生：南卡羅萊納州種族襲擊頻發；普林斯頓，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組建了橄欖球聯盟——在之後數十年裡，這裡都是令人頭疼的，種族主義產生的溫床。
瓊恩·T·科爾曼是《修·格拉斯安息於此：一個山地人，一個狗熊以及美國民族的崛起》（Here Lies Hugh Glass: A Mountain Man, a Bear,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ation）一書的作者。
瑪尼沙·辛哈:1877年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對於目前推特上留下的hashtag「最糟糕的一年」持有懷疑的態度，現在大家有這種看法，大多數還是由於個人的觀感以及發生的事件尚且不能在歷史中衡量有關。推特賬號@evankindley進行的一項快速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2016年是2000年以來最差的一年。我懷疑，大家挑選2016年是「史上最糟糕一年」的原因主要與現在看起來毫無止境的恐怖襲擊，當前美國糟糕的總統選舉政治以及警察被射殺事件有關。不過，如果唐納德·特朗普今年當選的話，今年倒是絕對能算得上是本世紀最糟糕的一年之一。
我們仍然可以從歷史長河中找出比今年更糟糕的年份：黑死病在歐洲爆發那年；亞洲或是非洲爆發飢荒的那年；美國開始屠殺原住民那年；泛大西洋奴隸三角貿易開始那年；歐洲帝國主義正式崛起那年……或是希特勒崛起那年。
不過，如果讓一個專註美國十九世紀史的歷史學家挑選的話，1877年或許會是他的選擇。在這一年，種族和解策略未被完善，美國重建時期正式結束，種族隔離政策開始實施——這一年的影響對美國而言持續了一百多年。今日美國的不少社會問題，都可以溯源至1877年“完成”的重建未能將黑人平等整合於法律、政治、經濟、社會體系之中。
瑪尼沙·辛哈（Manisha Sinha）是《奴隸問題：廢奴的歷史》（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Abolition）一書的作者。
凱文·克勞斯:1919年
美國贏得了一戰，但從此與「和平」無緣；一位參議員反對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加入國聯的條約，對他進行杯葛。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結束了戰時開銷以及相關管理計劃，美國的通貨膨脹現象直線上升，失業率飆升至20%。此外，一場史上最恐怖的流感疫情殺死了近五十萬名美國人。
憲法第十八修正案讓「禁酒法案」正式生效，並為美國帶來了無法無天的十年。而臭名昭著的「1919血腥夏日」掀起的全美各地的種族主義浪潮令人生畏：因為暴力行為，在5日內芝加哥就有38人遇難，並出現了500名傷者；與此同時，對黑人的私刑仍在繼續，包括10名義警在內的76名黑人被殺害。
1919年秋季，美國又發生了極為浩大的工人運動：包括35萬名印第安納州的鋼鐵工人，42.5萬名煤礦工以及波士頓幾乎全部警員都舉行了罷工活動。這些罷工活動大多受到當時在俄國開始的十月革命的啟發。隨之而來的是威脅：不少企業家以及官員都收到了威脅信乃至郵件炸彈，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以及大亨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1月份之時，總檢察長A·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自己也受到了炸彈威脅。第一次紅色恐慌（Red Scare）由此開始。在此期間，整個美國都開始逮捕激進分子，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這也是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自由所受到的最大傷害。
總而言之，1919年是充斥着政治混亂，社會恐慌，經濟危機，流行病，血腥的種族屠殺，浩大的工人運動以及令人恐懼的政府越權的一年。它絕對算得上是人類史上「最糟糕的一年」的有力候選。
凱文·克勞斯（Kevin Kruse）是《上帝之國：「企業的」美國是如何造就「基督教的」美國的》（One Nation Under God: How Corporate America Invented Christian America）一書的作者。
馬特·戴爾蒙特：1943年
即使在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些歲月里，1943年也尤其糟糕。每周都有可怕的大屠殺發生，1943年春天之時，納粹德國殺死了130萬名猶太人。當時，納粹的暴行已在全世界傳開，但當時的同盟國並沒有能力也沒有意志去拯救那些災難中的歐洲猶太人。波蘭的猶太裔政治家什穆埃爾·賽傑波姆（Szmul Zygielbojm）在華沙集中營自殺，他的妻子和兒子死於此前集中營中的暴動，什穆埃爾寫下這樣一封自殺信：「我將以我的死亡，對整個世界面對猶太人屠殺的熟視無睹進行最終抗議」。
二戰同時加快了英國本土對事物的需求，為了保證英國士兵以及市民的供應，英屬印度地區在這一時期的糧食出口大量增加，但在實際生產糧食的孟加拉省（Bengal province）區域，大約有三百萬人死於飢餓。
在美國，激進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在1943年的夏天，據報道一共有240起襲擊事件在城市或是軍事基地發生，洛杉磯發生的阻特裝暴動（Zoot Suit Riots in Los Angeles），哈林和底特律發生的騷亂都值得注意。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首席法律顧問成為了美國最高法院的首位黑人法官。他寫下了一份標題為“底特律的蓋世太保”的報告，曝光了底特律官方數十年來對警方針對黑人的暴力行為的熟視無睹。在這份報告中，他寫道：「大多數流下的鮮血，粘在了底特律警局的門口」。
我選擇1943年的原因並不單單是因為有不少壞事情發生，也因為這些歷史是人類無法阻止邪惡的證明。1943年展現了公眾對於暴力的警覺未必會讓他們不參與其中，而美國歷史上也並不存在種族之間的「黃金年代」。
馬特•戴爾蒙特（Matt Delmont）是《為什麼校車會失敗：學校阻止歧視中的種族，媒體與國家阻力》（Why Busing Failed: Race, Media, and the National Resistance to School Desegregation）的作者。
蘇珊·斯特拉瑟：1968年
要讓我評價史上最差的一年，我還真不知道。如果不是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位老人的觀點來看的話，我會說1968年。在那年12月31號的時候，我大概只會對「新年快樂」這句話感到悲觀。
當年，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以及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刺殺；美國各大城市都產生了騷亂；「布拉格之春」之後，蘇聯人的軍隊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巴黎學生運動潮起潮落；芝加哥民主黨全國大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在每個例子中，都有人死亡，更多人受傷。
當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當選成為了美國總統。而當時有關越南的新聞也經常縈繞在美國人的心頭，我還能想到當年發生的美萊村大屠殺（My Lai Massacre）——直到1969年，美國人才知道這件慘案的發生。要知道，不像因特網以及社交媒體如此發達的今天，那個年代的人們只有三個電視頻道可看，我們不得不在吃晚飯的時候聽到有關死亡與毀滅的相關新聞。
蘇珊·斯特拉瑟（Susan Strasser）是《滿意的保證：美國大眾市場的形成》（Satisfaction Guarantee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一書的作者。
馬修·普拉特·古特爾：2003年
基於我對於長期民主的理解，我會給2003年投一票。
2003年2月，布殊政府與無視了在世界各地湧現的，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戰抗議，與他們的盟友一起向伊拉克開啟了戰爭。在曼哈頓，超過10萬名抗議者集結在聯合國大廈附近，在街道中央阻塞了交通，令城市陷入癱瘓。而我們也能在歐洲各大城市中看到規模更大的抗議人群。
而被主要電視網絡所控制的美國媒體，幾乎把抗議的事實掩埋在了信息流中。紐約當地的晚報用一個巴格達的抗議者圖片代替了城市中抗議的人群——這次確鑿無疑的替換讓人無法接受。媒體同時還用半真半假的事實來為當時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徑背書。當時，民主共和兩黨都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伊拉克與9-11恐怖襲擊有關，但他們仍然同意了開啟戰爭。
戰爭如計劃般地開始，而這場戰爭最終造就了一個糟糕的世界：強權外交，人肉炸彈，無人機嗡嗡亂飛，武裝四起——這就是我們現今生活的「美好」世界。
馬修·普拉特·古特爾（Matthew Pratt Guterl）是《現代美國種族初探》（Seeing Race in Modern America）一書的作者。■
（翻譯:劉言蹊）
來源：Slate
原標題：Is 2016 the Worst Year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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