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日，是聯合國新秘書長上任的日子。新任秘書長在中國得到的關注並不高，多數人甚至都叫不出他的名字——古特雷斯，更不知道他的出身和過往經歷。不光中國，國際媒體對新任秘書長也不甚感冒。細心觀察，可以發現，從安南到潘基文再到現在的古特雷斯，聯合國秘書長的存在感呈遞減趨勢。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人能記住的聯合國秘書長無外乎兩類，一類是在國際舞台上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讓人刮目相看的政治家；另外一類則是跟中國有「淵源」，對中國友好的「老朋友」。
安南是第一種，他在國際事務中的斡旋能力有目共睹，中國外交部在他卸任時也給予了很高評價。潘基文則屬於第二種，因為他是第一個來自亞洲的聯合國秘書長，甚至有傳言他的祖籍是福建，很多中國人覺得攀上了「親戚」，臉上貼金不少。
不過相比關注安南在工作上的成績，中國的媒體似乎更關心潘基文卸任後會不會參選韓國總統。對他在聯合國的工作，有媒體甚至直言不諱：潘基文能夠在2012年連任並不是因為他有多優秀，而是因為「無害」罷了。
潘基文是不是史上存在感最弱的聯合國秘書長」的話題也經常出現在各大論壇上。所以從聯合國秘書長工作的維度來看，潘基文在國人心中的存在感顯然低於安南。
有人可能會為古特雷斯叫屈，認為他作為剛上任的新面孔，還沒有什麼像樣的政績，得不到關注很正常。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新一任聯合國秘書長「選舉」從去年4月份就已經開始，歷時6個月，古特雷斯也早在2016年10月13日正式被任命，並且發表演說。如此長的周期都沒有讓大家真正記住他的名字，只能說明媒體意不在此。
不光是中國，全世界的民眾也越來越不在乎聯合國秘書長到底是誰。
安南好歹還得過諾貝爾和平獎，在西方國家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剝離了和中國的關係後，潘基文在國際輿論面前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美國電視新聞網曾經在美國街頭隨機採訪路人，問他們本屆聯合國秘書長是誰？有回答「我不知道」的，也有說「是那個印度人嗎？」，總之回答正確的人少之又少。另外一份調查則顯示81%的美國人要麼對潘基文沒什麼看法，要麼根本沒聽說過他是誰。
媒體的評價就更加不客氣了。《外交政策》貶他是「有史以來最無能秘書長」「唯一成就是當選秘書長」，英國《經濟學人》更是諷刺他的政績「只能得20分」。
關於新一屆聯合國秘書長的選舉，美國《時代周刊》早在去年7月就吐槽過：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將會有一個新的聯合國秘書長誕生，又有多少人會真正關心他是誰。
總之，從最近幾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存在感來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輿論，都經歷了一個關注度不斷降低的過程。
因為是「正球級」官員，所以大家會不自覺地對聯合國秘書長帶有很高的期望，認為他可以出手擺平很多事情，其實他受到的限制比你想象中還要大。
限制首先體現在遴選機制上。按照規定，聯合國秘書長需要得到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的至少9票支持，並且5個常任理事國中沒有一個反對，才能獲得提名任命。雖然從今年開始，候選人可以由全體會員國公開提名，並且需要參加相關大會演說，以及競選陳述，看上去很民主，但最終的決定權還在5個常任理事國手上。
其次，從這樣的「選舉」機制中也可以看出聯合國秘書長的權力到底有多大。在《聯合國憲章》中關於秘書長的權力有這樣一條描述：「秘書長可將其認為可能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請安理會注意。」也就是說，聯合國秘書長充其量只是安理會（尤其是5大常任理事國）的「秘書」而不是什麼「長官」。
不過，是選擇只做5大國的「秘書」還是願意承擔更多「長官」的責任，依賴秘書長個人的性格以及魅力，最後產生的影響也不相同，典型的案例對比就是安南和潘基文。
由於聯合國秘書長本身的權力限制，安南在斡旋過程中更多發揮了自身的魅力，例如，1998年，安南親自到巴格達與薩達姆會面，邀請薩達姆抽雪茄，薩達姆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過去，並且說：「我從來不與聯合國的人一起抽煙，你是一個例外。」安南的出馬最終使得伊拉克核武器危機暫時化解。與此相比，潘基文就沒有這麼吃得開了，為了解決敘利亞危機，他多次打電話給敘利亞總統，但都遭到拒絕。潘基文甚至在2012年任命安南為阿盟敘利亞問題聯合特使，以和平解決敘利亞問題。
另外，兩人之間的差異還體現在他們對待美國的態度上。當美國2003年繞過安理會擅自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安南感受到聯合國多年辛苦營造的尊嚴和威望消失殆盡，公開批評美國發動戰爭不合法。2009年，潘基文公開批評美國欠聯合國8億多美元會費，引發白宮激烈反彈後，又專門道歉。一位來自非洲國家的外交官稱他為一個只對美國說「是」的人。
正是因為不同的態度和表現，安南和潘基文兩任秘書長在媒體報端和人們頭腦中留下的印記也不同。
然而，聯合國秘書長存在感不斷降低這口鍋也不應該由潘基文一人來背，更應該看到潘基文的十年正好對應聯合國整體衰落的十年，大勢所趨，也不怪潘基文束手束腳了。
衰落既有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也有聯合國自身積重難返的痼疾。
外部挑戰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全球新出現很多複雜多樣的議題，安理會內部協商一致的解決辦法更難實現。另一方面，出現了國際問題和國際爭端解決的替代機制，很多大國開始對聯合國態度冷淡，更加傾向於在自己主導的體系，或者建立一套新的機制解決問題。比如，隨着G20的逐漸實體化，很多學者認為它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擔和替代聯合國的某些職能。
大國繞開聯合國尋求其他機制解決問題也是看到了聯合國內部存在的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官僚體制以及由此帶來的低下的運轉效率。一位在聯合國任職超過30年的美國籍助理秘書長2016年3月給《紐約時報》寫了一封題為「我愛聯合國，但它正在衰落」的公開信，直指聯合國的官僚體制弊端，「大量的不當管理」讓這個機構處在衰敗中，「我們需要一個聯合國，裡面的人把做正確的事當成常態」。
雖然受關注度不夠，不少媒體還是對新上任的秘書長表達期待，這主要源自古特雷斯的兩個背景，一來他曾經當過葡萄牙的總理，有與其他國家元首溝通斡旋的經驗和能力，二來他在聯合國難民署任職10年，這樣的經歷正好可以幫助他在秘書長的位置上更好地處理難民問題。但是過往經驗並不一定都是「正資產」，古特雷斯要想刷出存在感，必須要有所作為，尤其在國際安全領域。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聯合國如此龐大的機構，存在很多內外掣肘的問題，如何在現有的框架制約下提出一些議案並着手解決相關問題存在不小的難度。除此之外，他還要考慮很多現實問題和不確定因素。首當其衝的就是資金問題，根據媒體報道，聯合國通過阻止以色列建設定居點的決議后，以色列總理內塔亞尼胡就下令將以色列向聯合國提供的資金削減3000萬新謝爾克（約合800萬美元）。另外，美國在聯合國資金的供給問題上也存在內部鬥爭。聯合國的運轉離不開這些資金，尤其是美國，它所提供的資金占所有資金的20%。
此外，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則來自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對聯合國充滿懷疑，認為它只是一個「聚會、聊天、享受的俱樂部」，甚至會對美國的主權構成威脅。特朗普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巴黎協定」以及對待難民問題上的保守態度更是與聯合國的工作和主張格格不入，未來是否會爆發更多的糾紛和衝突，考驗着新任秘書長以及這個龐大而臃腫的機構。
聯合國存在很多問題，改革也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但是它畢竟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在氣候變化、消除貧困等議題上也做出了一些成就（雖然還遠遠不夠）。最好的方式是不讓他成為雞肋，不要所有的事情都繞過它來解決，而應該讓它真正發揮作用，要做到這些，「正球級」的聯合國秘書長也需要加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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