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機發展到今天，勸架的中國，越來越有一種打架的氣氛，所謂氣氛就是罵戰開始，中朝兩國媒體口水戰也越來越失去理性，變成了一種純情緒上的發泄。
關於中國媒體罵架的功夫就不多說了，反正是句句占理又能引人注目，但某些媒體的德性這些年我們時常領教，要是真跟朝鮮幹上了，反手抽中國耳光的肯定也是媒體，一樣句句佔理。
如果將時針拔回到1962年，深入剖析一下當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美國的處置方式堪稱教科書。這場危機對全人類的威脅要遠遠大於朝核危機。
教科書的比喻並不是指美國處置危機過程有多完美，而是情緒與理性，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對比啟示。
危機之初
古巴卡斯特羅政權對美國入侵的擔憂，對古巴安全面臨的威脅恐懼，跟朝鮮（金家三代）有很多心理上的相似之處。
古巴恐懼的理由：
一，美古不可能和平相處，美國不惜動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古巴政權。
二，1961年維也納會議上蘇聯沒有堅決保護古巴的表態。
但誰也沒想到到了1962年，卡斯特羅會允許蘇聯將遠程核導彈部署在古巴，沒有古巴的同意，蘇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7月，軍運船隻開始抵達古巴。
8月，古巴港口的蘇聯貨船（不含油船）已達37艘，其中20艘載有軍事物資。
9月，第一批進攻性導彈運抵古巴。
然後是導彈拖車，加油卡車，雷達牽引車，以及薩姆防空導彈，噴氣式轟炸機（可載核彈），最後還有22000名士兵和顧問（掌控，裝配這些武器，有點像薩德入韓）。
所有運輸都是在絕密狀態下進行，相關港口居民都被疏散一空，軍運船隻在夜間靠岸，陸上運輸路線亦是絕密。
但CIA在8月份就已經察覺到蘇聯對古巴援助中的「新的，異常的東西。」並上報了總統。
總的來說，CIA還是判斷蘇聯對古巴的軍援依然局限在防禦性武器範圍，論據是蘇聯從未在境外部署過進攻性導彈（包括東歐），更不可能冒着美國作出軍事反應的危險之下，將進攻性導彈運入古巴。
從這種判斷出發，白宮主要成員對古巴軍事部署具有進攻性的說法一概否認。
8月24日，美國國務院情報司負責人希爾斯曼向國會保證，古巴軍事裝備是防禦性的。
9月4日，宣稱「沒有證據說明古巴出現了進攻性導彈。」
9月19日，美國情報委會員在內部評估報告中再一次確認，蘇聯不會將進攻性導彈運入古巴。
一直到10月14日（15日偵察照片證實了古巴有進攻性導彈），總統顧問邦迪依然不認為蘇古之間有進攻性部署。
判斷上的失誤使美國浪費了許多制止危機升級的時間，也陷入了起初的被動之中。
美國國內則因為不久要舉行的國會大選，而將古巴問題演變成了一場政治口水戰，印第安納州參議員（共和黨）呼籲總統不要再研究局勢，要趕緊行動，保衛美國利益，阻止蘇聯導彈進入古巴。
則在8月29日予以回擊，說議員們「不負責任！」
9月13日，重申古巴的軍事部署不是挑釁行行動。
10月13日，去印第安納州拉票時，痛罵有人「自封為將軍，想把別人的兒子送上戰場。」
儘管白宮不斷否定古巴威脅，但從8月下旬就採取了預防措施。
總統的弟弟羅伯特.（司法部長）還與蘇聯大使多勃雷寧舉行密談，傳達總統對古巴事態的關切。但問題是多勃雷寧作為一名大使的確不知道蘇聯軍事部署目的，堅決否認了傳聞。
9月5日開始，17日，26日，29日，10月5日，7日等時間，U2偵察機陸續拍攝到了古巴的薩姆導彈發射場，米格飛機，導彈巡邏艇，伊28轟炸機等重要照片。
10月15日深夜，CIA攝影情報分析小組確定蘇聯在古巴部署了戰略核導彈，並馬上通知了邦迪，邦迪16日早上向作了滙報。
暴跳如雷，因為赫魯曉夫不但向他說了假話，而且以這種方式挑釁總統本人。
從的角度看，古巴導彈危機已經是客觀事實，它的政治威脅遠大于軍事威脅。
因為如果不堅決有力的回擊蘇聯，那麼美國的大國形像，總統形像和自尊心會全被砸得粉碎，另外白宮和國會也將陷入一場政治危機。
美國的應對
要求邦迪安排一次最高級會議，以便進一步核查證據材料，提供解決方案。這個小組成員為：內閣部長，總統私人顧問，及前國務卿艾奇遜，前駐德專員麥克勞伊。
10月16日，上午11點45分在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小組會議，這個小組被命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簡稱「國安委執委會」。
執委會最終確定的人員，1，總統最信賴的專家，2國務院，國防部，CIA等機構中的核心成員。但沒有任何一名國會議員，也沒有設立國會聯繫人。
議員幫不上忙，而且如果請了某幾位議員，那麼其它議員就有被排斥的感覺，一律不請在政治上風險最小。
整個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主要議事機構就是這個執委會（它沒有正式編製），內閣則被甩在了一旁。
既沒有召開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沒有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成員會議。
執委員的出現，說明美國戰略（導彈危機處置）的主要部份並不是在憲法規定的政府機關中醞釀製訂。
執委員所有討論內容為最高機密，決不能向外界有任何泄露。也就是說在這時，美國媒體仍然不知道白宮已經確認蘇聯部署了核導彈在古巴，所謂的公眾知情權就是這麼回事。
過早泄密，只能使美國民眾陷入憤怒和驚恐之中，另外，蘇聯也將加緊部署。如果美國想奪回主動權，就必須在準備好行動方針之前，不得泄露總統等人已經知道這一事實。
保密程度不亞於二戰時期的重大軍事行動：
一，參會人員對家屬和秘書必須守口如瓶。
二，官員必須在沒有助手的情況下打字或書寫。
三，參會高官必須經常在不同地方亮相（像國務卿臘斯克當時就是自己打字，並時常公開參加一些無關緊要的活動，以免媒體或別國諜報人員生疑）。
在執委會內部，沒有級別和地位高低之分，國家安危面前，級別高低算得了什麼？
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有多種方案出現：
一，空襲古巴，摧毀導彈基地。
二，除了空襲不排除入侵古巴。
三，用海軍封鎖。
四，外交試探。
10月16日（周二）早上是第一次正式會議，其實將各方意見歸納起來，美國無非是兩種選擇：
一，空襲
二，默認。
主張默認的是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他的意見是要避免與蘇聯爆發核衝突，危機從長遠看是一個戰略問題。他說：「導彈就是導彈，至於你是被莫斯科飛來的導彈還是古巴飛來的導彈殺死，請問差別在哪裡？」
總統顧問邦迪和不少人贊成這種主張，應當先與蘇聯進行外交上的試探。
堅決反對予以默認的政策。「美國對蘇聯的所作所為不能一律加以接受。」
主張空襲的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國防部助理部長尼采，財政部長狄龍。
總統表態後，邦迪轉向支持空襲，艾奇遜則成了空襲論的主將。在主戰陣營眼中，「導彈危機」不是一場危機，而是一個最好的理由，可以藉機將卡斯特羅的古巴從西半球抹掉。
第二次會議中，空襲論受到質疑，副國務卿鮑爾頭一個反對空襲，麥克納馬拉部長和副部長羅斯韋爾堅持反對空襲，而主張封鎖。
兄弟也不贊成空襲，
第一，空襲無法確保摧毀所有導彈發射基地，只要有一枚核導彈反擊成功，美國將無法承受。
第二，美國無論是傳統還是歷史，都不容許偷襲，「珍珠港」式襲擊，是可恥的行為。
麥克納馬拉的封鎖論，最終為所接受，他的理由是：
一，偷襲可恥，有損美國威信。
二，一旦採用空襲，就排除了其它所有選擇。
三，外科手術式打擊在軍事上不現實。
最後他警告，空襲將使危機升級。
周四晚上的會議上，執委會思想開始形成統一，贊成封鎖的建議，美國應當給蘇聯一個選擇的機會。
在直接軍事接觸之外，赫魯曉夫可以讓他的運輸船掉頭離開，而不是停下來而臨美軍檢查，兩個核大國之間，有選擇機會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在三軍參謀長的極力反對下，還是着手指示秘書索倫森準備起草講稿，宣布進行封鎖。
周五早上，召見三軍參謀長等空襲派，聽取他們的陳述。艾奇遜堅決反對封鎖，力主在導彈能使用前一舉摧毀古巴基地，他的意見是「核武器已經在那裡了（古巴），它能夠殺死幾千萬美國人，蘇聯對襲擊作出軍事反應只是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封鎖不一定能保證核武器全部撤出古巴。」
沒有被說服，最終還是封鎖派取了勝利，在周六作出決定之前，召見了空軍戰術轟炸司令部頭頭們，沒有一個司令敢保證能摧毀所有的古巴導彈基地和核武器。
認為「就算封鎖無法令蘇撤完所有導彈，但空襲也無法完成這項任務」。那就應當給蘇聯人一個選擇。
在面對軍方的憤怒下，拋出了替罪羊，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森為了尋求在外交上的主動，提議：美國從古巴關塔那摩基地撤出美軍，拆除意大利朱庇特導彈發射場和土耳其導彈發射場。
全部予以拒絕，雖然朱庇特基地早已陳舊，拆除令也已經下達，但這時反而不能去拆，以免蘇聯理解為美國在壓力下讓步。
所有人將怒火噴向了史蒂文森大使，有人說他在搞「慕尼黑」，國難當頭想綏靖，這種指責等於說他是叛國。
將他當成了犧牲品，這種不好受的滋味一直纏繞着史蒂文森，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
為了防止史蒂文森在美國將問題提交聯合國（搶在蘇聯前）後，過於軟弱，派麥克洛伊去「協助」大使。
10月2日下午五點，會見了二十位國會領袖，通報了事態的發展。議員們對事前沒有透露任何情況極為不滿，共和黨的哈勒克表示雖然支持總統決定，但要求將以下情況記錄在案：總統事前沒有就古巴危機徵求過國會意見，現在只是通報。
憋着一肚子火回到白宮書房，向全世界發表了廣播講話，說明古巴局勢以及為什麼要實行封鎖？但封鎖一詞改為了「隔離」。同時表示古巴無核化是美國堅定不移的目標，重點強調「隔離」只是初步措施。
星期一宣布隔離，但一直到星期三才付諸行動，這48小時，就是距離最近的蘇聯貨船抵達隔離線所需要的時間。
解除危機
隔離時間內，一切重要細節由總統班子親自掌握：
一，勒令哪些船隻停航。
二，停航命令宣布時間。
三，哪些話可以講，哪些話不可以講。
四，沒有總統命令，不得登上蘇聯船隻檢查。
周四，蘇聯油輪布加勒斯特號駛過隔離線，美軍沒能登船檢查，美國民眾情緒非常不滿。
周五，總統下令登船檢查一艘黎巴嫩（蘇聯租用）貨船，扳回一城面子。
最終古巴導彈危機，以蘇聯人撤回導彈，發射場停工，在聯合國內進行談判逐步化解。
但沒有美國強大的核威懾力和常規武裝力量打擊力，蘇聯就不可能被嚇退。
赫魯曉夫考驗了美國人的意志，美國也經受住了考驗，這種考驗極度危險，雙方都是在刀鋒上行走。
這場危機告訴我們：
1，戰略決策的主要內容並不是在正規的政府機構中制訂。
2，立法機構（國會）在整場危機中的作用極其有限（執委會沒有告知他們）。
3，在危機期間，美國公眾輿論在形成決策的過程中所佔分量可有可無。
4，將應對危機的決定，實施，監督的權力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最後，再分析一下第3點：
美國民眾的知情權來自媒體，一旦在白宮提供信息的範圍之外，媒體便別無所知，民眾思想顯得異常混亂和不明真相。
白宮盡了一切力量，以代表公眾輿論方式利用了公眾輿論。總統通過強調古巴導彈威脅，做到了「製造輿論，而不僅是對輿論做出反應。」
當時儘管《紐約時報》的名記賴斯頓在周六就搞到了導彈新聞信息，但懾於白宮力量，一直拖到下周一（白宮聲明之後）才予以報道。
換句話說，美國媒體在危機中，沒有與國家唱反調（或被有效控制），輿論導向也非常明確，真正的敵人是蘇聯，而不是古巴。逼迫真正的敵人讓步或妥協，危機便迎刃而解。
然而這一切的背後是實力做後盾。
從朝鮮核問題爆發到今天，中國的被動局面歸根結底還是實力問題，相信中國實力在將來肯定會大大提升，那時我們有更多的手段來解決朝鮮半島一系列問題。
然而，中國某些媒體正在試圖把一個勸架的變成打架的，還沾沾自喜，這可不像是單純的情緒問題，真的挺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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