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境「對峙」持續一個月，雙方在實地和外交層面的隔空對戰不斷升級。對於印度防長那句「印度早已不是1962年的印度」，外交部的回應則是「沒錯，2017年的中國也不是1962年的中國了」。
對大部分國人來說，無論是調侃式的「三哥」，還是經常出現在網上的「摩托疊羅漢」、「懸挂坐火車」，都是鄰邦印度的模糊形象。為什麼印度人如此在意1962這個年份？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那場印度的慘敗的？曾在印度居住多年的島叔恆河沙今天給你講講這其中的故事。
1962年到現在已過55年了。但印度人仍生活在那一年的陰影中，沒有走出來。
1962年10月，中印戰爭爆發，印度慘敗，這一年從此成為印度人心底永遠難以解開的心結。印度喜馬偕爾邦下達蘭薩拉有一座戰爭紀念園，園中央豎立着幾塊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鐫刻着印度獨立以來歷次戰爭中陣亡軍人的名單，中印戰爭的名單最長。
對於中國人而言，中印戰爭可能只是一場普通的邊界戰爭，它沒有朝鮮戰爭慘烈，也沒有中越衝突持續的時間長，以至於不少年輕人甚至都不知道它。可它在印度人心中卻是刻骨銘心，永遠難以釋懷。
跌落
中印戰爭打碎了印度的大國迷夢，使得印度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至今都沒有緩過來。提到中國，印度人首先想到的可能並不是玄奘、柯棣華之類讓人溫暖的符號，而是1962年的那場戰爭。
中印戰爭後，為了掩蓋自己的失敗，印度輿論和精英一股腦地將責任推到了中國的頭上，將中國塑造成了背信棄義的背後插刀者。
島叔剛到印度時，發現印度人常指責中國「不可信賴」，最初頗為疑惑，不知印度人從何說起。待久了，看多了，才明白這句話的由來。
以印度著名史學家比潘·錢德拉為代表的印度知識精英宣稱，中印戰爭前，中國和印度關係很好，是好兄弟、好朋友，所以尼赫魯沒有料到中國會攻擊印度。錢德拉的代表作之一《獨立後的印度》一書中寫道，「中國軍隊突然撤軍，留下了印度這個老朋友在獨自傷心」。
但其實，只要稍有常識就會明白，中印戰爭前，兩國基本已無友誼可言。印度拒絕了中國一切的合情合理要求，強迫中國單方面接受自己的主張，這顯然都不是待友之道。
常言道，謊言重複了一千遍就是真理。過去的55年裡，以印度時報為首的印度報刊，不遺餘力地向民眾灌輸「中國不可信」的謠言，使其深入印度人心，難以磨滅。中印之間缺乏信任不是因為喜馬拉雅山太高了，印度社會對於中國的信任壁壘比喜馬拉雅山還要高。
水平
由所謂的老朋友背後插刀又衍生出了第二個謊言：印度沒有準備好，沒打出水平，心裡不服氣。
印度多本介紹中印戰爭的書里都信心滿滿地聲稱，印度軍隊已在阿薩姆平原擺好陣仗，正準備跟中國軍隊決戰，沒想到中國軍隊先溜了，沒給印軍展示實力的機會。這可不是印式幽默，而是白紙黑字放進了書里。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戰場上慘敗的印度人為何反倒仍敢於咄咄逼人。或許在他們心裡，自己當年就不該輸。
歷史不能假設，可是稍微假設一下有助於看出印度人這一心理的荒唐所在。1962年前的9年，中國軍隊以一己之力對抗實力世界一流的美軍，百戰成鋼。而戰時的印度，陸軍總司令等人至印度獨立時也不過位至旅團長，隨後也沒有經歷過朝鮮戰場上那樣的惡戰，跟中國軍隊根本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中印戰爭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結局，沒打出水平只不過是印度人的心理安慰。
這是當時的印度精英開脫責任的一個借口，奈何後來的印度人入戲太深，居然就信以為真了。
背後插刀遭背叛、沒打出水平不服氣，這就是印度對那場戰爭「三省吾身」後的心得，這一心得，也讓印度從心理上完成了由尋釁滋事者向受害者的華麗轉身。
讓位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印學術或媒體交流會上，對於中國客人，印度人常常毫不客氣，不管啥話題，最後總能拐到所謂的中國侵略上，根本沒有交流的誠意，而真正的受害者中國人，卻一直在躲閃、迴避，顯得理虧。
為了渲染悲情，印度人還炮製出了安理會讓賢說——印度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讓給了中國。
印度明星政治家兼作家沙希·塔羅爾就這樣認為。他在自己的一本名為《尼赫魯：印度的創造》一書中言之鑿鑿：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曾提議將國民黨當局佔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讓給印度，遭到了尼赫魯的拒絕，尼赫魯主張應當讓給新中國。
塔羅爾還煞有其事地宣稱，多個印度外交官曾看到了相關的文件。塔羅爾曾是國大黨的內閣部長，又是一名暢銷書作家，還曾在聯合國任職，現在則是一名國會議員兼網絡大V。以前聯合國高官之尊，拉上了印度外交官，為這一傳言背書，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因此，所謂的安理會讓賢在中國鮮為人知，在印度卻是廣為流傳。
印度人有時候「天真」得可愛。2014年底，印度知名智庫德里政策集團舉辦了一場亞太安全研討會，邀請了眾多亞太地區現職或退休高官，其中包括一名中國退休外交官。提問環節時，一位頭纏黑布身材瘦長的錫克小哥一臉嚴肅，語調低沉：「當年印度將安理會席位讓給了中國，為何現在中國不支持印度入常？！」
老於江湖的這位中國外交官對付此類問題自然遊刃有餘，一番太極之後就推過去了。錫克小哥的目的或許不是為了討個答案，而在於表明自己乃至如他一樣的印度人憤懣的態度。
印度人走不出戰爭的陰影，總是在舔舐自己的傷口，不僅是為了激勵自己“報仇雪恥”，還有更為深層次的考量——1962年，已經成為印度社會的主要黏合劑。
黏合
歷史上，印度並不是一個國家，它的內部四分五裂、矛盾對立突出。一涉及到內政，馬上就會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高種姓和低種姓、北方人和泰米爾人、印度人和東北人等區分，利益難以統一。只有涉及到1962年、中國或者巴基斯坦時，印度人才能從他們的分歧中稍稍擺脫出來，凝結在一起。
《獨立後的印度》一書提到，民族團結曾是印度獨立之初最為嚴峻的問題。這一問題，卻因為1962年的中印戰爭得到了緩解。
澳大利亞記者馬克斯韋爾在中印戰爭期間是一名常駐印度的記者。他在《印度的中國戰爭》一書中寫到，戰時印度空前團結，以至於印度政府推遲成立了原本用於推動民族融合的委員會，它認為中印戰爭已幫自己實現了民族融合。無可取代的民族融合劑的神奇效果，也使得印度精英不僅不願意忘記1962年，反而一直在渲染並不停製造新的仇恨和對立。
所以，在印度歷史上，1962年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份，它是印度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印度人民族榮辱感的激發點。常有中國人為了照顧印度人的感情，不願意提起1962。殊不知，迴避並不意味着問題不存在，更沒法消滅問題。正視和重新認識1962年，以此為基礎來與印度人打交道，才能真正摸清印度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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