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印度就喜歡跟中國比實力，把中國作為自身發展的強大威脅，作為亞洲地區有影響力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未來的關係走向也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最近中印邊境的不安氣氛讓很多網友認為中印之間必有一戰，事實果真如此嗎？未來中印之間的關係到底會怎樣呢？
在這裡給大家推薦一篇閻學通發表於2013年的文章，這篇文章是預測性的，雖然國際關係預測和天氣預報一樣都是對或然事物的判斷，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準確，但也可以為廣大的庫友們打開思路，更清楚地認清當下和未來的中印關係。
文 | 閻學通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
印度於1947年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兩國人口規模又是同一級別，兩國的經濟發展長期處於相似水平，1980年兩國的人均GDP僅一美元之差。20世紀80年代，中國戰略界人士曾擔心，如果印度經濟發展速度大於中國，將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構成衝擊。
這種擔心於90年代中期消失了，如今，國際社會不僅已無人認為印度有可能在未來十年趕上中國，而且普遍認為中印兩國的實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兩國實力差距的拉大不僅是程度上的，而且將是性質上的。到2023年，中印的實力差別將是一個超級大國與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差別。這種差別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還體現在軍事、科技、教育、文化、社會等多種領域。
1. 中印之間的經濟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目前，印度經濟的總體水平落後於中國8年。按照匯率計算，2012年印度經濟總量為1.8萬億美元，不到中國的1/4。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2012年印度人均GDP為3 620美元，每千人擁有12輛小汽車，相當於中國2004年的水平。印度仍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有4.45億，佔印度人口總數的1/3。
雖然印度的民主程度高於美國，但它的對外開放程度很低。印度嚴格控制外國企業進入印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許可制度。這種制度規定企業家開設工廠、建設生產線和引進技術都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由於每個環節都需要政府審批，於是形成了一個發放許可的官僚社會網絡。對於外國企業來講，要打通這樣的網絡是極其困難的。無論是進入印度市場還是進入之後擴大生產規模，想獲得許可都非常困難。例如，麥當勞在印度就不能自主決定在什麼地區開設分店和開設多少家分店。印度的大學很少給外籍教師終身教職。1991年時任總理的納拉辛哈·拉奧對許可制度進行了一些改革，給外資進入印度提供了一些便利，這是印度1991~2011年GDP年均增長6.5%的主要原因。然而，印度許可制度的改革並不徹底，仍然保留了許多控制，外資在印度遇到的行政管制遠遠多於中國。如果以印度的外資管理政策為標準，中國的外資管理政策簡直可以說是毫無限制。
目前，印度在稅收和購買土地方面仍然採取十分嚴格和複雜的政策，外企在這兩方面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時間，否則就別想擴大生產規模。在印度，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時間大約是中國的兩倍。例如，中國建一個發電站需要5~6年的時間，印度則需要10~12年。中印兩國不同的外資開放政策的結果是，2011年中國引入的外資為1 240億美元，印度只引進320億美元，約為中國的1/4。
印度政府知道，進一步改革現有外資管理政策是保持印度經濟長期高增長的必要措施，但是政府卻在進一步改革的問題上遇到了強大的政治阻力，而這種阻力正是來源於印度特有的民主體制。印度是以地主分權製為基礎的社會，宗教信仰、種姓制度、部落與非部落的區別、內部許可制度、查謨–克什米爾邦的特殊地位、封建長老會制度等造成了數以千計的獨立政治力量。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帶來的是激烈的利益爭奪，印度的政黨數量眾多，各政黨的意見難以在國會達成一致。2010年，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試圖推行新的改革，向外資開放零售業務，這個改革措施遭到了議員們和小商販們的強烈反對。成千上萬的小商販們認為，讓沃爾瑪和家樂福這樣的外國超市進入印度將會奪走他們的飯碗。在國會議員與民眾的強烈反對下，政府只好退讓，放棄改革計劃。印度2012年經濟增長率低於5%，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以往經濟開放政策所能釋放出來的能量已經達到最大限度了。如果不進一步開放市場，印度經濟將難有持續的高增長。
雖然辛格政府並沒有放棄進一步開放的努力，但實現計劃的可能性卻不大。印度政府在2012年下半年重新啟動對外開放政策的改革方案，嘗試對外資開放零售業、航空業和保險業。然而，政府的這一系列設想卻難以得到國會的批准。2014年是印度的大選年，2013年自然成為政黨鬥爭最為激烈的年份。這一年，政治選舉的重要性將超過經濟改革，議員們只會從政治選舉角度決定政策取向，而不會從經濟理性的角度來決定。印度政府在這樣的環境下推進改革，其成功的可能性是較小的。
提高社會福利的政治需要也會成為印度進一步開放的障礙。在前總理拉奧的支持下，現總理辛格走了一條所謂「先增長後分配」的道路，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個政策取得的經濟高增長是建立在兩極分化的基礎上的，沒有廣大的貧困勞動力作為被剝削的對象，印度難以迅速積累財富。
未來十年，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將需要靠印度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地的支持才能推行下去。然而，索尼婭·甘地重新開始注重平民主義了，她希望在印度現有經濟成就的基礎上建立福利國家。在印度這樣一個充分民主的社會，一個貧困人口巨大的社會，注重社會福利的政策必然會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但這必然會影響經濟的增長。辛格今年已經82歲了，其身體和精神狀況都已經無法支撐他進行困難重重的體制改革。皮尤公司進行的世界民情調查顯示，2012年對於國家管理感到滿意的印度人從2011年的51%下降至38%。廣大下層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民主體制下政黨政策的對立、索尼婭·甘地對福利社會的嚮往以及辛格的高齡，這四者加在一起，意味着印度進一步大幅改革經濟政策的可能性比較小。
未來十年，無論辛格是否繼續主政，印度的決策者都得在經濟增長和增加社會福利之間掙扎。印度採取的是優先發展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戰略。在執行這個戰略的同時，印度政府並沒有給實體工業和基礎設施以相同的重視。未來十年，印度的經濟增長將面臨實體工業不強和基礎設施滿足不了需求的問題。這需要政府把更多的財政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型工業項目上。與此同時，印度已取得的經濟成就不可避免地使要求提高社會福利的呼聲越來越高。印度在國際上的“清廉指數”排在第95位，在贊比亞之後。反對兩極分化的社會輿論呼聲越高，要求提高下層民眾社會福利的合法性就越強。未來十年，印度政府將面臨基礎設施與社會福利爭奪財政開支的困境。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就無法大力推動改革，而改革力度不夠就無法保持經濟持續高增長。
和印度相比，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新政府憑藉自己的經驗和政治決斷力，表現出了敢於承擔改革風險的魄力。腐敗是中印兩國共同面臨的改革障礙。目前，中國新政府上台伊始就開始啟動反腐改革，並已經開始顯現成效。幾十年無法治理的公款吃喝得到了抑制。儘管辛格本人非常廉潔，但印度政府還無力開展大規模的社會反腐工作。在印度政府面臨增加社會福利和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兩難困境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已經制定出了將5億農民搬進城的城市化戰略，這個戰略既可以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又能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高增長提供新的發展動力。例如，中國新領導人已經提出用反腐節約下來的「三公」經費（公務出國費、公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改造棚戶區的策略。
很多人認為，印度的勞動力優勢大於中國，因為中國提前進入了老齡社會而印度年輕人的比例較大。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口紅利並不是由年齡這一個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年齡和知識共同決定的。不識字的勞動力並不能成為高效勞動力資源，因為許多工作需要最起碼的知識。印度的成人掃盲率只有63%，婦女甚至不到50%，中國則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階段。未來十年，中國的文化發展戰略將使知識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領域，這個領域的利潤率將遠遠高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勞動力教育水平的提升將會進一步拉大中印兩國勞動力人均產值的差距。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中國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佔總人口比例下降的問題。
2. 中印之間的軍事和社會差距也會增大
未來十年，印度反華勢力將會繼續製造中國威脅論，並將其作為加強印度軍事建設的理由，但這難以扭轉中印軍事實力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到2023年，中印兩國的軍事實力將屬於不同等級。到2023年，中國將具備僅次於美國的國防工業生產能力，而印度仍將是一個靠進口武器來提升軍事水平的國家。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數據，2007~2011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進口國。依賴進口武器提高裝備水平，這決定了印度不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裝備，因為美國和俄羅斯都不可能把最先進的裝備賣給別國。更為重要的是，依賴進口武器的結果是一國無法自主決定軍事建設的速度。例如，2004年印度與俄羅斯簽署協議，由俄羅斯為其改裝「旃陀羅笈多二世」號航空母艦（即前「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原定交付日期為2008年，結果推遲到2012年仍未能交付。與此同時，建造的費用則從7.5億美元上升至23億美元。印度海軍購買武器的開支增加了，但這卻沒有提高印度的造船能力。
印度國防建設是純消費型的，對經濟發展沒有拉動作用，這與中國的國防建設不同。印度依靠不斷採購外國先進裝備提升本國的軍事力量，其國防開支主要用於消費而非生產。因此，印度的國防建設對本國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拉動力都遠遠小於中國。中國國防建設是以發展國防工業為基礎的，引進外國軍事技術和裝備的目的是提升本國的國防工業能力。兩種不同的國防建設戰略將產生不同的結果：10年後中國將擁有世界級的成體系的國防工業，將逐漸從一個武器技術引進國向一個武器出口國轉變；而印度10年後仍將是一個依賴武器進口提高軍事力量的國家。
未來十年，由於印度經濟增長速度小於中國，因此印度的國防開支將無法與中國相比。依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衡量標準，印度2011年的國防開支為489億美元，約為中國1 430億美元的1/3。印度政府計劃在2012~2022年的10年裡共增加1 000億美元的軍事投入，平均每年只比現在多100億美元。只要中國保持10%的年均國防開支增長速度，到2023年，印度的年軍費開支就將只相當於中國的1/6或1/7。
未來十年，中印兩國的社會發展差距也會拉大。目前，印度的社會發展水平比中國落後15~20年。2011年印度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31%，相當於中國1995年的水平，衛生條件比中國落後17年。2012年印度兒童死亡率相當於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的水平。印度政府社會管理能力很弱。2012年7月30日和31日連續兩天大面積停電，分別使3.6億和6.8億人受到影響。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發生這種事情是難以想象的。印度的科學家、醫生、軍官們具有較高的個人專業才能，但是印度政府缺乏對他們進行有效領導的能力，因此他們無法發揮群體作用。政府無力對社會精英進行有效領導還表現在競技體育方面。
印度在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寥寥無幾。2023年之前，中國有望保持奧運金牌總數第二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再次獲得奧運金牌總數第一的成績，但印度則難有進入前五的希望。科研和學術領域也面臨著類似的情況。以中印兩國國際關係研究情況為例，中國已經開始進入科學理論創新階段，而印度還處於傳統政策分析和外國國情研究階段。到2023年，科學研究方法和定量分析將成為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流派，將出現國際同行承認的理論流派，而印度很可能仍停留在定性分析和綜述外國理論研究成果的階段。到2023年，中國的智庫體系將僅次於美國，而印度的智庫機構將為數不多。
3. 未來中印必有一戰？
未來十年，中印邊界問題不會得到最終解決，但雙邊關係也不會因邊界分歧而嚴重惡化。自1993年雙方達成《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以來，雙方的戰略關係總體上是穩定的，甚至印度在1998年進行核試驗都未能使中印關係嚴重倒退。印度知道依據其能力解決邊界分歧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長期支持印度的英國也在2008年正式改變了其在中印邊界衝突上的立場。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戴維·米利班德發表聲明說：「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及美國一樣，我們把西藏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而不是宗主權。他還把英國以往的立場稱為「建立在過時的宗主國概念基礎上的時代錯誤」。由於印度知道改變中印邊界現狀是做不到的，因此未來十年印度政府在邊界分歧上會比較務實。目前，中印雙方關於「三步走」解決邊界問題的路線圖已經有了共識，即同意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保持邊境地區和平安寧，為邊界問題的解決創造良好氣氛和條件，同時確保邊界問題不影響雙邊關係的積極發展。
未來十年，印度仍會擔心中國的軍事實力增長，但是面對雙方軍事實力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印度戰略界將會注重雙邊戰略關係的穩定性。印度戰略界人士非常清楚，戰略威脅是由軍事實力差距和雙邊敵友關係共同決定的。只要雙邊政治關係友好，軍事實力差距這個單一因素是不會構成安全威脅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不擔心印度的核武器而擔心伊朗的核武器。小布什政府上台後與印度發展核合作，這曾引起了印度戰略界的一次大辯論，即印度應繼續堅持不結盟原則以保持所有大國都追求印度支持的地位，還是採取親美戰略配合美國遏制中國。這場爭論持續到小布什第二任期的後期才結束，最終前者勝出。印度戰略界重新達成共識，即在中美兩強之間採取平衡戰略對印度的好處大於採取一邊倒的戰略。未來十年，這種觀點仍將是印度戰略界的主流看法，這將為維持中印關係穩定提供有利的。
4. 這才是中印關係的走向！
印度的戰略目標是南亞霸權而非世界霸權，而中國並不尋求在南亞的主導地位，因此從政治意義上講，雙方也沒有太大的戰略矛盾。對雙方戰略關係形成負面影響的因素集中在安全領域。為了應對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壓力，中國將長期需要改善與印度的關係而不是與其交惡。未來十年，如果中印雙方能在安全衝突上進行有效的管理，雙方就可保持戰略關係穩定，且有可能小幅改善雙邊戰略關係。
未來十年，中印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互補性利益將會進一步增加，這將有利於雙邊關係的改善。印度2011年對華貿易額只有730億美元，還不到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3 400億美元）的1/4。這意味着雙方經濟合作有着巨大的潛力。
未來十年，中國將可能保持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這意味着到2023年，中國可能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目前中印文化交流非常有限。隨着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印度人學習漢語的熱情會高漲，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會增強。中國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國，因此兩國開展文化交流的歷史資源和文化資源是充足的，其關鍵在於雙方文化交流的動力有多大。未來十年，兩國經貿關係將呈加快拓展之勢，因此經濟因素將是促進文化交流的利好因素。隨着中印實力差距的拉大，印度加強與中國文化交流的政治意願也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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