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回歸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醞釀。起初，英國當然不太願意，因為香港是隻會生金蛋的鵝，控制在自己手裏當然比落入別人手裏好。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當時極需要與中國建立戰略聯盟以對抗蘇聯，所以不想在香港回歸問題上與中國鬧翻。再者，死撐殖民地宗主國堅拒放棄殖民地，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有違美國倡議的價值觀念。英國在未能獲得盟友的支持下，唯有與中方談判，以和平的方式把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
此外，西方當時對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抱有不少寄望，認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後，會逐步從修正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最後會加入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個成員。所以西方不想在香港回歸問題上與中國鬧僵，把中國趕往西方的對立面。
事實上，當時中國的確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鄧小平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方法是讓他們可以擁有生產資料，可以做小生意。有各自經營的民企相互間進行競爭，市場機制才有機會發揮作用；西方的資本主義當初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所以西方對中國當時的發展充滿憧憬，以為他們的和平演變方案即將成功。因此，不想香港回歸的問題影響了這項更大的戰略部署。
在西方看來，香港人習慣了享有自由與法治的資本主義生活，回歸中國後，就可以刺激中國變化，加快走向資本主義的步伐。這樣，香港的功能就一如希臘人送給特洛伊城的木馬，最終叫中共落入特洛伊城一樣的命運。
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令中國徹底地走向資本主義，民營經濟的比重雖比前大有增加，但發展到今天已遇瓶頸，因為很多重要的產業仍壟斷在國企的手裏。近年更有國進民退的跡象。國家仍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因此，如果說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話，也只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而掌控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是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格格不入的中國共產黨。在西方看來，只要中共一天在中國當政，中國就不可能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員。
最要命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遠比想像中快，不但很快超越了英國、德國，而且還超越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系。經濟上的實力很快可以轉化成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實力，開始威脅美國的一哥地位。
一哥最難忍受的就是老二的迅速崛起，更何況對西方來說，中國這種東方文明，雖然與伊斯蘭文明不盡相同，但亦屬異類，必須加以抑制。美國的重返亞洲的策略就是因此而出現的。
在這種形勢下，西方對香港的態度也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西方，尤其是美國，已不想看到香港的回歸可以對中國經濟起輔助作用；相反，美國更想看到的是香港將成為中國的一個包袱，可以對中國起拖後腿的作用。因此，香港近年不斷出現的政治矛盾，反映的可不只是本地的矛盾，還反映着國際力量在香港的較量，香港則成了磨心。香港人在參與政治運動時，要避免成為他人的代理人，做了損害香港的事也不自知。■
原文轉載自《AM730》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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