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決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此之前的9月份，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便已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告知法國總統馬克龍，美國正在考慮退出教科文組織。如今這一巨石落地，引得各方輿論大嘩，尤其使正憂心於特朗普執政時期美歐合作態勢及「西方」文化存續的歐洲知識界陷入了悲觀的境地。回望過去，1984年時美國便聲稱該組織存在機構腐敗與管理混亂問題，曾從教科文組織退出，直到2002年美國總統小布殊執政時，才重新宣布美國回歸該組織。以古觀今，此舉內情，耐人尋味。
為何美國會在此時下定決心退出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一個教育文化機構，因何會在全球媒體引發軒然大波？其中種種猜測推論，均須從美國的退會動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現狀說起。而在此番博弈之中，美國與歐洲，尤其是法國的各種國際影響力此消彼長，最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為聯合國女強人博科娃的總幹事生涯留下了一個不甚圓滿的句號。
1、會費疑雲背後的美歐派系之爭
此次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理由其一是認為其管理混亂，因此「該組織迫切需要改革」。而社會輿論多以為美國自2011年起便一直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至今已達5億美金之巨，此時退會與賴賬無異，定然是特朗普節省經費，財政止血的考慮。然而，其實拖欠教科文組織會費者並非美國一家，不但以色列早在2011年便與美同步，以教科文組織偏袒巴勒斯坦為由拒繳會費，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英國也向來對會費繳納不甚積極，如果說近來日本的有意拖延在於讓教科文組織在慰安婦問題上做出讓步，而與教科文組織當下並無恩怨的英國亦有意為難，可見原因絕非一時決策分歧那麼簡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其1946年11月4日正式成立以來，其總部一直設在法國巴黎豐特努瓦廣場（Place de Fontenoy）。長期身處法國政治中心，深受法國政治文化傳統影響的教科文組織，從其誕生以來可謂一直處於法國政府羽翼之下。自印度支那戰爭以後，深感國力下降的法國歷屆政府面對美蘇爭霸的冷戰態勢，開始尋求以「軟實力」維持法國的國際影響力，並以法蘭西文化輸出為主要的應對途徑，以求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因此，處身巴黎的教科文組織便成了極為理想的文化宣傳工具。故而，與其他聯合國旗下機構駐地不同，法國非但從未怠慢教科文組織的會費義務（如聯合國理論上的最高機構聯合國大會處所，「聯合國總部大廈」所在地——美國便拖欠聯合國大會會費多年），還始終不渝地支持其發展，以至於法國市井流傳着這樣一個說法：「法國的教科文（UNESCO de la France）」，幾乎將其視為等同於法國政府教育部的存在（美國務卿將退出教科文組織的方案預先告知法國總統馬克龍，而非直接通告其總幹事負責人，也正是這一現狀的體現）。
事實上，歷屆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也往往選擇有意傾向法國，特別是配合法國政府的教育文宣工作，幾乎成了傳播法國思想文化的急先鋒。現任總幹事伊蓮娜·博科娃女士便往往以討好法國社會輿論的形象面世，並且在聯合國議程中堅持以法語、英語兩種語言先後發言，可以說是把法國視為教科文組織的「母國」。而在法國影響力極大的歐洲合作組織（歐共體——歐盟）逐漸形成后，教科文組織也隨之成為了歐陸價值觀的傳聲筒，這使美英主導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極為不適（1984年美國退出教科文組織時時，英國撒切爾政府也正因預算問題與歐共體發生激烈爭端，並於次年退出，此間「巧合」耐人尋味）。
在這種以歐陸文明價值觀為主的導向影響下，教科文組織往往違逆美國等大國的意志，在法國政府支持下，以特立獨行的態度政策應對問題；此外，由於該組織深受法國社會影響，往往主動將法國社會（尤其是巴黎）輿論、民眾趨向與價值判斷視為當務之急。甚至有時會有意觸碰敏感問題，通過自己聯合國機構的這一平台作用將一些教育文化上的事務放大為國際事件。2011年巴勒斯坦的教科文組織成員國身份事件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2、巴勒斯坦風波
美國政府對於教科文組織的攻訐，其理由之二便是指責其存在「針對以色列的持續偏見」。出於對美國立場的回應，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也在第一時間宣布以色列退出該組織，並盛讚美方決定「勇敢而有道德」。有關巴勒斯坦會員國身份承認問題，不論其中是非曲直如何，都涉及到教科文組織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世界上因民族和疆界問題造成文化流離的情況多矣，為何當年偏偏要在最為敏感的時刻選擇巴勒斯坦？
自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聯合國巴以分治方案流產以來，大量巴勒斯坦難民奔走海外。歐洲、尤其是法國成為了巴勒斯坦難民的長期集散地。為了實現巴勒斯坦復國，巴勒斯坦難民長年在法國進行遊行示威，阿拉法特建立的巴解等抵抗組織也長期在法國大城市進行秘密結社和公眾籌款，以至於當年巴解「為巴勒斯坦復國簽名募捐，建國后依照名單報償返還」的籌款運動如今幾乎被濫用成了法國街頭巷尾乞討詐騙的慣用套路。在這樣的環境下，久而久之，法國民眾對於巴勒斯坦難民的關注和同情遠超於世界其他國家，輿論更是呼籲給予巴勒斯坦建國必要的支持，以體現法國對難民、人權問題的重視。
2010年9月初，巴以和談重啟不久即告中斷，巴勒斯坦方面決定以尋求加入聯合國這一外交策略來推動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然而，2011年9月23日時，巴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遞交申請尋求成為第194個聯合國正式會員國時，卻因美國和以色列聯手反對而被否決。在聯合國內部受挫的情況下，2011年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無視美以威脅，投票通過關於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身份加入該組織的提案。這是巴首次獲准以成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機構，直接推動了巴勒斯坦在2012年11月取得了聯合國觀察員國地位。可以說，在當時各聯合國成員國乃至機構均對巴勒斯坦問題作壁上觀，或因美以威脅難以表態的情況下，教科文組織敢於一馬當先支持巴勒斯坦，無疑是受到法國社會輿論與價值取向的深刻影響，也體現了教科文組織一定程度上「隨法國民意起舞」的特性。
3、對博科娃的「背後一刀」
從以上有關教科文組織自身狀況與巴勒斯坦問題的介紹可知，美國與教科文組織的理念決裂不可避免。可是為何美國沒有像在1984年時那樣第一時間退出，而是在數年之後方才發作？這一方面是美國特朗普時代的政策轉向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教科文組織人員現狀所致。
眾所周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宗旨在於「促進教育、科學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合作，以利於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維護世界和平。」然而，如上所述，其影響力在法國政府和社會的支持，聯合國機構地位的保證下，絕不僅限於教育、科學、文化方面，尤其該組織總幹事人選，免不了存在意識形態與價值取向的政治考量。現任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女士本身便是現下教科文組織身份複雜性的縮影。
這位法語流利、衣着考究且行動力極強的首位女性總幹事經常在法國各大媒體報紙亮相，法國社會幾乎將她默認為了法國當代時尚女強人的標準形象，在馬克龍夫人之前一直是法國社會女性的楷模。然而這位標準「法國女性」恰恰不是法國出身：她於1952年7月出生於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曾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學習，又獲得過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1995年6月至1997年2月任保加利亞外交部長，後來任保加利亞駐法國、摩納哥大使。2007年10月起任保加利亞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2009年9月勝選成為總幹事。可以說，無論是冷戰時代的兩大陣營、第三世界，還是學術文化領域、專業外交範疇，她均有所涉獵。在民族容納性極強的法國，她的國籍非但沒有造成法國民眾接受上的影響，反而使得她獲得了眾多擁躉：對於持開放觀點的人來看，她的就任意味着女權的上升，也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才的勝利；對於持保守觀點的人來講，這位觀點新潮、高瞻遠矚且認同西方理念的東歐女性，意味着西歐價值觀輸出在東歐地區的勝出。
本人法方導師Pascale LABORIER教授曾任奧朗德政府教育部長高等教育署內閣顧問，負責法國大學生活與人文社科項目的高等教育改革，因而與博科娃女士過從甚密，故本人亦對其十分熟悉。博科娃此人的複雜性，我們可以在其主張中看出。這位出身東歐，如今長期在巴黎工作的總幹事，極為反感他人就她的東西歐身份進行對比，故而很少提及往事，以至於許多不熟悉她姓氏的法國人都將她看成了法國人。在其2009年的教科文總幹事就職演講上，她就明確提出自己從不相信「文明衝突」的存在，主張多元主義。但與此同時，她也認為應當堅持自由、人權等恆定的價值，並且以教科文組織為平台進行推廣，從而達成其增進了解、維護和平的宗旨，用她的話說，便是「在全球開展教育計劃，拯救人類文化遺產，捍衛言論自由」。
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她一方面主張自由交流，促進國際溝通——她治下的巴黎教科文總部，每年都積極招募各國青年進行實習，並努力促成其贊同理念，加入教科文組織隊伍；但另一方面，她又極為強調製度化的重要性，在2011年8月13日深圳大學校長論壇上曾明確表示建立世界教育體系比僅建立世界性大學更重要，實際上也正是對當時法國大學林立而國際化、現代化管理不足的批評，對法國的新一輪高教體制改革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這位長袖善舞的總幹事領導下，教科文組織突破了以往的「歐洲觀念」，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了積極地交流互動，她本人更是讚許稱：「中國和教科文組織的合作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可以說，教科文組織在她的領導下突破了以往作為聯合國「清水衙門」機構的尷尬境地，在國際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她的麾下更是有一大批年富力強的青年支持者，足以將她所創造的事業繼承下去。
在聯合國這樣一個聲名遠播然而實權有限的機構里，能夠壯大聯合國影響力的人選往往比就事論事的資歷官僚更容易得到青睞。在潘基文的秘書長任職末期，博科娃便憑藉其在教科文組織中造成的影響力獲得了極大支持，當時歐洲民眾更認為，既然她是執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一位女性和東歐人，勢必也會成為第一位女性東歐籍的聯合國秘書長。2016年8月18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站頒布的《世界十大女強人新排名》中，已任兩屆總幹事的博科娃名列第九，被認為是「聯合國裡的默克爾、希拉里」。若不是歐洲難民危機驟然爆發，使得負責聯合國難民署的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聲名鵲起，已獲保加利亞政府提名角逐秘書長的博科娃是有着極大的勝算的。然而即便在2016年敗選，藉助在總幹事任上兩屆任期的成就，博科娃仍有很大可能出任其他聯合國機構高官，或是在將來繼續角逐下一任秘書長之職，從而在新的平台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而此次美國決定退出之時，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一任總幹事競選即將揭曉結果之際。從策略上考量，無疑有刻意破壞博科娃任期成就，抑制教科文組織地位的考量。對於即將結束這一任期，將投身其他職務的博科娃來說，無疑是極為慘痛的「背後一刀」——對於美國所拖欠的巨額會費和退出意向，她早已明了於心，並且也一再向來訪的美國國會議員表示不求美方馬上付錢，只要美國能在政治上再度參與即可。讓她出乎意料的是，美國竟選擇在如此敏感時刻公布決定，破壞教科文組織——其實也就是她自己的成就與聲望。
根據法國媒體的電話採訪，博科娃在今日表態稱：「『這一決定是遲早的事，但不明白為什麼發生在選舉期間』，因為一個新的幹事正準備取代她。『今天宣布此事很怪異，』她說。『非常非常遺憾』」。無論如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告別博科娃時代，美國的退出讓這一本應圓滿的結果平添了諸多未知。無論該組織日後何去何從，其背後的矛盾與博弈，恐怕才剛剛開始。■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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