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地緣」與「地緣政治」似乎成為了熱門詞彙，不時出現在新聞報道和時政分析中。但2017年10月17日，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在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十四屆年會中，所做的關於中、美當下地緣政治分析，還是比較罕見的。鑒於她的身份，很多人自然會希望從中一窺中國政府，對將來全球地緣政治走向的看法。問到我的話，倒也說不上點評，只當是藉此談談自己對當下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一點看法吧。
先來羅列下傅瑩主任的幾條觀點：
- 過去的地緣政治模型已經無法解釋當代全球體系中發生的問題。當代世界的主要特點是，貨物、資本和勞動的越來越自由地流動，「世界已經變平了」。地緣政治結構的改變，使得傳統地緣政治「（世界島）中心-邊緣」模型不再有效，因為現在所有人都生活在同等的經濟空間中。
- 與經典地緣政治理論不同，中國今天是「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的結合體，因而成為了全球貿易樞紐，來自全球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都聚集到這裡，這裡也為全世界提供大量工業產品。因此，世界治理體系和安全體系都需要適應新的全球經濟體系，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 美國仍然以傳統的地緣政治觀點來觀察和分析問題，這造成他們墜入自己的地緣政治陷阱而無法自拔。比如，美國試圖干預南海海上和領土衝突。但令人擔憂的是，這些爭端可能是大國地緣政治和戰略競爭的結果。朝核問題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美國再次錯過了解決核問題的機會。
「過去的地緣政治模型，已經無法解釋當代全球體系中發生的問題」，我是贊同的，畢竟技術在發展，每個板塊的情況在變化。麥金德世界島，馬漢的海權論也罷，這些前輩的理論多少都需要再調整或綜合一下。不過這其實跟人員、物資的流動自由流動無關。今天人類雖然掌握以比以往數千年積累高出不止一個量級的技術、資源，但就政治、地緣政治的本質來說，依然與過往的人類文明無異。2000多年前的合縱連橫之術，在當下的國際舞台上同樣是常規手段；探討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提洛同盟的聯合方式，也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在地緣研究，或者說各種熱衷於引用「地緣」一詞的分析中，最常見的一個誤區是將：地理=地緣=地緣政治=博弈=軍事博弈=戰爭。由此在當下引導出的最被熱炒預測，便是地理上一直具備潛力的中國，在完成工業化後，必將通過一場戰爭來爭奪世界中心的地位。實際上，傅瑩主任的觀點，意思應該指的是：現在的趨向是經濟合作，不應該再從博弈甚至軍事對抗的視角看待現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了。
這種看法對也不對。說對，是為因技術發展的確已經讓人類處在一個最為和平的時段。一方面，核武器這個大殺器的誕生，使得再次爆發「世界大戰」性質的戰爭，概率接近為零；另一方面，人類之所以要彼此爭鬥，「馬爾薩斯陷阱」（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有很大影響。工業革命很大程度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以現在全球出產的糧食來說，實是足夠養活全部人口了。即使局部地區還會出現飢荒，也很大程度可以通過國際合作進行救援。
然而「追求更美好生活」是人類的本能，「飽暖思淫慾」只不過是揭示這一道理的語句中，比較粗俗的一句話。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人類和生物的本性還沒有發生基因突變，那麼不管我們有多麼的期盼和平，博弈都是再所難免的。博弈思維甚至都不只體現在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中，合作者之間為了取得更多的話語權，彼此同樣會有一番磨合。因此，在地球還沒有面臨外星入侵威脅之前，人類並無法用技術、經濟、合作能解決一切矛盾。大國間能做到「鬥而不破，和而不同」已是天下大幸。
當然，這並不代表世界大同、和平共處的理想不值得推崇。恰恰相反，既然核武器玉石俱焚的威脅，已經讓大國間不可能用戰爭這種終極方案來解決彼此間的矛盾，而合作與技術進步，也的確可以促進人類整體財富的增長，那麼更多採取合作的方式謀取共贏實屬必然。從這一點來說，現在大國間的爭鬥，更像是我剛才所描述的，合作者之間為了取得更多話語權，而磨合產生的損耗。
太陽底下無新事，事實上從古到今，進行地緣政治組合的目的，從來不只是軍事對抗。古人同樣會以經濟為核心（而不僅僅是軍事對抗）結成各類地緣政治同盟，比如13-14世紀，德意志北部城市結成的「漢薩同盟」。然而無論是認定，大國之間的爭端最終一定會以戰爭而收場；還是認同現實的矛盾，只是每個國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當中，為了爭取更多話語權（由此帶來更多的收益）而打的小算盤。地理、地緣都將是自身定位、戰略方向制定的基礎（比如以朝鮮的地緣定位，謀求核大國的地位就是不切實際的）。要注意的只是，即使合作共贏成為大趨勢，即使全面戰爭的風險被大大降低，但軍事上的準備與卡位，依然對籌碼的分配擁有巨大影響。
再來說說第二點。麥金德的「世界島」地理範圍，所指向的是歐亞非這片連接在一起的大陸（非洲部分實際僅指撒哈拉以北地區），這一地區是人類主要文明與歷史的推進地。因此在舊大陸，爭奪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成為了謀得戰略優勢的勝負手。然而，美洲的發現以及美國的崛起，讓「世界」的範圍開始真正全球化。後來所誕生的海權論等經典地緣政治理論，正是從海洋的視角開始解讀這個世界，並認定舊大陸國家，會被彼此間的爭鬥分散力量，從而讓身處海外的海洋國家，有機會通過控制海洋來控制世界。
關於世界板塊的劃分，我個人的觀點，曾在「新世界島」論中曾經有詳細闡述。簡單來說，與「舊世界島」相比，這一理論的差異之處在於認定世界不是一座「島」，而是一組「群島」。其中舊大陸因為面積過大、內部結構複雜，不可避免的還會依舊世界島理論，分裂出幾個一級地緣板塊（包括三個邊緣板塊及一個中心地帶）；新大陸影響世界的重點，則在於其中心國家（美國），通過與舊大陸外圍島嶼，及與某些一級板塊的合縱連橫。
儘管「新世界島」理論，暫時以美國為中心，將之定義為了「世界島中心地區」，但大家也不必對這個「中心」的稱號過於敏感。就像俄國雖然覆蓋了舊大陸「中心地帶」的大部分土地，並不意味着它就必須是舊大陸，甚至全世界的最強者一樣。中心、邊緣、外圍這些用語，更多只是個地理方位用詞。世界是圓的，理論上每個人腳下的這個點，都可以說是地球的中心。就像很多國家，都會以自己為中心製作世界地圖。如果哪天南極大陸底下，真發現有高度發達文明存在（並出現統治世界），說不定以後我們看到的主流世界地圖就是下面這樣的了。
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是，地球表面可以劃出無數條經線，但為了便於使用，終究要選出一條「本初子午線」來。將美國定位為「新世界島中心地帶」，也只是基於這一時段的世界格局，做出的一個地理定位。英國人能夠在19世紀末，憑藉自己的地緣政治優勢，壓倒法國將本初子午線定位在英國，並不代表大英帝國就因此能夠千秋萬代。同樣的道理，在海洋暫時還是全球博弈重心，美國貌似還勉強保有一超優勢的時期，在「新世界島」的地緣板塊劃分中，將美國定位為「世界島中心地帶」，同樣不會證明美國就能夠永遠成為一超。
這個模型的用處其實並不在於確定誰是真正的中心，而是在於提供了N種合縱連橫、爭奪世界影響力的組合方式（包括誰有資格）。中國作為世界五大一類地緣政治板塊之一，自然也有將世界影響力中心轉向自己的潛力（在這個以和平發展為主線的時代，將之描述為爭奪「權力中心」，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另外，就算真的有地理中心，也未必就一定會是權力中心。圍棋入門者都會明白一個道理——「金邊銀角草包肚」，得中原者得到下，意思可不是說站在了「世界」的中心，就能夠得到天下。
實際上，中國所具備的優勢，並不僅僅是因為是一個內部完整（西邊緣地帶的歐洲就是破碎的）的邊緣板塊。有一利必有一弊，邊緣板塊雖然存在海、陸雙線推進的可能性，但同樣也存在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法國在19世紀與英國爭霸的過程中，就曾經因為過於醉心於歐洲大陸事務，而不得不削弱在海洋（包括新大陸）的影響力。19世紀後半葉，已經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清王朝洋務運動者之間，亦曾經出現過「海防」、「塞防」之爭。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前者，力主國家的戰略中心應在海洋；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後者，則認定國之安危繫於西北陸地。
辯證的看，海、塞之爭無所謂對錯，更多是大陸邊緣國家所必須面臨的機會成本選擇。反過來，如果自身實力上升到支撐海、陸兩線，甚至讓二者相輔相成，那麼這種雙重屬性同樣有可能變成一種雙重優勢。當年的沙皇俄國，正是憑藉它的歐亞雙重基因：以亞洲學來的權力集中思維，對抗破碎的歐洲；以歐亞得來的技術優勢，滲透暫時落後於人類發展進程的亞洲，最終得以成就最強陸地帝國。今天的俄國，則反過來受累於這種不東不西的尷尬地位，只能退出權力中心的爭奪。最起碼就現在的世界格局來說，當是中國因陸、海兼備優勢而擴張影響力的窗口期。搭建「一帶一路」這一明顯帶有地緣色彩的合作平台，正是這一雙重優勢的具體體現。
另外，技術上看，將中國完全描述為一個歐亞大陸「邊緣國家」其實也是不正確的。與歐亞大陸另兩個邊緣地區（西歐和印度）相比，最大的優勢並不僅僅於內部的整合更好，更在於「中央之國」的範圍，實際已經向歐亞大陸中心地帶大大延伸了。以地理劃分來看，中國幾乎完整擁有了歸屬於「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整個青藏高原、半個中亞（如果將中亞和新疆視為同一板塊的話）、半個蒙古高原。這一縱深優勢，使得中國雖然是世界上陸地鄰國最多的國家，但陸地安全卻是有相當大保障的。在側重陸地合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這一深入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優勢，帶來的好處同樣十分明顯。試想下，如果中國真的僅僅是一個「邊緣國家」，那麼這一計劃即使還能夠被推出，所將面臨的地緣政治障礙也將成倍增加。反觀完全「邊緣國家」定位的印度，則幾乎沒有機會推進類似計劃。
最後再來說說第三個問題。很顯然，現階段的美國的確在地緣政治戰略上遇到了挑戰。這一挑戰並不在於中國還是哪個國家，成為了美國的挑戰者，而在於「一超」地位本身的不可延續性。歷史上，每有哪個國家能夠一直主導自己所身處的「世界」。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美國的一超地位源起於1991年的蘇聯崩潰，此後一超獨大的美國迎來的自己發展的黃金期。超出競爭對手的絕對實力，是維持一超地位的基礎。以GDP來說，高峰期的美國（2007-2008年），甚至相當於第二名日本的3倍還多。隨着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上升至GDP排名第二，情況開始向不利於美國（維持一超地位）的方向發展。及至2016年，中國的GDP已經相當於美國的60%強。
雖然GDP不代表一切，或者說就此認定美國已經失去了一超地位還為時尚早，但如果說美國維持一超地位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世界開始重新多極化，應該是沒有人會不認同的。從美國自身的態度來說，特朗普在美國的上位，真可以算是一個標誌性事件。這最起碼意味着，有差不多半數美國民眾，對於是否還要維持「世界警察」的地位，持不同的看法。如果後人蓋棺定論時，要為這個美國獨霸的時代找一個休止符，特朗普應該是比較合適的背鍋者。
在半數美國人認為，還應該世界秩序維護者的面貌，維持全球影響力、半數美國人又認為美國應該重回「美國人優先」的孤立主義定位情況下，美國在做出戰略決策的的矛盾性，就再所難免了。我們會看到，屬性上必然代表鷹派思維的美國軍方，會熱衷於用各種方式，維護美國的軍事優勢。比如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在海上的所謂「自由通行權」；另一方面，代表美國孤立主義思維的特朗普，卻又在介入中東的問題上朝令夕改、主動放棄以中國為戰略壓制對象的TPP協議。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每個處在戰略轉折點的國家，都會有彷徨和糾結，就像1990年前後的蘇聯，1978年前後的中國一樣。與其說美國是「墜入自己的地緣政治陷阱而無法自拔」，倒不如說這是美國在將心態從「一超」世界，調整至接受「多極」世界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至於這階段受美國外交、軍事不確定性所累的其它國家（包括中國），大可不必太放在心上。因為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最終是取決於自己的發展方向和執行力，而不是周邊國家（包括對手和夥伴）的影響。在其它國家不得不思考戰略方向時，能夠做到沿着自己選擇道路穩步推進，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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