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風證券宋雪濤認為，鮑威爾對財政政策和金融監管的主張和耶倫應該不同，如果耶倫是鴿派的「沃爾克」，那鮑威爾也許就是第二個「格林斯潘」。美國政策未來可能是寬財政、寬信貸和「比預期偏松」緊貨幣的組合。
由於美聯儲與總統大選競選周期不同，往往新總統上任接手的是上任總統任命的聯儲主席，這意味着新總統要權衡現任聯儲主席貨幣政策思路與自己執政政策的協同性。
從80年代以來，每一位新上任的總統都接納了前任的聯儲主席，列根在卡特下台後選擇依然提名保羅沃爾克，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都接受了格林斯潘，奧巴馬接受了伯南克，然而這屆不然。為什麼特朗普沒有提名耶倫並造就了近年來美聯儲主席的最短任期呢？
一個原因是耶倫的處境比較像80年代的保羅沃爾克，與提名他的總統屬一個黨派，而下一任總統來自於另一個黨派。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屬於無黨派人士，也較好得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能與共和、民主兩黨總統都能相處甚洽，特別是格林斯潘合作過4任美國總統。從目前對鮑威爾的了解來看，他會延續美聯儲現在的政策，加息和縮表會正常進行。但如果鮑威爾能夠很好的延續耶倫的政策，那麼替換的意義又在哪兒呢？
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CHOOSING THE FEDERAL RESERVE CHAIR: LESSONS FROMHISTORY”中回顧了1930年代以來的歷任聯儲主席以及他們在任期間的政策和經濟表現。文章最終的結論簡單直接——適者生存：如果一個聯儲主席，對經濟規律和貨幣政策有深入理解和完整的框架，那麼宏觀經濟就會表現良好；反之，經濟則容易陷入高通脹或高失業的泥潭。
保羅沃爾克為什麼能連任？後面為什麼會辭職下台？
由於沃爾克在80年初抗擊通脹方面的巨大聲譽，列根上任後其被重新任命。1982年，美聯儲在嚴峻衰退的局面下仍然將利率提升了兩個百分點，這是在向列根政府傳遞訊息：如果不採取措施抑制赤字增長，市場的通脹預期不會下降，因而長期國債收益率也不會下跌，而美聯儲寧願冒着進一步加劇衰退的風險，也要將通脹的余火徹底掐滅。
在沃爾克的這番隱性「逼迫」之下，列根政府在在1982年和1984年分別簽署通過兩份平衡預算（即加稅）的方案，分別為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82和Deficit Reduction Act of 1984，到1985年又進一步削減了赤字。
回顧以往，沃爾克一向原則性非常強，公事公辦。其實在約翰遜和尼克松時期他就有機會出任美聯儲主席或財政部長，但可能因為兩位總統都覺得他獨立性太強，不會俯首聽命，沒有選中他。而卡特在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時，他的經濟顧問班子就警告他，不要讓沃爾克這樣強硬、獨立、直言不諱的人去執掌美聯儲，這會危及卡特自己的政治命運。結果，沃爾克果然「不負眾望」。在1980年大選前夕，卡特不希望美聯儲實行影響選舉人氣的高利率和緊縮政策，但沃爾克以美國經濟大局為重不為所動，堅持緊縮，這間接導致了卡特競選連任失敗。
Mark Thoma在Federal Reserve Independence文中描述到， 1986年2月，第二任總統任期中的列根又任命了兩名理事。《紐約時報》嗅到了氣氛的變化，該報寫道：這可看作對沃爾控控制權的威脅，可能加速沃爾克的離職。在兩周後的一次會議上，就是否下調貼現率，美聯儲委員會產生意見分歧，結果沃爾克的不下調主張以3：4落敗。雖然沃爾克在任期內致力於打擊通脹勢頭，政績卓越，但也因此開罪不少政要，尤其其出身民主黨，與控根不免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格林斯潘善於政治斡旋，1981年起就與總統共事（總統經濟委員會成員），1987年接手也就順理成章了。
格林斯潘為什麼能任職那麼長時間？對每一任總統的政策都很友好嗎？
1985年以來名義利率趨勢性下行，對於偏好寬財政的共和黨而言是利好，在80年代末期仍對通脹保有疑慮的保羅沃克爾被迫下台，格林斯潘作為適應性貨幣政策（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的主導者遇上了好的時期。
在財政政策方面，格林斯潘通常將自己的觀點與白宮主人保持一致。他在1993年支持克林頓的加稅政策（克林頓的加稅緊財政意味着他不需要尋求低利率環境），這一舉動當時讓部分共和黨人大跌眼鏡。反過來，他在2001年1月份對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表示，小布殊的減稅和減債是可行的，這又讓民主黨人沮喪萬分。小布殊上台的時候正是911美國經濟遭受重創的復蘇期，利率當然下移，與小布殊的減稅政策並不衝突。遺憾的是，格林斯潘下一個加息周期運行正酣時，他的任期也結束了。
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如果如大家所預期的——鮑威爾能夠很好地延續耶倫的政策，那麼特朗普用鮑威爾替換耶倫的意義在哪兒呢？
2017年，特朗普的減稅政策遇上了貨幣政策從緊，雖然目前絕對利率不高，但考慮到相比80年代初龐大的財政赤字，特朗普對利率的容忍度絕不會如1980年代那麼高。臨陣換將，兵之大忌。考慮到總統上任後非常決絕地換掉美聯儲主席的位置，以及特朗普本身非常強的重商屬性，鮑威爾可能是展現出了其適應特朗普財政擴張政策的貨幣政策傾向。
首先，耶倫的處境比較像80年代中後期的保羅沃爾克。一方面耶倫在任期間的美聯儲貨幣政策比較自主（not rule based），另一方面耶倫對放鬆金融監管持反對態度。這兩個原因讓共和黨的特朗普和民主黨的耶倫的共存度下降。
鮑威爾的優勢在於其在財政部擔任助理財政部長的經歷，而且作為兩黨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的訪問學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聯邦財政議題，且受財政部部長努欽推崇。鮑威爾可能像當年接任沃爾克的格林斯潘，在貨幣政策上保持適應性（accommodative），以配合特朗普的寬財政政策。
鮑威爾不論在凱雷基金、財政部還是美聯儲，其工作崗位基本上都與法律合規、金融監管、危機處置等相關。因此，特朗普提名他當主席，其中的深意很可能在於放鬆金融監管，擴大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等方面，再造美國的經濟繁榮。鮑威爾本人也多次表示對放鬆金融監管、改革沃爾克規則的支持態度。
在放鬆金融監管這個問題上，我們認為鮑威爾會鼓勵信貸。美國政策未來可能是寬財政、寬信貸和「比預期偏鬆」緊貨幣的組合； 如果放鬆監管的措施落地，疊加稅改，可能會推升明年的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提升市場對美國經濟、資產價格的信心，使得美元和美債收益率的四季度反彈行情持續到明年一季度。
總之，鮑威爾可能不（只）是耶倫的延續，他對財政政策和金融監管的主張和耶倫應該不同。如果耶倫是鴿派的「沃爾克」，那鮑威爾也許就是第二個「格林斯潘」。■
來源：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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