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中國和日本先後實行了一套「閉關鎖國」政策，原因和具體內容有相似之處也有所不同，執行情況則有更多的差異，由此形成了兩種不同版本的「閉關鎖國」，也為中日兩國帶來了不同的國運。
清朝閉關
明清時期，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總體呈保守姿態，從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閉關鎖國」，保守傾向越來越嚴重，政策越收越緊。
明初朝廷即規定「片板不得下海」，這道命令是朱元璋親自下達的，主要出於經濟和軍事上的考慮。在經濟上，朱元璋執政後強調「重本輕末」，大力發展農業而抑制工商業，不鼓勵海外貿易；在軍事上，當時東南沿海頻遭倭寇襲擾，為加強海防，朝廷試圖通過「海禁」來斷絕與外界的聯繫，維護沿海一帶的安寧。
到了清初，由於鄭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朝廷仍實施「禁海令」，順治十二年（1655年）應閩浙總督屯泰的請求，朝廷在沿海省份實施海禁，規定「無許片帆入海」，違者嚴懲。鄭氏降清後康熙曾下令解除海禁，各國商人一時間大量湧向中國，海外貿易得到空前發展，帶動了中外交流的增加，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政府「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後來又規定廣州是唯一貿易口岸，在此實行商行制度，所有對外貿易必須通過由朝廷認可和管理的「十三行」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經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清政府頒布了《防範外夷規條》，規定了「防夷五事」：不許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外國商人到廣州以後只能寓居在洋行，由行商負責稽查管束；不許中國人借用外商資本，不許受雇於外商；不許外商雇中國人傳遞信息；外國商船進泊黃埔港後，由水師負責彈壓稽查。這些規定更加具體和細緻，「閉關鎖國」政策完成了制度化。
幕府鎖國
與中國清朝一樣，同時期日本德川幕府也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德川幕府創立於德川家康，是推翻豐臣秀吉勢力後建立的。
自1543年一隻葡萄牙商船登陸日本種子島開始，西方人和西方宗教、文化便來到了日本，天主教在日本得到了迅猛發展。那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代，掌握各地權力的大名們為擴充勢力都希望開展對外貿易，同時也希望得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強國的支持，所以對西方的傳教活動給予了默許或支持。到1583年日本各地的教堂達到了200所，信徒近20萬人，長崎開港並成為重要貿易中心就與教會有關，教會在長崎等地擁有很大的勢力，甚至取得了行政權和司法權，可以名正言順地向來往船隻收取停泊費。教會還與各地大名們保持着密切聯繫，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1585年豐臣秀吉就任日本關白，之後逐步統一了日本，他對天主教會勢力迅速膨脹感到了警惕。1587年豐臣秀吉突然頒布《伴天連追放令》，宣布驅逐外國傳教士。之前豐臣秀吉與天主教的關係較為友好，所以這道命令來得十分突然，關於它頒布的原因至今仍有許多不同說法。但從根本上看，日本傳統文化與歐洲天主教文化之間的深層次矛盾是最根本的原因，比如天主教獨尊天主，要求信徒絕對信奉天主而不得崇拜其他偶像，這與日本傳統的神道教以及有着深厚基礎的佛教、儒教都形成了信仰上的對立，日本戰國時代各地大名把天主教作為吸引人民、擴充勢力的工具，但現在戰亂結束了，國家實現了統一，豐臣秀吉更關注如何穩固政權，教會勢力的崛起在他看來是一個威脅和隱患。
1603年德川家康取代豐臣氏開始統治日本，他對天主教的態度跟豐臣秀吉是一致的，繼續實施禁教政策，到第二代幕府將軍德川秀忠時又強化了禁教措施，頒布了新的禁教令，1622年在長崎處死了55名傳教士和信徒。到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時，製造了「江戶大殉教」「平戶大殉教」「東北大殉教」等教案，禁教措施進一步升級，為了禁教，幕府規定一切外國船隻均不得在大名的領地內通商，只能在長崎、平戶等幾個地方從事貿易活動。
從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共頒布了5道「鎖國令」，大致內容是：禁止天主教在日本傳播，禁止日本人出國，在國外的日本人也不準回國，除荷蘭、中國外其它國家的人和商船一律不準來日本，荷蘭、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也僅限長崎一地。
在此期間，日本先後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斷絕了來往，但對荷蘭卻「網開一面」，這是因為荷蘭人向幕府做出了保證，絕不在日本傳教，也不支持任何傳教活動，為取得幕府的信任，荷蘭商人還對幕府鎮壓教徒起義的行動提供支持。儘管如此，幕府對荷蘭人也不完全放心，除規定其只能在長崎一地經商外，還把他們居住的地點限定在長崎港外的一個小島上，規定他們不得與日本百姓接觸，進出都要接受嚴格檢查，荷蘭人與日本女子私下來往，其所生子女一經發現將立即處死。
似與不似
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都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從形式上看，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
比如，兩國都禁止天主教，在清朝雍正年間的1722年也曾頒布過「禁教令」，包括5位主教在內的50多名西方傳教士被驅逐出境，1732年集中在廣州的35名西方傳教士被清朝兩廣總督驅逐到澳門。有人說，在康熙諸子奪嫡鬥爭中傳教士們支持皇八子胤禩，結果站錯了隊，所以雍正繼位後要驅逐他們，但這並不是根本原因，與德川幕府的出發點一樣，不同的信仰和主張決定了天主教也不會被清朝的上層接納。
但是，與德川幕府對天主教嚴厲禁絕、對天主教徒殘酷迫害不同，清朝的禁教手段相對溫和，對傳教士也僅是驅逐出境而已，乾隆時對天主教雖然仍有入境的限制，但在有些地方執行得並不嚴格，許多傳教士偷偷入境，在中國境內以半公開的方式傳教。據統計，到1810年有30多名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的16個省秘密開展傳教活動，信徒超過20萬人。可以看出，與日本因禁教而引發「鎖國令」不同，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主要針對目標不是天主教，這項政策一部分是明朝「海禁」的延續，同時也有不希望中外人民交往增多的原因，以及防範東南沿海一帶海盜的考慮。
在經貿方面，儘管中日兩國都採取了「一口通商」政策，清朝對外唯一開放的口岸是廣州，日本開放的唯一口岸是長崎，但雙方對海外貿易的認識有明顯不同。清朝處處以「天朝上國」自居，認為自己地大物博、出產豐富，不需要與洋人做生意，之所以開放廣州是出於對洋人的「照顧」，是「天朝聖恩」的體現，而日本則對海外貿易更渴望，希望與中國以及歐洲的商人做生意，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技。
東方自古就有一個儒教文化圈，日本自覺或不自覺地被納入其中。與中國不同，日本的儒教文化不是原生的，對日本人來說崇信儒教是因為它具有先進性，是出於學習吸取才去接受的。與中國保守、封閉的文化觀不同，同樣在儒教文化主導下的日本其實具有很強的開放性。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斯·蘭德斯在《國富與國貧》中說：「學習從來沒有使他們感到其渺小，恰恰相反，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優於中國人。」
所以，同樣「閉關鎖國」，中日兩國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現，清政府不僅排斥天主教，更排斥一切西方科技文化，嚴格限制它們在中國的傳播。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說：「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當作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里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當時大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和文化其實都持這樣的態度，直到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了解都十分有限。
同途異歸
日本在鎖國之初，除禁止天主教外也曾嚴格限制外來書籍，但出於文化開放性的基因，以後慢慢允許輸入與天主教無關的科技、文化圖書，天文、地理、歷史、船舶、武器、醫學、動植物學等西方書籍大量進入日本。據統計，從1771年至1825年日本翻譯的歐洲科技文化著作多達500多部，譯書者超過110人，他們成為向日本介紹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先驅，以他們為中心在日本形成了一門新興學科——「蘭學」。
「蘭學」從字面上看是指「荷蘭的學術」，其實泛指整個西洋學術，又稱為「洋學」，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就酷好「蘭學」，曾派人去歐洲學習荷蘭語及自然科學。到十九世紀初，日本從事「蘭學」的人不斷增多，研究範圍也日趨廣泛，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名為「尚齒會」的組織大力傳播「蘭學」。據日本學者統計，到明治維新前日本各地建有30多所專門教授「蘭學」的學塾，先後培養出近萬名了解西方科學的學生，一些人醉心「蘭學」，出現了許多所謂的「蘭癖家」，其中包括一些掌握地方實權的大名，人們稱他們為「蘭癖大名」，這種景象與越來越封閉保守的中國截然不同。
德川幕府還通過「風說書」及時了解外部信息，它由設立在長崎的「風說役」負責，該機構下設大通事、小通事、稽古通事等職，所謂通事指的是翻譯，人數最多時有數百人，外國商船從進入長崎港開始他們就製作各種「風說書」，標題一般為「進港順序+出發港名+船人口述」，主要內容來自外國商人的講述。
「風說書」分為「唐風說書」「東印度風說書」「蘭風說書」等，分別記述中國、東印度以及荷蘭等西方國家的情報信息。被日本人稱為「阿片」的鴉片在亞洲泛濫後，幕府又下令編製「阿片風說書」，通過「風說書」，發生在外面的事日本國內很快便能知道。比如，1840年由一個叫周藹亭的中國商人提供信息編寫的「阿片風說書」提到：「皇上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林命令外國鴉片販子於三日內交出鴉片，酌價給大黃、茶葉為補償。如果隱匿不交，不但行家正法，異國之人亦當坐罪，決不寬假……英國商人共交出二萬零三十六箱。1839年9月，中英兩國軍艦交戰，在廣東的外國人紛紛回國。」這些信息，真實、準確地反映了剛剛發生在中國的情況。
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的角度看，都是嚴格的「閉關」、真正的「鎖國」，而日本除在嚴格禁止天主教傳播方面比中國更嚴厲之外，在其他方面均相對寬鬆，是一種有選擇的「閉關鎖國」。
正因為如此，後來日本在美國「黑船」的脅迫下被迫開國後，他們對外部的形勢才看得更加清楚和全面，對民族危機的認識才更加深刻和清醒，這才使日本走上了明治維新的道路。中國雖然也有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但由於「閉關鎖國」的時間太久又執行得太徹底，結果沒能與日本「殊途同歸」，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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