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世界上主要的地緣危機大部分發生在「地中海」。這裡的「地中海」，不僅僅是指歐亞非交界處的傳統地中海，還泛指地球上所有四周被大陸或島鏈環繞，內部為汪洋大海的「地中海」。以傳統地中海為起點，向北是波羅的海；向東是黑海、裏海；而在遙遠的歐亞大陸的東側，則有東北亞「地中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在更遠處，還有北美洲與南美洲之間的墨西哥灣-加勒比海。在幾千年的歷史歲月中，每一個「地中海」都有各自的演義。但最近十年世界上主要的地緣政治危機集中爆發在五個「地中海」。
一是歐洲—北非地中海。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始自突尼斯，迅速擴散到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地中海南部和東部國家，並影響到紅海和波斯灣。當前,位於地中海東部的西巴爾幹國家政局不穩，經濟社會問題嚴重，引發民粹和民族主義，潛在衝突風險升高。第二個「地中海」是黑海。2013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和2014年的克里米亞「脫烏入俄」危機，其核心利益之爭就在於黑海控制權。三是波羅的海。北約勢力與俄羅斯力量激烈對峙。由此可見，從波羅的海，經中東歐直到黑海和西巴爾幹，一道新的「鐵幕」正徐徐落下。四是南海。在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執政時期，圍繞南海主權，菲律賓等一些東盟國家在美國和日本等域外勢力的鼓動和支持下與中國展開地緣政治博弈。五是以朝鮮半島為中心，自北往南包括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和東海四個邊緣海共同構成的東北亞「地中海」。
自2016年以來，朝核問題升溫，正在演變為家門口的一場地緣危機。中國在各「地中海」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迅速擴展，因而面臨愈來愈大的地緣風險，亟須妥善應對。在黑海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與北約、歐盟之間形成了緊張對峙，給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16+1」合作帶來潛在地緣風險。而東北亞「地中海」、南海位於中國家門口，涉及中方國家主權和重大安全利益，事關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為何近十年來世界上主要的地緣危機都發生在上述五個「地中海」？導致這些地緣危機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未來趨勢如何？中國在這些「地中海」區域面臨怎樣的地緣風險？又該如何管控，有效維護自身的地中海利益？這些都是緊迫的現實問題。
「地中海」及其特性
在傳統地緣政治學中，人們雖然對單個的特別是傳統的「地中海」給予了較多學理關注，但對其他「地中海」一併探討其特性的,則幾乎沒有.這種缺失正是本文意欲加以彌補之處。而「地中海」的歷史複雜性、地理敏感性和發展不平衡三大特徵，則是「地中海」危機不斷出現的重要因素。
（一）「地中海」：被地緣政治學遺忘的角落？
西方古典地緣政治理論沒有把廣義上的「地中海」視為影響國際政治經濟走向的核心區域，也沒有從理論上加以凝練，提出有關「地中海」的一整套地緣政治理論。具體而言，海權論的提出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關注的是海洋上的「鎖喉要道」。馬漢認為，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狹窄航道的控制，是體現國家力量至關緊要的因素。這種觀念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國間的海軍軍備競賽提供了合法性依據。陸權論的提出者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關注的是歐亞大陸上的「地理樞紐」或曰「心臟地帶」。
麥金德在1904年發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中認為，世界歷史就是海上國家和陸上國家反覆鬥爭的歷史。而陸上力量的中心區域，即所謂的「歷史中的地理樞紐」也就是歐亞大陸中心地區（大體和前蘇聯的領土範圍相當）。
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I deals and Reality）一書中，麥金德將從波羅的海穿越黑海的東歐放進歐亞大陸內部的戰略附加之中，並提出，「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世界。」這對西方政治領袖和政治活動家的警示是明顯的——控制世界的關鍵位於德國和斯拉夫國家的中間一層，或稱中歐（Mittteleuropa），一個對德國人進入同從俄羅斯進入一樣方便的地區。在麥金德看來，在樞紐地區之外，在一個巨大的內新月形地區中，有奧地利、德國、土耳其、中國和印度；而在外新月形地區中，則有英國、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加拿大和日本。這兩個新月形地區可以對樞紐地區構成遏制。
而耶魯大學的斯皮克曼（NicholasSpykman）教授關注的則是歐亞大陸兩端的所謂「邊緣地帶」，即處於陸地和海洋邊緣，夾在海權和陸權中間，同時也是資源富集的地區。所謂「邊緣地帶」，具體而言，包含歐洲沿海、阿拉伯半島和中東沙漠地帶以及亞洲季風區域。在亞洲的季風帶，「邊緣地帶」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中國與中國沿海地帶、印度與印度洋沿岸。與麥金德相類似，斯皮克曼也從馬漢那裡繼承了海權與陸權分立的二分法，將「邊緣地帶」視作「可爭執地帶」（debatable zones），是海權與陸權角逐區域。
同樣的邏輯也使科恩認為這些地緣戰略區域和資源富集區（亦即斯皮克曼稱作「邊緣地帶」的地區）是紛爭連綿的「破碎地帶」（shatter belts）。美國地緣政治學家索爾·科恩（Saul Cohen）在《國際關係的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將「破碎地帶」稱之為「戰略導向地區，既在內部深刻分裂，又夾在地緣戰略轄區大國之間的競爭之中。」由此可見，從海洋上的「鎖喉要道」，到歐亞大陸上的「心臟地帶」，再到「邊緣地帶」、「破碎地帶」，西方地緣政治理論始終沒有把「地中海」單獨作為一個可操作的理論概念予以詳細審視。
但在西方政策界，對地中海、加勒比海等單個「地中海」，則一直有相關論述。一個世紀前，新普爾（EllenChurchillSemple）注意到新大陸的墨西哥灣—加勒比海灣，和舊大陸地中海的內陸海之間存在地理上的相似性，她稱前者為「美洲的地中海」。斯皮克曼將「美洲的地中海」形容為美國對其須有絕對控制權的地區。
在西方歷史地理學界，歐洲—北非地中海可謂是長盛不衰的研究主題。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法國年鑒學派領軍人物費爾南多·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在布羅代爾筆下，地中海有其鮮明的特色：地中海作為一個單位,擁有具有創造力的空間，有着驚人的經由海路的來往自由，有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各個地區……還有互相取長補短的各種居民，以及與生俱來的敵意。在布羅代爾看來，地中海的各種文明不斷盲目地同緊緊夾住這個內海的幾個大陸的巨大地塊進行着鬥爭，甚至還需要同浩瀚無邊的大西洋和印度洋進行鬥爭。在中國史學界，著名歷史學家閻宗臨在《歐洲文化史論》中，將地中海視為歐洲歷史演變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個是中歐平原），提出古羅馬和現代英國，從未忽視過對地中海控制權的爭奪。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術界對地中海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單個的地中海，尤其是位於歐洲和北非的傳統地中海，沒有將各個「地中海」統一起來進行研究。但現實情況是，在過去十年時間裡，多個「地中海」區域爆發了時間上緊密銜接的系列危機，這就需要我們對各「地中海」從比較的視角和整體的角度把握。
初步來看，近年來的「地中海」危機有三個特徵。一是都發生在歐亞大陸周邊與海洋的交匯處，是陸地與海洋力量激烈角逐的地帶，而美洲的加勒比海則總體「風平浪靜」。二是「地中海」危機爆發的同步性和密集性。上述五大「地中海」危機此起彼伏，「你方唱罷我登場」，密集、強度大。三是牽扯宗教、文明衝突，有歷史性在其中。有鑒於此，本文在「心臟地帶」、「鎖喉要道」、「邊緣地帶」、「破碎地帶」等地緣政治的傳統概念之外，擬從地緣政治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視角考察「地中海」概念，深入分析「地中海」危機產生的原因、預測趨勢，開展理論和政策研究。
（二）「地中海」特性
將「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觀察，我們發現「地中海」有三個顯著特性，這些特性是導致「地中海」危機的內部原因。
一是歷史複雜性。從歷史上講，「地中海」地區都有繁榮的往昔和燦爛的昨天。這裡存有多種文明，有過多種力量的角逐，歷史「恩怨」複雜。以傳統地中海為例，其沿岸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古代開始，這裡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巨石文明、愛琴海文明等多種文明交匯演繹之地。數個世紀以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伊斯蘭教內部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恩怨綿延不絕。
這意味着,當地緣戰略板塊碰撞之後，新的板塊邊緣的形狀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歷史的形塑。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第二次海灣戰爭），在顛覆薩達姆後，美國扶持伊拉克什葉派政權，這徹底改變了阿拉伯地區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力量對比。由於伊朗也是什葉派執政,這導致伊拉克與伊朗這兩個中東地區大國都由什葉派掌權，什葉派在中東地區力量得到空前壯大，事實上幫助伊朗改變了原先被遜尼派政權包圍的困境，這讓中東地區大國沙特阿拉伯感到坐立不安。
基辛格曾經提到，美國如何對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個簡單的均勢考量或民主化問題，而必須把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間持續千年之久的宗教紛爭考慮在內。「阿拉伯之春」最初被視為一場由青年人主導的促進自由民主原則的地區革命，這一波改革會將這一地區相互爭奪的專制政權和「聖戰勢力」掃入歷史角落。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東地中海、阿拉伯半島複雜的歷史背景，使得歷史進程並沒有像西方最初期待的那樣發展。「阿拉伯之春」實際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內部既有的宗教、社會、階層矛盾。在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等動蕩國家的背後，出現了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使得東地中海、紅海和波斯灣所環繞的阿拉伯世界更加動蕩。
二是地理敏感性。各「地中海」都地處十字路口交匯之地，鄰國眾多，列強環伺，是地理敏感地帶。大國都需要出海口或者控制海洋上的「鎖喉要道」，都想把「地中海」變成自己的「內海」，圍繞「地中海」的地緣政治角逐是幾千年以來恆定的歷史地理主題。海洋國家和伊斯蘭世界一直想把地中海變成自己的「內湖」。圍繞地中海的控制權，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有希臘與波斯人之間的希波戰爭、希臘內部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及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三次布匿戰爭，直至最終將地中海變成羅馬帝國的內海（「我們的海」，MareNostrum）。
而在漫長的中世紀，基督教和伊斯蘭勢力都想長期控制東地中海，尤其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為這裡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關鍵。在波羅的海，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為尋求波羅的海霸權，在1611—1629年先後與丹麥、俄羅斯和波蘭爆發了戰爭。俄羅斯彼得大帝有着同樣的野心，為此將首都遷至波羅的海東岸的聖彼得堡，為了爭奪波羅的海控制權，與瑞典進行了「北方戰爭」。黑海也是各方爭奪的焦點，在18世紀，黑海的主要矛盾雙方是沙皇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黑海地區是俄羅斯重要的戰略出海口和戰略據點之一。歷史上，自彼得一世起，俄羅斯就加強了在黑海的爭奪，與土耳其爭奪黑海北岸及出海口、染指巴爾幹、控制黑海出海口。
在各大力量圍繞「地中海」的地緣政治博弈下，「地中海」往往成為衝突區和「破碎地帶」，成為戰爭的策源地。其中一個典型代表就是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在東亞的軍事擴張，其第一步就是佔領東北亞「地中海」，其戰略實施步驟是先攫取和吞併中國屬邦琉球，然後出兵強佔朝鮮、割佔中國的台灣，再攻佔旅順，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實施「南下戰略」，開始進攻東南亞。至今真偽難辨的《田中奏摺》概括了日本的地緣政治戰略。日本地緣戰略的核心部分是佔領兩個「地中海」——東北亞「地中海」和南海。但也就是在日本準備開始實施南下戰略之際，美國出於自身地緣戰略利益考慮，開始對日本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這成為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並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動因。
三是發展不平衡性。地中海沿線國家之間發展不平衡，存在富國和窮國、強國和弱國之間的差距。從各「地中海」國家構成上而言，多中小型國家，大國、強國、富國對小國、弱國、窮國的控制與反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域外大國的捲入，導致了這些「地中海」內部脆弱的平衡。在板塊撞擊後，一些國家和地區淪為「破碎地帶」，另一些則被納入新的地緣戰略板塊，如歐盟和北約「雙東擴」之後將數個中東歐國家納入其勢力範圍。但事實上，板塊碰撞之後，大國很少做好「善後工作」。新併入的區域都處於邊緣地帶，存在經濟發展落後、社會矛盾激化、宗教衝突等各種問題，這一點在中東歐、西巴爾幹非常明顯。從社會學角度講，「地中海」大都經歷了或正在經歷現代化的陣痛。但現代化和傳統之間似乎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土耳其經歷了政變和修憲，正加速伊斯蘭化。西巴爾幹地區部分國家則正在成為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的溫床。
四大地緣戰略板塊的運動與碰撞
「地中海」位於陸地中間的地理特性，就決定了其必然受到周邊陸地板塊或島鏈的深刻影響。上述危機頻仍的五大「地中海」恰好位於海洋、歐亞大陸、東亞和伊斯蘭四大地緣戰略板塊的交匯處。具體而言，歐洲—北非地中海、黑海這兩大「地中海」位於海洋、歐亞大陸和伊斯蘭三大板塊的交匯處；波羅的海位於海洋和歐亞大陸板塊交匯處；東北亞「地中海」位於海洋、東亞和歐亞大陸板塊交匯處；南海則位於海洋和東亞板塊交匯處。四大地緣戰略板塊的運動，加之「地中海」自身歷史文明宗教的複雜性，即「地中海特性」，是導致「地中海危機」頻發的主要原因。五大「地中海」危機源於海洋、歐亞大陸、東亞、伊斯蘭四大地緣戰略板塊的激烈碰撞，而這些碰撞又都無一例外地與海洋板塊的歷史性擴張有關。索爾·科恩曾提出過「海洋地緣戰略轄區」的概念。
本文中所說的「海洋地緣戰略板塊」與科恩的「海洋地緣戰略轄區」有所不同。「海洋地緣戰略板塊」包含了整個歐盟及其成員國。考慮到歐盟有統一的機構、法規、共同政策以及一定程度的集體意志和戰略動機，本文傾向於將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暫時放入「海洋地緣戰略板塊」中。此外，本文將東盟國家和韓國視為位於海洋和東亞板塊之間的「可爭取地帶」。之所以說是「可爭取地帶」，指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地理上，位於自然地理意義上的東亞和海洋板塊之間；在區域認同上則一直在海洋和東亞這兩大板塊之間徘徊。
作為歐亞大陸東南角的地理附屬地帶，東盟國家的地緣政治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其地緣戰略的關鍵在於成為海洋和東亞地緣戰略板塊都爭取的對象，在兩大板塊之間尋求有限的活動空間。海洋戰略板塊的特點是經濟上追求全球範圍的商業利益，政治上秉持自由民主價值觀和政治現實主義互為表裡的意識形態，軍事上依託強大的海上機動力量。在這三大特點的驅動下，自15世紀以來，海洋板塊先是實施以殖民掠奪和加強國家力量為基礎的重商主義，在18世紀以後開始實施以市場開放和炮艦政策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至「維多利亞時代」達到巔峰；而自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國家又實施以「瓜分非洲」、「瓜分亞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
19世紀末至今，西方地緣政治精英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一個由三個層次構成的認識論體系，即我們稱為「西方地緣政治想象」的地緣現實主義。位於最底層的是政治現實主義,它認為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國家間為求生存和追求權力或安全而競爭。第二個層次是「現代地緣政治想象」（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在《地緣政治學：世界的再現》（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中，阿格紐（JohnAgnew）對「現代地緣政治想象」的四大特徵進行了總結：世界被視作一個整體；世界被區分為先進地區和落後地區；政治組織的最高形式是民族國家；世界政治因為不同的國家追求首要地位而展開。第三個層次是所謂的「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包括馬漢、斯皮克曼、麥金德等的地緣政治理論，其核心是海權與陸權的對峙，以及歐亞大陸在地緣政治中居於核心地位。這三個層次構成了西方地緣政治精英頭腦中的地緣世界，體現了西方地緣戰略學家們對世界的看法。在這樣一種地緣政治想象下，以美國為領導的海洋板塊的地緣戰略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分強調權力與競爭；二是「國家中心主義」，而且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三是強調海權與陸權的截然對立。因此，海洋地緣戰略板塊的地緣戰略有很強的擴張性，極易導致衝突。
就歷史規律而言，但凡海洋力量崛起擴張之時，「地中海」往往成為其與陸地力量角逐的戰場。對於海洋板塊而言，其崛起的第一步必然是陸地邊上的邊緣海，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地中海」。這也就是「地中海」往往成為地緣政治熱點的一個重要原因。海洋國家在16—20世紀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所有國家都被納入了以海洋國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19世紀時的東亞板塊和伊斯蘭板塊都淪為了邊緣地帶。但海洋板塊亦有其力量的極限，即海洋板塊很難深入大陸腹地，全面持久控制歐亞大陸。以俄羅斯（及後來的蘇聯）為代表的歐亞板塊在17世紀後逐步崛起，在蘇聯時期達到全盛期，與海洋板塊一起將世界分為兩大陣營。1989年「蘇東劇變」後，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海洋板塊的擴張進入一個加速期，給歐亞大陸、東亞和伊斯蘭板塊都帶來了巨大壓力和猛烈衝擊，顯著改變了這些戰略板塊之間的「邊界」。
冷戰結束以來，四大地緣戰略板塊之間的複雜關係主要表現為海洋板塊對歐亞、伊斯蘭、東亞板塊的擠壓以及三大板塊的應激反應；與此同時，歐亞、伊斯蘭、東亞三大板塊之間以及各板塊內部亦有磕碰。之所以近十年來，大家普遍有「地緣政治回歸」的直觀感受，是因為看到了在歐亞大陸周邊的近海區域，出現了利比亞戰爭、克里米亞危機、朝核問題、南海問題等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這些地緣政治事件爆發的時間節點恰好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緊隨其後的歐債危機相吻合。這暗示着，在地緣危機的背後，可能有着深刻的經濟動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阿拉伯世界的出口就因為歐美的需求萎縮而下滑，並導致阿拉伯國家經濟總體出現下滑勢頭。這在很大程度上觸發了阿拉伯世界內在的政治與社會痼疾，最終導致「阿拉伯之春」這一運動的總爆發。
從世界經濟長周期來看，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正好位於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所說的第五個長波的B階段，每個長波約50—60年，又分為上升和停滯兩個階段（分別是上升的A階段和停滯的B階段）。第五長波的A階段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着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以及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出現，推動世界經濟較快增長。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世界經濟出現下滑，從而進入到了第五長波的B階段。從國際政治的歷史軌跡來看，在每個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A、B兩個階段的轉換時期，以及從一個長波轉向下一個長波的過渡階段，世界上極易出現地緣政治衝突和戰爭。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國經濟出現危機，導致對外輸出矛盾；也可能是因為大國力量的興衰導致出現大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最終引發地緣衝突。
筆者判斷，世界經濟的增長與停滯，很有可能是導致地緣戰略板塊內在變化和運動的第一推動力。冷戰結束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在強大經濟實力保障下，海洋板塊擴張加速，歐亞板塊「節節敗退」，東亞板塊則選擇了默認美國在世界政治與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低調」積蓄自身實力的策略，而伊斯蘭板塊中的宗教極端勢力則採取了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報復行動。總體來看，海洋板塊數年來的擴張最終引發其他地緣戰略板塊的強烈反彈。冷戰結束以來，四大地緣戰略板塊的互動與碰撞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海洋板塊對歐亞大陸板塊的「蠶食」。這場地緣戰略板塊的運動始於1989年的「蘇東劇變」。這場發生在「心臟地帶」的劇變，造成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版圖急劇變化。海洋勢力開始經由地中海，深入黑海，並與俄羅斯在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亞展開了新的「大博弈」。其表現形式是海洋板塊掌控的軍事和經濟集團的向東擴張。自1996年起，美國向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組成的互助組織（即日後的「古阿姆」集團，GUUAM）提供軍事援助。1999年發生的「南聯盟」危機，其後果是北約和歐盟向西巴爾幹地區的擴張。同年，北約正式吸納波蘭、捷克、匈牙利入約。從2003年以後，北約與歐盟繼續「雙東擴」。其中北約共實現了四輪東擴，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等，已被納入北約。截至2017年6月，隨着黑山的加入，北約成員國已經達到29個。同時，積極表達加入意願的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也是北約潛在的成員國。美國領導的海洋板塊成為中東歐地緣政治博弈的最大贏家，而俄羅斯的戰略緩衝地帶從蘇聯時期的1600公里被壓縮殆盡，實質上已經與北約接壤。
在海洋板塊對俄羅斯主導的歐亞大陸板塊「進攻」後，俄羅斯開始了「絕地反擊」，分別在波羅的海、黑海和東地中海進行了「阻擊」。黑海東端的格魯吉亞與俄羅斯在2008年發生了俄格戰爭。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後，在黑海沿線,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較量與對抗。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用實力告訴美國和北約，什麼是俄羅斯不容動搖的戰略底線。
歐亞地緣戰略板塊的歷史告訴我們，地緣政治邏輯是這個板塊的根本邏輯。在沙皇俄國時期，對領土的追求和版圖的擴張使得歐亞板塊崛起成為西起大西洋、東至太平洋的巨大地緣戰略板塊。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使沙俄侵佔了中國1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917年之後，沙俄被蘇維埃政權取代，結束了帝國主義行徑。但在斯大林時期，又有明顯的擴張，包括通過1939年的《蘇德密約》對波羅的海的擴張，與德國瓜分波蘭等行徑。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在「勃列日涅夫主義」指導下，對中東歐實施擴張，並在1979年發動入侵阿富汗的戰爭。沙皇俄國（及其後的蘇聯）的這種擴張性很有可能是與所謂的「安全困境」心理密切相關，即越擴張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要擴張。從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來看，地緣政治擴張導致的民族成分的複雜性以及最終如星火燎原般的民族矛盾，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海洋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在歐亞大陸的對峙沿着波羅的海，經中東歐直到黑海和西巴爾幹依次展開，一道新的冷戰「鐵幕」正徐徐落下。
二是海洋板塊與伊斯蘭板塊的激烈衝突。伊斯蘭板塊是宗教與地緣政治的複合體，其最大的特點是執着地追求伊斯蘭信仰。伊斯蘭板塊的第二個特點是內部的矛盾衝突和分裂。一是世俗與宗教之間的矛盾，二是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矛盾，三是大國勢力深入伊斯蘭世界內部後引發的地區地緣衝突。這導致伊斯蘭板塊內部遠不是鐵板一塊。這些矛盾可以充分解釋「兩伊戰爭」的爆發和後來本·拉登及其領導下的「基地組織」針對西方的報復性崛起。「9·11」之後，美國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
在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展開了激戰，標誌着海洋地緣戰略板塊與伊斯蘭板塊之間的激烈衝突。在日前伊拉克庫爾德地區公投背後，亦有美國的身影，而以色列則公開支持庫爾德公投。這將進一步打破中東地區脆弱的平衡，加劇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之間的矛盾，甚至使現有中東地緣政治版圖分崩離析。美國、以色列支持庫爾德獨立，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遏制伊朗。此外，伊斯蘭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亦有碰撞。例如，伊斯蘭激進勢力對歐亞大陸板塊內的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進行了擴張，導致包括兩次車臣戰爭在內的俄羅斯方面的強力回擊。
三是海洋板塊與東亞板塊的碰撞。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是通過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推動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以軟性的地緣經濟方式擴展影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在中國加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海洋板塊與東亞板塊的碰撞加劇，涉及朝核問題、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等。海洋和東亞兩大板塊之間的碰撞在歐亞大陸的東端和西太平洋地區形成了一條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可爭執地帶」。南海問題涉及中國領土主權與重大海洋權益。中國80%以上的石油進口通過馬六甲海峽，是「海上生命線」。圍繞南海問題，中國與美國、東盟部分國家、日本展開了激烈博弈，而歐盟、印度、俄羅斯等域外力量也加入進來。
東北亞「地中海」，即以朝鮮半島為核心的日本海—黃海—東海構成的「地中海」區域，亦事關中國核心安全利益。這裡博弈的對象主要是中、美、俄、日、朝、韓六方。朝核問題上升為東北亞地區最主要的地緣政治矛盾，其本質是海洋板塊與東亞板塊圍繞東北亞「地中海」控制權的爭奪與反爭奪。對於海洋板塊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國作為東亞板塊的領導核心，當然會採取反制措施。而隨着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上台後中菲關係的急劇升溫，美菲關係卻開始惡化。此外，以中國為首的東亞板塊還與以俄羅斯為首的歐亞大陸板塊加強了合作與互動，中俄聯合軍演也已經擴展到了地中海和鄂霍次克海。目前，海洋與東亞地緣戰略板塊在東北亞「地中海」和南海之間的競爭已呈愈演愈烈之勢。
海洋戰略板塊中主導國家的擴張邏輯，強調地緣政治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對文明、宗教、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整合不足甚至缺失，缺乏對「地中海特性」的充分認識，導致新納入的地區出現恐怖主義、經濟發展落後以及對周邊乃至全球的負面外溢效應，產生了所謂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單純依靠強力和當事國「內爆」實施擴張，卻不考慮整合、融合問題，極易引發「地中海」危機。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歐亞、伊斯蘭板塊中亦隱藏着地緣政治上的擴張衝動，前者源於安全困境，後者起於宗教執着。由此可見，地緣戰略板塊之間的碰撞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歷史常態，其碰撞衝動既緣起於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性，亦離不開各大戰略板塊的自身特質。加之歷史形成的「地中海」特性，五大「地中海」危機終於以今日之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未來地緣戰略板塊的演進趨勢及中國「地中海權益」的維護
就地球板塊的運動規律而言，一是運動的恆定，即板塊的運動永遠不會停止，日積月累，就出現了板塊的漂移；二是板塊邊界變化的恆定，即板塊的碰撞不會停止，板塊邊緣永遠處於變化之中。我們今日所見之地表，可以追溯到二億五千萬年前作為一個整體的超級大陸（Pangea），日後由於板塊漂移，才出現今日之多個大陸並存的格局。但板塊漂移的過程沒有停止，還在繼續進行當中，總體將符合「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規律。
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說明地球大陸可能已經處於一個形成新的超級大陸的過程之中。這雖然是關於自然地理的概括，但地緣政治卻也與之相類似。歷史上先後出現的帝國從未從領土上真正把世界連接為一體,但不得不承認，15世紀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體系從經濟上將全世界都納入了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但美蘇對峙和冷戰爆發意味着世界在地緣上仍是分裂的，即兩極格局。冷戰終結後，美國單極格局曇花一現。今天，世界正迅速步入多極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地緣戰略板塊也在發展變化當中。東亞板塊就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後，從歐亞大陸板塊中逐漸脫離出來的一個板塊。今後，還會有新的地緣戰略板塊出現。
從目前來看，以印度為核心的南亞地緣戰略板塊以及以德法為核心的歐盟地緣戰略板塊正在逐步形成當中。而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因缺乏一個強大的領導核心或因為人口太少，暫時還難以形成一個獨立的地緣戰略板塊。南亞板塊很久以來就不在現有各地緣戰略板塊的範圍內，是自我發展成長起來的。2017年發生的中印洞朗地區邊界對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南亞板塊崛起過程中與東亞板塊碰撞的體現。
而歐盟板塊則是在歐洲發生多重危機、特朗普上台後美歐分歧加劇的背景下,有可能從美國主導的海洋板塊中脫離出來的一個戰略板塊。歐盟開始加強建設獨立的歐洲防務力量，增加軍事防務預算，實施更具有自主性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愈發具有對內保護、對外擴張性質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例如，歐盟委員會提議構建歐盟層面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框架的立法提案，用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的話講，就是「歐洲必須能夠一直保護自身戰略利益……作為一項政治責任，我們需要知道在自家後院里發生了什麼，只有這樣才能保護我們的集體安全。」
未來，如果美國逐步放棄全球的領導地位和安全義務，歐盟將不得不實施獨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並有可能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具有明確戰略意識和實施大戰略能力的新的地緣戰略板塊。這些變化意味着，在未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內，可能有六大地緣戰略板塊各領風騷，分別是海洋（美國主導）、歐盟（德法+歐盟機構主導）、歐亞大陸（俄羅斯主導）、東亞（中國主導）、南亞（印度主導）以及內部暫時處於分裂狀態的伊斯蘭地緣戰略板塊，它們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在這六大地緣戰略板塊交匯的「地中海「區域，「地中海」危機只會加劇，而不會緩和。
今後的中國將面臨一個更加條塊分割的世界。世界經濟自2008年以來也已步入第五個長周期的B階段（停滯階段），這意味着世界經濟未來走勢很可能是L型，直到下一次工業革命將世界經濟重新帶入一個上升期。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可能正面臨一個劇變的時代，突出表現為時代精神的轉變。所謂「時代精神」，是一個時代的主導精神。
二戰後出現的自由、開放、包容的時代精神正滑向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和重商主義。其主要特點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國家中心主義，強調國家利益至上和本國利益優先，其代表是特朗普總統及其「美國優先」主張；二是各個國家圍繞地緣利益和權力展開激烈競爭；三是包括美歐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開始推行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四是各國內部以階級、種族劃線的社會矛盾激化。我們不能忘記，這樣的時代精神前兩次分別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和上世紀30年代，結果是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因此，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可以說是一個高風險時代，而這個時代，又恰恰是中國崛起及全球利益迅速增長的時代。我們希望新的產業和科技革命儘早到來，以便帶來新一輪經濟景氣。如若世界經濟的長周期依然與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論所預測的一致，那麼人們的等待期將會相當漫長。這進而意味着目前世界正在經歷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浪潮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在這短則十年、長則二十年的過程中，地緣危機會進一步加劇，各大地緣戰略板塊的摩擦碰撞會引爆一系列「地中海」危機。這意味着在各「地中海」及其沿岸，中國面臨的地緣風險急劇上升。自2013年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自2016年起，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中國的利益更是進一步深入各「地中海」區域。維護中國的「地中海權益」，關鍵是要阻止時代精神退化到二戰前以鄰為壑的狀態；中國需要與各地緣戰略板塊達成守望和平的戰略共識，開展戰略協調與利益置換，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各大地緣戰略板塊中的主導國家秉持的是怎樣的時代精神，是封閉保守、本國第一，還是開放包容、互利共贏，因此需要推進板塊間的戰略、經濟與文明對話；同時需要阻止海洋或其他任何一個板塊的過速、過度擴張或衰落，實現各板塊間的均衡。中國在未來一段崢嶸歲月中，或許將是維護全球化進程以及緩解地緣政治衝突的最後屏障，因而將可以發揮獨特作用，並提供中國方案和相應的國際公共產品。具體而言，中國在各「地中海」的權益維護有三個大方向。
一是在歐洲—北非地中海，面對正在出現的「失敗之海」，需要積極採取措施維護中國的地中海權益。2015年時任意大利外交部長（現任意大利總理）保羅·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歸納了地中海面臨的三大挑戰：恐怖主義、非洲和移民。他呼籲美國「重返地中海」，同時，歐盟方面實施地中海版本的「馬歇爾計劃」。地中海危機源於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開始的歐債危機以及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這背後的邏輯鏈條是：美國金融危機傳染給歐洲，歐洲是「薄弱環節」，引發歐債危機；而美歐市場和能源需求的銳減，導致北非馬格裡布和中東國家經濟增長停滯，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和政治危機，最終導致「阿拉伯之春」、恐怖主義和難民潮的泛濫；大量難民經由地中海湧入歐洲，導致歐洲難民危機；而俄羅斯與北約、歐盟在東地中海地區的激烈競爭和發生在黑海沿岸的烏克蘭危機，又給東地中海—黑海地區帶來帶來地緣危機。
在多重危機疊加下，傳統地中海可能徹底淪為「失敗之海」，即地中海內部的安全、秩序和福利完全喪失。考慮到地中海是中國進入歐洲市場的門戶，而歐盟又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重大。東地中海又是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交匯點，尤其是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和匈塞鐵路共同構成了中國進入歐洲市場的「中歐陸海快線」。
在此背景下，中國一方面在吉布提建立了後勤補給中心，另一方面則應該積极參与地中海地區的區域合作機制，並考慮建立中國與地中海國家對話合作框架,重點是開展政治對話、加強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在參與地中海合作機制和主導建立「中國與地中海國家合作機制」時要做好與歐盟的溝通和協調，這主要是考慮到地中海國家中的北方國家基本都是歐盟成員國，需要遵守歐盟的法律法規。但在開展中國與地中海國家合作機制時，也應儘可能向歐盟傳遞正能量，要防止歐盟蛻變為一個保護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歐洲堡壘」，對中國的政治和經貿利益造成損害。
在歐盟逐漸從海洋板塊分離出來的過程中，中、美、俄、歐、伊斯蘭五大戰略力量在地中海地區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和錯綜複雜，中國需要逐漸形成「地中海思維」，即多種文明、宗教、歷史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內交匯、碰撞，多種力量既競爭又合作，均勢、均衡與合作是走向和平與繁榮的關鍵。這同時意味着，中國在歐洲—北非地中海的「介入」，必須是和平介入，主要依託非軍事手段，是通過經濟合作、人文交流、文明互鑒與多邊主義的方式幫助傳統的地中海恢復和平與往昔的繁榮,也藉此確保「一帶一路」合作在傳統地中海區域能夠紮根、機制化、可持續發展，惠及地中海沿岸各國。
二是在波羅的海—中東歐—黑海—東地中海一線，應對正在形成的冷戰新邊疆。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歐洲、俄羅斯基於不同的戰略目標而在這一地區展開了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這一地區的主要矛盾是美歐俄三方的安全博弈。未來，這一地區可能無法完全擺脫安全困境，北約東擴的勢頭不會停止，美俄之間的地緣競爭還將繼續。中國此時進入這一地區，機遇和挑戰並存。這裡潛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增加了中國進入這一地區的地緣風險。中國或許將很難不被捲入到美歐俄三方的大國博弈當中。
但是，無論是美國、歐盟、俄羅斯，還是中國，僅僅依靠自身力量都將無法為這一廣大地區提供安全、穩定和增長等領域的所有公共產品，只有通過多方協調，才可能實現地區繁榮和穩定。而目前中國應該做的，而且唯一能做的，就是落實好「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推進中國、歐盟、歐亞經濟聯盟在中東歐地區開展三方合作，以經濟與制度的手段推動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推動「16+1」合作取得更多務實成果，將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間的「16+1」合作機制建設成為一道「防火牆」和戰略緩衝機制，緩解海洋和歐亞板塊之間的地緣衝突，將中東歐、西巴爾幹地區從潛在的「破碎地帶」改造成「門戶區」。這裡所謂的「門戶區」，指的是增進民族、商品和觀念交流的國家和地區，其在連通世界不同地區可發揮獨特作用。今日最重要的門戶區是新加坡、中國香港、摩納哥、芬蘭、巴林、迪拜、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及巴哈馬群島。今後，中國應與各方一道，努力將波羅的海—中東歐—黑海—東地中海一線轉變為和平與繁榮的「門戶地帶」，打造更多的門戶國家、門戶城市。
三是東北亞「地中海」和南海。這裡有着中國最重大的「地中海利益」。「地中海」是大國崛起的腹地。歷史上西班牙、法國等歐洲大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均崛起於地中海。美國則崛起於加勒比海。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認為，「對於美國來說，控制了加勒比海，就等於控制了美洲大陸；而控制了美洲大陸，美國才可以從西半球騰出手來影響東半球的大國均勢……美國要成為世界大國，首先是加勒比，其次才是世界。」為達到其目的，美國不惜打了一場美西戰爭，戰勝西班牙，並開鑿了巴拿馬運河，通過改變地理內涵的辦法，將大西洋與太平洋貿易相連接，並主宰這一貿易。從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的崛起，必崛起於東北亞「地中海」和南海。
但中國顯然不會走歷史上大國通過戰爭崛起的老路，而將和平崛起。這就意味着中國將努力在東北亞「地中海」和南海這兩個地中海實現和平和繁榮。這裡的關鍵，一是要妥善處理朝核問題，防止東北亞「地中海」成為「核海」和「火海」，要考慮到朝核問題的歷史經緯，避免朝鮮半島出現大的動亂和各派勢力乘亂而入「攪局」，要儘早吸納朝鮮進入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實現東北亞的和平與繁榮；二是要積極謀划鼓勵日本的東亞特性，繼續與日本、韓國一道，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推動東亞共同體建設；三是在南海地區，深入推進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向東盟開放服務業市場，加快推進包括中日韓、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與印度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通過各大地緣戰略板塊之間的戰略、經濟與文明對話，推進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避免該地區出現戰亂，淪為「破碎地帶」，成為群雄逐鹿之地。
未來，包括紅海、裏海、加勒比海在內的「地中海」區域都可能成為新的地緣政治熱點。以中美洲—加勒比海為例，台地區的所謂「邦交國」多雲集於此。隨着2017年巴拿馬與台斷絕所謂「外交關係」兩岸「外交休兵」告一段落。巴拿馬連通兩洋的戰略位置,令美國對中國在巴拿馬以及整個中美洲-加勒比海日益增長的經濟存在和政治影響力日漸不安。我們需要意識到，各地緣戰略板塊之間的競爭不僅僅局限於各地理板塊所在地理範圍的「內線」，競爭和衝突可能在「外線」發生，尤其是隨着各地緣戰略板塊力量投送能力的加強與革新，各地緣戰略板塊的競爭可能在全球範圍內發生。
綜上所述，中國亟須樹立「地中海思維」，在國際體系和國家這兩個傳統國際關係分析視角之外，增加一個「地中海」視角。「地中海思維」是一種新型的區域主義，在承認地緣戰略板塊存在競爭的前提下，深入觀察地中海特性，強調尊重既有文明的邊界，深刻理解歷史複雜性、地理敏感性和發展不均衡性，反對軍事擴張，強調通過對話解決衝突，防止任何一個「地中海」成為某一單一地緣戰略板塊的「內海」，由此實現航線安全與自由，實現各種力量板塊之間的均勢，努力推進和平與共同繁榮。■
文章來源：《國際展望》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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